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且恶劣,但能源及矿产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能源及矿业开发已经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力图从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视角,综合辨析出西部地区能源及矿业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主要包括土壤污染与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与短缺、矿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采矿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文章认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等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西部地区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对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极开发绿色新能源;加强资源管理与污染控制,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准入制度设立绿色门槛,继续整合小矿山;加强西部资源型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区域融合,减少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破除“资源诅咒”;借鉴国际上“责任矿产开发倡议”,提高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统筹协调资源税费、地方发展基金,明确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健全利益分配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强能矿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第三方独立监管,在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实行有效透明的监管等.     

新常态下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供给侧改革发展策略研究

当前,矿业发展面临极大的困境,江西省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也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本文通过对新常态下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不足,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结合江西省功能区域划分,探索出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的新路径:一是整体谋划,统领全局;立足赣东北地区、赣西地区、赣中南地区和鄱阳湖地区优势和特色,整合优势资源,以点带面,重点推进。二是构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民众"共同体,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协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发展。三是延伸产业链,提高矿业经济集约化程度。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并实现传统矿山企业完成"矿产资源—金融资本"的转型。     

基于矿产资源租的国内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比较

当前,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多年建立起来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文章从稀缺租和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的视角出发,对国内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经济学基础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国内外各种矿产资源税费所代表的矿产资源租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国内外矿产资源税费的对应关系,指出:①我国的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相当于国外的权利金;②矿业权价款相当于国外的红利;③矿业权使用费相当于国外的矿业权出让金;④石油特别收益金相当于国外的资源租金税;⑤而对应于国外的资源耗竭补贴,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应的税费.文章建议新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方案应达到两点,第一,理顺租、税、费之间的关系;第二,理顺对级差地租和稀缺租的征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寻求一个对级差地租和稀缺租征收的最优水平,实现国家的资源所有权益,减小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补偿外部性和代际成本.     

中、美两国煤炭资源的税费水平及负担率北大核心CSSCI

税费制度的合理设计是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关键。本文梳理了中、美两国煤炭资源一般与特殊税费的种类与征收标准,在定量估算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中国神华集团和美国Peabody能源公司煤炭开采业的税费水平及负担率。研究结果表明,①对煤炭资源的一般税费,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对于资源租,美国以权利金为主,中国以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为主;对环境税费,美国以复垦保证金为主,中国以地方税费为主。②美国Peabody能源公司的煤炭资源在2009-2011年三年平均的一般税费、资源税费与环境税费的负担率分别为3.87%、12.87%和30.64%,而中国神华集团的负担率分别为5.1%、1.73%和3.18%。③中国矿产资源的税费制度存在结构性扭曲,一般税费负担过重,而对资源耗竭的跨代外部成本与环境负外部成本的补偿率偏低。应减少矿业企业的一般税费,并按照完全补偿两个外部成本的要求提高资源税费与环境税费。     

公平视角下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制度研究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扭曲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导致矿产资源富集区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公平视角下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正负两种收益,在中央政府、资源使用地政府、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五个分享主体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四个分享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矿产资源税费率过低导致采矿企业攫取了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收益;税费分享比例不科学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的重心不断向中央政府上移;采矿企业逃避负外部成本攫取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的收益;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由矿产资源开采地让渡给了矿产资源使用地。总体上看,中央政府、采矿企业与资源使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远超承担的成本,而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在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好处反而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针对现行不公平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必须理顺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关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收益分享关系;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税费分成比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收益分配关系;深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矿产资源使用地政府的关系;设立矿产资源开采地生态补偿基金,构建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与使用地政府的关系。     

