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成都市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都有正向作用;从分项研究的结果来看,林业、渔业、建筑业成为阻碍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     

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采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及其差距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1)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农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且城、乡收入"核心-边缘"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2)不同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高值区的下降与低值区的扩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不同城市城乡收入演变的差异,表明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要因"地"制宜.(3)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影响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差异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此外,一体化深入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强化城市之间的互动.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

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根据分析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状况高度相关,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区域内或区域问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趋势明显,在1978-1987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增强了全国整体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但却缩小了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而在1996-2003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加剧了全国整体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事实,但却有效地减缓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趋势.     

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准确把握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和已有相关研究,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倒U型"关系理论假设出发,进一步理清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为验证这一假设,以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例,基于2000—2018年城市尺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效应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较强空间溢出效应,且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显著存在。(2)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基于"核心-边缘"的对比发现,不同因素效应存在差异,如交通状况在核心区效应的不显著与边缘区的显著等。(3)总体上,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为"U型"、间接效应为"倒U型",且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2、0.648,这可能与研究期较高的城镇化率有直接联系。对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不同区域对比看,较为发达的核心区二者之间始终呈现"U型"关系、边缘区则为"倒U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3、0.877与0.481、0.673,但均处于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阶段。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但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城市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消除边界壁垒以提升要素流动便捷度。     

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

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研究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减贫及其减贫性质、效应大小,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教育人力资本扶贫意义重大。根据人力资本作用异质性特征,文章研究了人力资本作用农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下的异质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发生率至少会上升1到3个百分点。②分时段的贫困动态变化分解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村贫困下降的贡献达到15%到23%。③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减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实现,而通过涉农收入一定程度上是阻碍贫困率下降。④人力资本减贫这一贡献主要源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且分配效应逐渐大于增长效应,说明就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减贫而言,农村人力资本个体分布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⑤人力资本变动通过涉农收入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均是阻碍贫困率下降,说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涉农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基于多因素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经济学“收入=消费＋储蓄”这个恒等式和我国经济、人口的相关数据,动态上测算出不同时期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上估计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其结果更接近当前我国社会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有不断扩大的必然趋势。本文进一步把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为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并且考察了我国人口和产业的演进,分析了它们各自对现在和今后形成差距的影响,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的制度和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存量资产（储蓄）又在市场作用下继续拉大差距的双重因素。所以,政府不仅要使农民“减负”、“增收”,而且要运用法律、财政、税收等手段,多管齐下,改变目前的资源分配格局,方能解决“三农”问题之痼疾。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剧增。受经济、社会等诸多驱动因素影响,各地建设用地扩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理清建设用地扩张的机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采用基尼系数及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1)2006—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衡量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最后稳定于0.3左右;(2)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3)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等三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4)影响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为此,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08年省级单元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探讨来自区域、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呈现缓慢增长趋势。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于来自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产出效应的情况下,来自于城镇和区域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为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政府应在健康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积极投资农村,提高农用地产出,以有效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     

三峡库区城镇化与移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

城镇化与移民对三峡库区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有重要影响 ,通过运用生态学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理论和方法对五桥河流域作实例研究发现 :区域人口增长方式转为机械增长为主 ,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趋势显著。农村产业多样性与农民人均总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 ,城镇化与移民使农村产业多样性演替速度加快 ,使农业、工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下降 ,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上升 ,尽管能促进区域绝对经济生态位提高 ,但能否使区域形成与其区位相适应的优势产业体系是相对经济生态位提升的关键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及外来人口影响测评

太湖流域属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6.1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工业化发展迅速,由以乡镇企业为主过渡到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就业迁移人口,成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区。同时使得外来人口成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以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太湖流域外来人口来源的地域和城乡构成,计算了外来人口数量及分布情况,指出外来人口的城乡非均衡分布促成地区城镇化率的小幅上升,太湖流域各地区的上升幅度在2%左右,部分解释了隐性城镇化率的产生。在城市市区,外来人口平均占到总城市人口的18%。对于50万人口以上城市,外来人口比重与城市规模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可用于指导城市人口规模及地区城镇化水平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