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能源强度与碳排放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0年-2009年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均GDP与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以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能源强度和人均GDP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能源强度和人均财富的提高都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烟台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基于VAR计量技术的检验分析

利用烟台市1986～2003年问的3类环境污染指标和人均GDP数据,基于VAR计量技术,通过变量平稳性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时序维度的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人均GDP变化是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污染物排放并不必然导致人均GDP变化,这与研究期间烟台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实吻合;⑦在烟台市的经济一环境系统内,倒U曲线不是一般规律,选取不同的污染指标呈现出经济-环境间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③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冲击影响的滞后期短且是非渐进的,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滞后期较长且是渐进的;④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指标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环境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较小.建议要加强政府对环境的监控,建立起有效的产权保护体系与市场交易机制,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理论分析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关系在８０年代被建立,从理论上分析这个统计关系能加深对城市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理解。从经济学的要素替代和需求收入弹性原理概括了城市化的发展机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都遵从它。并构造了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乡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它是普适的。如果假设城市、乡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分别引起的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总是占据了一个不变的份额,同时,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乡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差与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那么,就可以据此演绎出这个统计关系。第二个前提暗示了一个城乡发展差距的倒“Ｕ”字型过程     

基于ARDL方法的江苏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

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而未对区域资源总体投入与经济产出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首次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因果检验表明,二者间存在着从资源利用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反映出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江苏经济增长.同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资源约束下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研究

通过构建RAM-SFA-RAM三阶段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测度模型，对其不同层面的效率值进行多维测度与比较分析，并利用空间Tobit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效率测度结果表明，环境因素与统计噪音是效率值计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全国样本的效率值在2000~2017年期间总体变化趋势是以持续上升为主，但距离理想发展状态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阶段上可划分为“稳增期”、“振落期”和“提速期”；区域层面的检验中，东部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领先优势，而中部和东北部效率差异性相对较小，其变化曲线存在明显的“交互性”现象，西部则整体效率偏低；主要经济带的检验中，京津冀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整体上要高于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驱动机制检验表明，基于全国样本维度的水资源禀赋、企业技术创新、用水结构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水资源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城镇化率表现为负向抑制效应；在区域样本检验中，各影响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所呈现出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性，但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水平等应引起重视，不同区域需要依据其实际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温室效应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都采取积极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本文使用中国2000-2014年15年间的数据,从整体、分产业分析了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方法检验数据性质,最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能源消费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增长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CO2的排放,而低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会减少CO2的排放量,最后根据这一研究结论,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政策建议。     

温室气体、颗粒物排放与经济发展——基于STIRPAT模型的全球实证

本研究以世界银行绿色手册公布的2000~2008年世界范围内106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STIRPAT模型,基于国家级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吸入颗粒物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要素、技术水平为研究数据,分别对碳排放和颗粒物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探究世界层面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颗粒物排放量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世界层面,国家级碳排放量受到国家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耗强度、耗电强度的显著正向影响,与人均二氧化碳损害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国家级颗粒物排放量受到国家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耗电强度的显著负向影响,与颗粒物排放损害呈现显著负向关系。世界层面国家级碳排放量与颗粒物排放量并不存在协同关系。     

基于ARDL方法的江苏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而未对区域资源总体投入与经济产出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首次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因果检验表明,二者间存在着从资源利用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反映出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江苏经济增长.同时,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作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PVAR模型,应用31个省份1985—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双向动态作用关系的时空特征.分别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面板数据的有效性,以及变量间的协整性,基于PVAR模型研究了包含工业性和生活性污染、废水和废气污染的12项污染物排放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动态冲击响应特征.结果表明,不仅经济增长是污染物排放变化的重要原因,污染物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反向作用也非常显著,并且这种双向作用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相对较为弱化.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反馈和约束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水泥生产排放二氧化碳的人口经济压力分析

自1985年以来,中国水泥的生产量稳居世界第1位,在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障的同时也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采用能揭示人为活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定量分析模型——STIRPAT来探讨人口和经济增长对水泥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能源消耗和工艺过程两大排放途径下,中国水泥行业32年(1971—2002年)内向大气排放了1.61×109t(碳当量)的二氧化碳;我国人口与经济(人均GDP)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驱动作用分别为3.7, 2.5～2.7,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口压力比经济的压力大1.1～1.2,证实了人口增长是环境降级的关键因子,表明控制人口增长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措施;回归模型分析表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也适用于水泥生产排放二氧化碳,当人均GDP达到3 522美元时二氧化碳排放量才能逐步减少.      

中国服务业CO2排放的时空特征与EKC检验

采用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CO₂排放因子与估算方法,核算了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数据,全文同)服务业的CO₂排放量,并对30个省区服务业人均CO₂排放量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利用基于面板数据的EKC模型检验中国及其三大经济带服务业增长与CO₂排放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中国服务业人均CO₂排放量从0.16 t升至0.77 t,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从1 621.04元增至9 991.95元;服务业人均CO₂排放量排在前列的省区大都位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均CO₂排放量与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之间呈线性正相关,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CO₂排放量将分别增加1.02和1.16个单位;西部地区人均CO₂排放量与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之间呈单调递增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差别化的碳减排对策:①东部地区应通过技术改进和优化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来降低CO₂排放,并成为中国服务业节能减排的“领头羊”;②中、西部地区应在保持服务业经济适当增速的前提下,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减排重点.      