中国资源税改革的政策研究

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是改革开放后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时,相关经济主体利益分化且相互间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成的,资源税是以资源为对象课征的税种.随着自然资源消耗日益严重,资源税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税种.本文在对资源税改革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资源管理的历史沿革,分析了资源税调整的国际经验,同时以煤炭市场为例,应用带有异方差调整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分析了我国资源税调整对资源价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资源税费普遍较低,导致资源市场价格偏低,不利于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现实情况,对资源税税率及征收进行了设计:即根据矿产资源在企业销售收入中的贡献率和矿产资源的性质不同分别按照从价计征、从量计征或特殊计征三种方式进行计征;最后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方式、生态补偿机制、环保退税机制以及加强资源的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矿产资源计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由矿山级差地租和矿山绝对地租构成,指出了矿产资源的特点决定了矿产资源计价不能采取地租“资本”化的形式,而应按年消耗资源的数量计取并提出了矿产资源计价的基本模型。     

云南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要环境问题

云南省矿产资源丰富，随着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增大，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环境资源破坏和矿山地质灾害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多出现在岩溶地区，以水污染为主；环境资源的破坏以露采区最为严重，对土地资源、植被、地貌景观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对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刻影响；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地质地貌背景是诱发的潜在因素，不合理的开采方法是诱发的主导因素，降雨和水文条件是激发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云南矿产资源开发中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裂缝等，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比较突出。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在使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不同采矿方法的矿山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不尽相同。采用实例来阐述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主要环境问题，对云南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进行分析。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基于SWOT-AHP和模糊TOPSIS法

适宜的战略决策是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评价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优先性,基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确定政策的影响因素并确定10种替代方案,再通过AHP法得出权重,最后通过模糊TOPSIS法得出替代方案的最优排序.结果 表明:10种替代方案中,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有序退出的优先度最高,其次为严格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优先开采清洁与新兴矿产资源,而提高矿业产业集中度相较于其他方案的优先度最低,同时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了模糊TOPSIS法的可靠性.为短期内重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提高矿产资源开发的保障能力与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及中长期构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建议将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有序退出作为目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主导方向.     

我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问题研究

在资源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矿产资源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矿业是高污染行业,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勘探开采,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矿山环境问题,矿山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其影响已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矿山生态环境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矿山环境恢复机制的现行制度框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矿山环境状况恶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剖析了目前我国针对矿山环境问题的意识、立法执法、资金技术的现实状况.接下来,对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机制进行了宏观构建.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机制进行构建.首先是调整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第二,完善矿山环境保护机制;第三,建立矿山企业自身环保机制.     

中国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及其评价

我国优势矿产资源存在着产能过剩、资源开发秩序较差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规范优势矿产资源管理,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内容涉及优势矿产的资源储量、开发利用、进出口贸易等不同环节。这些管理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梳理了国家层面的所有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分析了取得的成效,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为国家优势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参考。     

矿业城市低碳发展与绿色矿山建设

我国矿业城市既需要为国家矿产品和能源需求提供产品,也需要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路径,而低碳经济是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正是矿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转变矿业发展方式和最终促进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矿业城市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相关问题,提出与绿色矿山建设相结合的符合矿业城市特点的低碳发展之路。     

论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再协调

2014年11月,国家财政部发文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费率降为零,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费种。从财政部的本意来说,此举是为了清费利税、减轻矿产开发企业负担。但从性质来说,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让渡所有权的对价,其费率降为零将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且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是由《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财政部变相取消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的费种,这一行为缺乏法理基础,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资源税费的定位混乱是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笔者通过法理分析和历史沿革考察发现,长期以来,由于立法者没有意识到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价值内涵,错误的将其划归行政事业性收费序列,导致其在整个资源税费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进而使得长期以来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偏低,无法充分体现国家利益。而资源税的定位混乱也是其在实际运行中偏离了其级差调节和生态补偿的既定轨道,这具体体现在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与税收收入使用的不合理上。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被降为零后,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无法发挥矿产资源补偿费专款专用的效果,这一举动势必对生态治理造成不利影响。资源税改革刚刚拉开大幕,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资源税改革法律路径上应当构筑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法律规范确定二者的应有地位,同时改革二者的计征方式,将回采率系数纳入资源税征收的考量因素中,并将资源税收入作为省内财政收入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矿产开采地的生态治理。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矿产资源补偿费为核心的资源税费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     

