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生态补偿经济价值评估——以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基于意愿调查法,通过支付卡式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武汉素山寺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游客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57.3%的受访者愿意为环境进行补偿性的支付;问卷调查结果认为,支付意愿值随年龄、个人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变化,年龄大、文化程度和收入高,而且游览次数多的游人,支付愿意值更高。支付意愿分布范围是4.4~7.8元,平均值和多元线性回归两种方法估计得到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1元/人和7.7元/人。以2011年游客量43万人次计算,总支付意愿为296.7万元。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基于CVM的荆州市稻田生态系统的景观休闲旅游价值评价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调查了荆州市居民对稻田生态系统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认知程度和支付意愿,对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支付意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对荆州市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价值进行了货币化评估。结果表明,居民对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认知程度很低,对其十分了解的仅占3.5%,并且更侧重于旅游这一目的,达到61.1%。同时,78.7%的受访者认为稻田景观休闲旅游是赋有乡愁情感的。对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稻田景观休闲旅游功能的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文化程度（P=0.000）和月收入（P=0.004）呈极显著正相关。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文化程度对支付意愿的敏感性较大。按人均支付意愿计算,荆州市稻田生态系统景观休闲旅游的总价值约为4.43亿元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生态景观质量的游客感知及支付意愿评价——以福友休闲农场为例

在近年来国内休闲农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缺乏对其非使用价值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出现了高速增长与效果欠佳的矛盾,如何科学评价休闲农场开发的非使用价值,对于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是国内外评估非使用价值和支付意愿较为成熟的方法,但尚未用于对具有"三产融合"和"三生一体"特性的休闲农场的评估,本研究以福建开发较为成熟的长泰福友休闲农场为研究取样点,采用该方法探究游客对休闲农场生态景观质量的感知水平及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的下限为18.26元,支付上限为23.10元,游客对福友休闲农场生态景观保护的支付意愿为96.45万元/年;提供便捷的支付渠道和公开资金的使用途径能有效提升游客购买生态景观保护价值的支付意愿;农场空气的好坏、农场的生态体验设计、农场的田园功能分区在主题设计、耕作体验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创新程度对游客生态保护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于大部分拥有一定农场阅历但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不足的游客,在便捷的支付手段和珍稀植物品种的吸引下,更倾向于形成较低水平的生态保护价值支付意愿,而那些文化素质较高,特别是拥有农场、生态相关领域研究背景,对于农场生态功能性、体验养生内容拥有一定认知的游客,则愿意在更高的价格水平支付农场的生态保护价值。     

基于潜在分类模型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一个离散选择实验模型的实证

确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标准是建立和提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本文对当前我国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多假设受访者同质性偏好的现状,运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研究武汉市不同类别特征的市民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保有意愿情况,并进一步运用Gold Latent软件测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发现:193.5%的武汉市受访市民愿意为保有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支付,但仍有部分比例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还不够(如空气质量)。2武汉市不同受访市民对农田生态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93%的受访市民属于正常偏好型。另有7%的受访市民属于空气质量偏好型。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意识程度和是否愿意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支付三个变量是影响其类别归属的决定性因素。3正常偏好型和空气质量偏好型市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 888.74元/hm~2和518.50元/hm~2,计算得到基于武汉市市民平均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7 407.24元/hm~2。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武汉市农田保护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初步的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农田生态补偿筹集到除了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之外的来自于农田生态服务受益者的资金支付。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研究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建立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在随机效用理论框架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了心理距离、心理所有权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引入区位和类别虚拟变量对比分析了异质性支付意愿产生的原因。通过对赣江流域593份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感觉河流离自己越远,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低;居民对河流的心理所有权越强烈,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高;对水质满意度较低、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高是下游居民支付意愿偏高的主要原因;与赣江的心理距离较远,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低是抗议性响应群体支付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在于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生态补偿制度时应该重视居民支付决策的心理机制,因人因地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从心理上缩短人与河流的距离,提升居民对河流的占有感,都有助于提高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基于WTA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湿地保护局面的形成，对鄱阳湖湿地周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基于禁渔期、保护候鸟和封洲禁牧等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1）鄱阳湖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湿地紧密相关，湖区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2）193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户均生态补偿意愿为3399元/(a·户)，由此估算出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额约为每年582亿元；（3）Tobit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生态效益的认知及生态保护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湖区农户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自然景区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和游憩空间,游客旅游行为对城市自然景区的游憩冲击一直是城市旅游管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研究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控制游憩负面冲击,增强城市自然景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和实践观察基础上,将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游客环境冲击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建立了包含生态环境冲击感知、不友善行为感知、游客冲突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四个游憩冲击感知变量,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环境责任行为变量的"游憩冲击感知—社会责任意识—环境责任行为"理论模型,应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长沙岳麓山国家5A级景区为案例,对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对环境保护促进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对环境自我约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在游客环境冲击感知、设施管理冲击感知、游客冲突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冲击感知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客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游客冲突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指出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若干管理启示。     