泰州市环境质量与经济的库茨涅兹曲线模拟研究

“环境库茨涅兹曲线”是指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先恶化后好转。全文基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特征原理,根据泰州市2006年-2015年经济与环境变化的状况,重点分析了泰州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地表水中高锰酸盐指数、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硫浓度各指标与泰州市经济发展之间的拟合最佳模型。结果表明,前三者与人均GDP的变化规律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设。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对人均GDP之间的变化规律虽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设,但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将呈下降趋势。     

减污降碳协同视角下沿海制造业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总量与强度双控制,是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 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污染物和碳排放量较大,寻找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对区域绿色转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为对象,对全部经济门类的产业结构开展实证研究,运用多准则决策模型和情景分析法,以能源、水资源、4种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为约束条件建立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模型,将各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程度作为决策变量,筛选出产业结构调整平稳、减排幅度大的调整方案. 制造业作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主体,贡献了较高比例的污碳排放和能源资源消耗. 4.5%、5.5%、6.5%三种年均经济增速情景下宁波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潜力分析显示,2020—2030年预期可实现累计97%的经济增长,且能满足区域资源环境的约束限制. 面向2030年提出宁波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路径,建议严格控制高排放制造业的准入门槛,提升第一产业和采矿业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等存量行业的减污降碳,鼓励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      

无锡市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

在计算无锡市2000~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无锡市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对无锡市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无锡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趋势,相比之下,能源效率及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据此提出开发可再生能源,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发展清洁煤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等对策。     

基于函数极值条件下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情景分析

基于函数极值条件提出了碳达峰出现时间和需要满足的理论条件,并对主要发达国家作了验证,同时对中国现状做了分析,最后采用了基准和强化两种情景分析了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后进入2060年碳中和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结果显示：（1）根据IPAT恒等式将碳排放函数分解成人口、人均GDP和碳强度三个因素时,碳峰值出现时间为三个因素年增长率之和由正转负的正数值年度,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证实了这一条件。（2）中国三个因素年增长率之和自2003年起已经开始降低,最近几年一直在0.01~0.02徘徊,表明总体上朝着有利于碳达峰的方向发展,同时按照三个因素的预期发展目标计算得出中国2030年碳排放峰值的上限为112.2亿t,若2021—2035年保持相同的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碳强度年均复合增长率的绝对值需要比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高0.14个百分点。（3）在能源消费总量逐渐回落的前提条件下,2060年基准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占比约为65%,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约为31.4亿t,强化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占比约为70%,二氧化碳排放约为26.6亿t,而碳汇和CCUS等固碳技术还存在不确定性,碳中和任务依然艰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终需要控制能源消费,践行低碳消费行为。     

内蒙古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检验

利用内蒙古1986-2009年间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和人均GDP数据,基于VAR计量技术,通过变量平稳性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当内蒙古粉尘排放量增长率、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率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增长率各增加1%时,人均GDP分别降低0.068%、 0.411%、 0.380%以及0.418%;当工业废气排放量增长率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率分别增加1%时,人均GDP分别上升1.305%和1.601%。②人均GDP变化是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各污染物排放并不是人均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与研究期间内蒙古处于工业化尤其是工业中的采矿业发达的事实吻合。③人均GDP增长率对来自环境变量增长率的冲击影响其响应表现为在第1期均为0,从长期响应来看,给粉尘和废水排放增长率一个正的冲击,人均GDP增长率的响应为持续的降低;对来自废气排放增长率冲击响应函数图在前4期表现出"增长-降低-增长"的趋势,而在后6期表现为缓缓下降;对来自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率冲击响应不明显;对来自烟尘排放量增长率的冲击其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随后也呈递减趋势。④从方差分析的结果看,不考虑GDP自身的贡献率,内蒙古环境污染指标排放增长率对人均GDP增长率贡献率较小,而在不考虑内蒙古各个环境污染指标排放增长率自身的贡献率的情况下,内蒙古人均GDP增长率对环境污染指标排放的增长率的贡献较高。这进一步说明了内蒙古环境各污染因子排放量的增多并没有大幅度促进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人均GDP增长却带动了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增长。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中国碳减排路径模拟

通过分析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之间作用关系与碳减排的主要路径,构建二氧化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控供给侧经济增长速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要素,预测四种不同情景方案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以进一步探讨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部门减排贡献。结果表明：四种方案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增长趋势逐年变缓,在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达到峰值后,调整经济增速、改善能源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继续为碳减排发挥积极作用,相比于经济增速和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的减排贡献度更高。在综合调控经济增速、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方案下,中国二氧化碳净排放量2024年将达到高峰值104.45亿t,2058年实现碳中和,这与现实情况更加吻合。未来若能抓住经济、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良好机遇,并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减排努力,中国二氧化碳净排放量有望2025年前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排放现状及驱动因素分解实证分析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核算东莞市2005年-2011年期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进行现状分析和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因素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总量以5.8％速度增长,而碳排放强度以5.8％速度递减;煤是碳排放主源,但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碳排放量比重最大,但是增速减慢;交通业、服务业和居民生活碳排放量及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经济规模的扩大是拉动东莞市人均碳排放的决定因素,累计效应远高于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减排影响.     

基于STIRPAT模型的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为例

定量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地区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对区域实现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计算了江苏省苏锡常地区1991-2008年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岭回归函数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拟合,采用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1991-2008年能源消费碳足迹平均增长速度为15.30%,能源消费碳足迹分配率以煤炭为主,石油所占比例呈波动下降趋势,天然气所占比例上升较快,能源消费碳足迹产值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②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碳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两者关系模型拟合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③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处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的波动状态,从另一侧面验证了目前两者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结论。     

2005-2009年我国省域CO2排放特征研究

利用IPCC的参考方法测算并比较分析了2005-200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CO₂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排放强度、综合能源排放系数等重要指标,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和能源利用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将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不同的CO₂排放类型。研究结果表明,省域间各指标差异较大,影响碳排放的因素也不尽相同。省域减排的政策、途径和措施须充分考虑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