区域差异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始探索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推进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差异性对我国的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这将逐渐成为其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之一。为了减小甚至消除这种区域差异性对排污税费政策的影响,本文从区域性这个角度出发,以排污税费标准的制定为切入点,以最优排污税费理论模型为基础,利用比较分析法,指出区域差异对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消极影响是存在的这一客观事实,并对不同行政主体主导制定的税费标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排污税费政策的相关对策。指出排污税费标准不能高度统一,应研究探索区域划分机制,结合区域特征推行差别排污税费标准,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污染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要建立动态的排污税费标准评估与调整机制,灵活地、适时地调整排污税费标准;同时,建立区域性的多主体协调机制,防范污染的区际转移,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矿产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几年随着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开采,引发了一系列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地质环境日益恶化。目前我国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倾向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矿权人的行为受每一方具体行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个治理主体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倾向及其博弈关系。文章首先分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其次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的利益互动关系,并得出了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均衡解。研究结果表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完善保证金制度等都能够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治理。最后通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分析提出了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提高我国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效率。     

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之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如何规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影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突破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前期的环境污染对当期的环境影响作用明显;对于不同种类的矿产资源,能源矿产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最大,金属矿产次之,非金属矿产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环境影响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在控制环境污染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就政府管理而言,东部地区的政府管理对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效果则并不明显。在省域层面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资源、环境、产业、技术和政府管理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必须以地域空间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自净能力为依据,政策选择和过程实施要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二是促进煤炭等能源资源开采、转化与终端消费等环节的清洁化,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三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要进一步挖掘技术潜力,加强技术创新;四是要激励各个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规制中保持积极态度,防治资源寻租和环境寻租。     

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新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加快,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内在特征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全球矿业市场供求格局不断调整,“黑天鹅”事件不断涌现,给矿产资源安全带来诸多挑战;此外,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强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坚持开放开发促进全球矿业合作共赢,使其成为国家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撑,在满足矿产资源自身安全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阐述了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内涵,并就其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构建进行了讨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新时代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内涵为以国家资源安全利益为目标,以“优态共存”为原则,统筹国家自身安全与全球共同安全,综合考虑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的双重协同,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国内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协同发展。②从全球资源供应稳定性、国内资源经济安全性和优态共存性三个维度构建的新时代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评价中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水平。③中国钴资源安全指数与优态共存指数在研究期内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表明国内外钴资源市场融合度的改善对提高中国钴资源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矿山背景下建筑骨料矿山植被恢复模式

当前,在我国建立和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倒逼形势下,建筑骨料行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加强依法办矿,科学开采,恢复和治理矿区地质环境,修复矿区生态系统,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建筑骨料矿山建设绿色矿山的核心关键。针对建筑骨料矿山现状特点和功能分区,提出了各功能区植被恢复技术模式,旨在为建筑骨料矿山建设绿色矿山提供技术支撑。     

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探讨

随着我国矿业矿业的迅速发展 ,矿山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一些不合理的矿山开发和矿产资源利用 ,对矿山及其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并诱发多种地质灾害 ,破坏了生态环境。越来越突出的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 ,而且严重地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1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资源被人们视为社会繁荣、政治权力和国家财富的基础。然而 ,由于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 ,世界经济活动正在对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所有自然资源施加越来越重的压力。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觉醒 ,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最早的资源环境保护运动…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作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的战略核心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内页岩气、锰、钒、钛、钨、锡、锑、稀土、锂、磷等矿产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但受长期以来高强度开发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目前面临着开发布局结构不尽合理,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总体不高,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较大等问题。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下,亟需优化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空间格局,推动矿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在分析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特征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考虑了矿产资源本底、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交通优势度、缺水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要素,构建了以矿业空间格局优化为目标的功能区划指标体系,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采用判别分析法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重点避让区、扶贫开发区、矿业疏解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等五类功能区,分别以生态保护、资源扶贫、高端引领、统筹协调和绿色转型为主导任务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并针对各功能区特点提出了分区引导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