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分析

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借助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对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通过测算,2009年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为66 333 483.428hm2,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466.547×10-4 hm2;旅游生态承载力为1 900 029.08hm2,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146.908×10-4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319.692×10-4 hm2。从上海市旅游生态足迹结构来看,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足迹的比例最大,分别占71.79%和23.76%,旅游餐饮和休闲娱乐其次,分别为3.44%和0.14%,比例最小的是旅游观光和旅游住宿。这表明旅游活动正在过度消耗上海城市资源环境,旅游业目前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因此应采取相关的改进措施,以实现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平衡,并着手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发展环保节能的交通工具,大力推动低碳旅游发展,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在保证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保持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武汉东湖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初步研究

武汉东湖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年来,由于游客量大增,旅游环境受到污染与破坏,严重影响旅游环境气氛与质量,运用有旅游环境容量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东湖风景区旅游环境与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出现与原因,并以土地与景区构成为基础,计算得出其旅游环境容量为每年2350万人次,每天为64393人次,同时最大游客在园量为16058人,经比较,东湖风景区目前每年和每天的实际游客量远小于其环境容量,但由于游客时空分布不均,淡季冷清,旺季拥护,特别是旺季中千前后的同时游客在园量可达25000人,远大于共容量,且信要中分布于建筑园林区,研究表明,东湖风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现状是;建筑园林区处于其容量,且集体分布于建筑园林区,研究表明,东湖风景区的旅游环境容现状是：建筑园林区处于饱和、过饱和状态,自然风景公园与水上公园远未饱和,因此,大力开发林地、水面,改善旅游环境,搞好淡季促销,是东湖风景区调整旅游环境容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措施。     

武汉东湖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初步研究

武汉东湖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近年来 ,由于游客量大增 ,旅游环境受到污染与破坏 ,严重影响旅游环境气氛与质量。运用有关旅游环境容量的理论与方法 ,分析了东湖风景区旅游环境与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出现与原因 ,并以土地与景区构成为基础 ,计算得出其旅游环境容量为每年2 350万人次 ,每天为 64393人次 ,同时最大游客在园量为 160 58人。经比较 ,东湖风景区目前每年和每天的实际游客量远小于其环境容量 ,但由于游客时空分布不均 ,淡季冷清 ,旺季拥挤 ,特别是旺季中午前后的同时游客在园量可达 2 50 0 0人 ,远大于其容量 ,且集中分布于建筑园林区。研究表明 ,东湖风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现状是 :建筑园林区处于饱和、过饱和状态 ,自然风景公园与水上公园远未饱和。因此 ,大力开发林地、水面 ,改善旅游环境 ,搞好淡季促销 ,是东湖风景区调整旅游环境容量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措施。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受益者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保护区受益者视角，分析受益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和支付方式，探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1）受益区居民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不熟悉，但绝大多数受益者认同保护区与漓江中下游的水源密切相关。部分受访者不认同作为保护区生态效益受益者的身份；（2）8558%的受益者愿意为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提供帮助，受益者的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28789元，对受益者来说，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为202×108元/a；（3）文化层次和家庭年收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职业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员工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教师，农民的支付意愿最低；（4）受益者支付意愿的方式偏好存在差异性，比起现金支付，受益者更倾向于通过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和纳税的形式，支付保护区提供的生态效益。     

西藏旅游业建设面临的14个问题

本文讨论了西藏旅游业面临的十四个问题。它们是：境外游客准入问题;区际交通问题（Ⅰ.航空）;区际交通（Ⅱ.公路及其它）;区内交通问题（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旅游资源的管理权与经营权问题;旅游景区规划与设计问题;旅游景区营建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特色旅游问题;旅游商品产业问题;旅游方式问题;奖金问题（Ⅰ.外资）;资金问题（Ⅱ.内资）;人才问题。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三峡屏障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三峡屏障区环保整治中利益相关者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反应情形,是有效构筑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的内生动力。基于该区域重点移民县中608名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分析了该区域特有主体(原住民和水库移民)对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水体质量、生物多样性、旅游景观等环保属性及其组合方案的接受与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经济条件不同的原住民与移民均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但迫于发展的压力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环保行为;两类群体在库区生态修复中更重视植被改善与水源涵养(104.93元),而对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物种保护和旅游景观(30.88元)关注较少;移民与原住民愿意支付的最佳方案为优先恢复植被并进行水土保持(方案5),但前者(392.97元)的支付水平是后者(128.02元)的3倍;后靠安置的移民从屏障区中未能获得足够的生态资源支持,再次进行生态移民可能比单一的生态补偿更有效率。     

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支付意愿分析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