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因此城市舒适度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构建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指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1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特征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了舒适度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更高的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为了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环境而流向人为舒适度更高的城市,城市人为舒适度每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17%,具有适宜的天气条件的城市对劳动力的流入起拉动作用,城市自然舒适度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375%。②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程度小于工资的影响程度。③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表现出异质性反应:年龄更小、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劳动者对人为舒适度的反应更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劳动者对自然舒适度的反应越弱。因此,城市在吸引劳动力方面首先要立足于提升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需要全面提升人为舒适度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5省10县准实验研究的DID分析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劳动力外流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文章从信贷约束缓解的视角出发,基于5省10县互助资金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1059个微观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资本替代劳动和提供隐性担保三个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互助资金政策的实施对贫困村劳动力外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②缓解农户的流动性约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向农户提供借款,使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了满足迁移成本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了向外流动。③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互助资金借款额度有限有关,无法满足农户机械化的资本需求。④为农户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提供隐性担保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为农户提供资金融通渠道,确保农户即使在外流失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向互助资金借贷平滑消费和缓解风险冲击。研究结论为探索农村金融供给能否成为进一步促进剩余贫困劳动力转移的契机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未来应继续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可持续性收益。     

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户籍制度约束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现象,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综述关于劳动力流动驱动力及其影响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也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同时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民经济战略相关。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分为宏观和微观因素,我国宏观经济战略、户籍制度,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福利、风险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在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方面,不同学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商品市场供需和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合中国国情,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二战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等人不断发展完善了二元结构模型,80年代后,重视微观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兴起,学者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关系。本文还总结了国内测算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同方法和结果。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流动尚有相当大的空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镇,会面临更大的制度挑战。如何调整制度,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仍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依据吉林省调查数据,本文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非参数分析、半参数分析和参数分析三个层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比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其他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基于夏普里值过程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分解

认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并研究引致收入差距的因素,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内蒙古和甘肃2个省1500户农户的截面数据,采用夏普里值过程对Gini系数、Theil指数、Atkinson指数这三个不平等指标进行回归分解.分解结果稳健地发现,以县域为代理变量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非农劳动力、培训比和家庭男劳动力比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较大,而平均年龄、家庭人口和平均教育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较小.作为社会网络的人情收支和作为物质资本的人均土地面积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极小.从缓解中国西部农村地区间的不平等的角度看,长期而言,支持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土地问题,避免作为物质资本的土地成为引致不平等的因素,对于未来控制不平等状况有重要意义.     

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采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及其差距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1)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农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且城、乡收入"核心-边缘"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2)不同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高值区的下降与低值区的扩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不同城市城乡收入演变的差异,表明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要因"地"制宜.(3)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影响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差异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此外,一体化深入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强化城市之间的互动.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基于ARDL模型长三角碳排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碳排放量、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长三角地区(研究该区域为上海、浙江、江苏,简称长三角,下同）碳减排措施的实施是否会影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结构和碳排放量间存在何种联系,这些均是在长三角碳减排政策制定中亟待考虑的问题。利用1990~2010年,长三角的能源经济样本数据,使用ARDL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Granger）定量的研究了上述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碳排放量、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分别为回归变量时,均存在其它解释变量和每个回归变量间的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长期关系中,存在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负向弹性影响。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能源消费每增长1%,经济增长0.67%。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负,碳排放量每增长1%,经济则减少0.49%。Granger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滞后长度分别为3,4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倒的单向因果关系。不存在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亦不存在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的双向因果关系。在长三角,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节能减排政策将不会阻碍该地区经济增长。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应首先考虑能源结构优化,降低长三角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     

江湖洪水不同遭遇对城陵矶水位影响的实验研究

城陵矶位于长江干流和洞庭湖出流汇合处,因此影响城陵矶洪水位的因素除了河床淤积、洪水特性等以外,洞庭湖出流与长江干流的不同遭遇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采用模型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不同遭遇、不同流量、不同螺山水位下城陵矶河段水位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城陵矶断面,当监利来水流量超过洞庭湖出流时,主流靠左岸;当监利来水流量少于洞庭湖出流时,主流靠右岸。洞庭湖出流与长江干流来水流量的不同遭遇对城陵矶断面水位的影响非常显著。当监利来水流量占螺山流量的百分比为55 %左右时,城陵矶断面水位最高,即此时长江干流来水流量和洞庭湖出流相互之间顶托消耗能量达到最大值。在中水流量下,当监利来水流量占螺山流量的百分比为55 %左右时,城陵矶断面左右岸水位差达到最小值。     

