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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12年五台山景区旅游生态足迹、景区生态承载力和景区生态和谐度等,同时分析了旅游活动各要素的旅游生态足迹以及旅游活动各要素对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12年五台山景区总旅游生态足迹为21421.09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00527612hm2/人,总旅游生态承载力2079.46hm2,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0.000513hm2/人,旅游生态和谐度为10.2848,说明五台山景区处于不和谐状态,造成不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游客人数在逐年增加,而景区的空间是有限的;第二,景区的能源利用率低,景区餐饮方面规划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景区交通方面,交通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导致化石燃料利用率不高,选择自驾游的游客多;第三,景区内部旅游线路不合理,因此,导致高峰期出现人挤人的局面。为此,第一,从游客角度出发,应该提高游客的素质,充分调动游客的低碳环保意识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第二,从景区管理者出发,调整旅游交通能耗结构,尽量使用低碳排放、低污染的燃料;建设生态低破坏的景区停车场与道路。第三,从旅游中间商角度出发,酒店必须发展低碳旅游住宿,提供简易舒适并能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酒店;根据旅游消费者需求提供有针对性地个性化服务;在客房、餐厅、厨房等细节上节水,建立完善的水计量、分析体系;酒店减少一次性日用品的提供,实施酒店垃圾分类回收等减少浪费的举措。  相似文献   
2.
广州市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利用"百度指数"数据分享平台,获取广州市23个4A级及以上景区2016年的网络关注度数据,并利用季节性集中指数、变异系数、回归分析等对广州市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周内呈现"双休日高、工作日低"的特点;网络关注度年内出现4个波峰,具有"旺季长、淡季短"的特点;"五一"和"十一"网络关注度在假期期间达到顶峰,移动趋势远高于PC趋势,与整体趋势保持一致。全国居民对广州市景区的旅游偏好具有较大差异,以长隆旅游度假区为主的番禺景区群和海珠区的广州塔旅游偏好最强;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省际差异显著,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网络关注度较高,东、中、西部省份间的关注度存在差异,西部省份间差异最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是地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距离目的地远近程度等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相似文献   
3.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相似文献   
4.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相似文献   
5.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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