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健康程度，更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评价。本文运用环境心理学理论，对折射出居民环境认知、个人偏好、预期目标和情感联系的地方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居民对政府关于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认同也能增强其地方认同感。本文建议，未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需要聚焦于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传播效果，总结和归纳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的交叉关系。     

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综述

环境社会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突出短板。2020年11月13日,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围绕“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对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启示:一是环境社会治理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手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完成从“物理”到“人文”的转变,体现平等参与的价值观。二是在转型期社会力量博弈变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须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并配套相应的环境社会治理新策略和手段,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坚持系统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理清治理主体和客体作用,协调布局环境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环境社会治理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内容为抓手,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重点加强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全民行动体系研究、关键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内容。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

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是指从权利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推进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从这一角度来看,环境相关权利是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重要的治理工具。所谓环境相关权利,是指环境治理有助于保障的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在环境治理中可以运用到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权利观,在理论上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为本原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方针和取向,在实践上也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和发展方向,既具有阐释性,也具有建构性。     

环境认证制度与企业环境行为的自律

除被动地服从外在的强制性环境治理制度以外，企业也会主动地从事约束自身的环境行为，即实现环境行为的自律。环境认证制度的作用在于，它向市场提供了企业的环境行为自律的信息。环境认证制度是一种运行成本较低而环境治理绩效较高的非强制性制度，是现行其它治理制度的有效补充。     

环评报告的公开属性及其制度实现

环评报告是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制度机制。就其本身而言,环保报告属于政府信息,应被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范围。在一般情况下,环评报告不属于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不能被简单列入公开豁免的范围。在环评报告具备公开属性的前提下,政府机关应优先选择主动公开的方式。环评报告的主动公开可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环评,有效遏制审批寻租,促进更为优良的环境公共治理。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在迁安的实践

以迁安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实施情况及效果的调查为基础,总结了迁安市的成功实践经验,强化全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健全矿山生态环境建设责任制,建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数据库,提高矿山环境治理的技术水平。     

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的关系研究：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效应

“双碳”愿景下微观企业层面的环境责任受到更多关注。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对碳绩效的影响,探讨了媒体关注和环境规制在其中的联合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履行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均对企业碳绩效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媒体关注可以正向调节前瞻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的关系,但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媒体关注在反应型企业环境责任和碳绩效间产生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碳绩效间的联合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支持了政府和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效果,进而提高了企业碳绩效的作用逻辑,拓展了对企业碳绩效影响因素以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将环境治理他治和自治相结合,为多元环境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推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提供新思路和参考证据。     

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从环境社会学角度出发,将自然环境视作社会中的变量,通过对国外环境社会研究历程以及研究成果的阐述来分析中国环境治理主体应实现由政府到社区的转换,和现代社会对以社区为主体开展环境治理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从历史视角略谈中外环保思潮的变迁

近代以来现代性的扩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保思潮的出现也是反思这一变迁的产物。与此同时,环境治理逐步从民族国家迈向全球层面,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与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对我国而言,环境问题也是特定时空下经济发展和社会认知的副产品之一。当下我国各类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环境治理体制正在经历变革,未来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多部门合作治理将是重要方向。     

切实保护肥西生态，强化环境综合整治

进一步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加强重点排污单位环境监管，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整治，不断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环境治理，高度重视环境信访和环保宣传工作，有序推进环保工作。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①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②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