泛长三角人口流动网络及其特征研究

作为中国人口流动最活跃的泛长三角地区，其人口流动特征与规律无疑具有典型代表性。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5年春运百度迁徙数据，引入复杂网络分析中的度、中心度、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等概念模型，运用GIS网络分析以及Gephi网络数据可视化处理分析软件对泛长三角人口流动复杂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兼有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特征的泛长三角人口流动复杂网络已经形成。（2）该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形成了以上海、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的“一主三副”多核心网络。上海、苏南、以及浙东北地区网络联系较强、关联程度较高；浙西南和皖北地区网络联系较强，但关联程度较低；苏北、苏中、皖中以及皖南地区网络联系较弱、关联程度较低。（3）在研究区域内，流入人口呈现“Z”形和“M”形空间分布。上海市始终是人口“净”流入状态，江苏省人口流入以区域内流动为主，浙江省以省外流入为主，安徽省是人口净流出大省。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归纳总结发达地区人口流动特征、丰富人口迁移的有关理论，另一方面也为科学判断泛长三角人口流动趋势、实现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区域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y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Yangtze Delta： Based on Panel Data

Metropolitan Shanghai, in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plays undoubtedl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pulation congregation areas. It is also widely regarded as the sixth upris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basic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profile on the number and transition of popul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migration is the key factor for population dynamics in YRD. Then, what are the regional 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migration of different cities in YRD？ The panel data show that the different wage lev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immigration in YRD. Moreover, the ratio of industry sector and service sector has an impact on attracting immigration. However, per-capital GDP and the sha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 GDP have dual-side impact： not high per-capital GDP and FDI bring the high immigration.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

为提升城市应对重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能力,提高城市的抗打击能力与恢复能力,以及城市对抗不确定风险的韧性程度,本文结合现实背景,以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视角,对2014年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韧性进行实证分析。采用GIS的空间分析和叠加功能方法,从生态环境、市政设施、经济和社会发展4个方面选取24个具体指标,对长三角地区16个地级城市韧性程度及其空间状态做出评价,并确定测度标准值。首先对构成城市韧性的4个因子:生态、市政设施工程、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进行分析和数字化,得出各因子对城市韧性影响程度的栅格图层;其次对图层进行空间叠加,再得到长三角地区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图。评价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呈现"级差化"分布状态,总体呈现出中等韧性状态;(2)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北翼城市比南翼城市韧性程度较高;(3)长三角地级城市经济、生态韧性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趋向协调均衡发展。通过城市韧性度分析,认为评价结果基本符合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城市韧性发展的整体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对外界风险的适应能力,并在今后的城市发展调适过程中更具韧性,从而对不同时空尺度的城市韧性状态评价提供一种思路。     

舟山群岛海洋环境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舟山群岛地处长江三角洲,位于长江水道和我国南北洋通道交汇的前沿,拥有独特的深水岸线资源,以及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旅游资源。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对全国经济具有强有力的拉动作用,但一方面因受河口拦门沙的影响,缺乏深水岸线资源,另一方面海岛旅游资源匮乏。基于对舟山群岛的实地调查研究,指出舟山群岛海洋环境资源在长江三角洲中的独特性,并提出舟山群岛海洋资源利用的主要方向：①发展国际性深水中转港,大宗货物的临港加工业基地及长江三角洲货物外运的备选深水港基地;②改进传统渔业,着重发展深水养殖业及远洋渔业等新型渔业;③开辟海岛休闲度假旅游,填补长江三角洲缺乏海岛旅游的缺项。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周边地区城市定位研究——以苏州、南通为例

本文以大都市理论和区位理论为基础 ,从区域分工与协作的角度 ,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背景下 ,上海大都市周边的大城市苏州和南通未来发展的城市定位以及实现定位的途径 ,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诸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长江三角洲地区机场体系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演化

机场效率评价与分析是相关学者关注的热点。采用DEA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地区机场体系为实证，以基础设施的投入与产出为关注点，探讨2000~2014年间机场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长三角地区机场体系基础设施效率总体较低，空间上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特征；在时空演化上，基础设施效率呈提升态势，机场间的差异性呈降低趋势，各机场演化过程具有明显差别，但总体上效率高的机场，其演化过程中变异系数较低，反之亦然；近15a来机场基础设施效率的差异性演化并未引起区域空间格局大的变动，但江苏沿海地区的机场效率优势正在逐步形成。通过效率分解，发现规模效率是影响长三角地区机场体系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原因，正是规模效率的低下引致了综合技术效率低下。机场基础设施效率及其演化是机场自身发展状况（内在因素）的综合反映，同时深受区域发展水平、机场竞争态势以及机场交通区位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最后，讨论了提升长三角地区机场体系基础设施效率的可能路径。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特征

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是绿色创新的载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准确评价和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联系紧密的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涉及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立由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3个一级准则层,46个评价指标构成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然后,基于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和GeoDal.12软件工具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特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型构建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62.2％的指标反映了 92.1％的原始信息,能够客观地检验和衡量研究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水平和问题.(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仅为0.225,得分第一的上海市是最后一位铜陵市的7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区域协同创新有待提升.(3)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在空间上呈"之"字型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印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协同创新发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