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作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的战略核心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内页岩气、锰、钒、钛、钨、锡、锑、稀土、锂、磷等矿产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但受长期以来高强度开发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目前面临着开发布局结构不尽合理,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总体不高,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较大等问题。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下,亟需优化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空间格局,推动矿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在分析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特征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考虑了矿产资源本底、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交通优势度、缺水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要素,构建了以矿业空间格局优化为目标的功能区划指标体系,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采用判别分析法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重点避让区、扶贫开发区、矿业疏解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等五类功能区,分别以生态保护、资源扶贫、高端引领、统筹协调和绿色转型为主导任务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并针对各功能区特点提出了分区引导政策建议。     

基于新环保法解读的长江经济带开发环保法制探析

长江经济带近年来上升为新一轮的国家战略,然而区域内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压力,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其有序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新环保法的出台与实施为长江经济带开发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从生态环境退化、物种持续减少、环境事故高发等7个方面剖析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趋向,并从明确政府环境责任、解决违法成本低等5个方面对新环保法展开解读,然后基于综合规划、合理布局、严守红线、优化技术、地方立法、依法行政、降低风险、公开信息与共同参与等9个方面对长江经济带的环保执法进行探讨,以期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开发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研究

长江经济带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决策,本文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情景比较了"经济优先"战略与"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及9省2市的协调度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在"经济优先"战略下,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小幅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从0. 58上升至0. 62,涨幅6. 89%,从勉强协调区间上升至初级协调区间。在"大保护"战略下,2016年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高出"经济优先"战略0. 04,约高6. 72%,2017年高出0. 028,约高4. 80%;到2025年较2018年增长了0. 05,涨幅7. 93%,年均涨幅1. 13%,较2025年"经济优先"战略高出0. 08,约高13. 33%。分省来看,2025年在"大保护"情景下,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较2018年分别提升了5. 55%、4. 76%、12. 72%、13. 23%、11. 59%、28. 81%、5. 97%、25. 86%、16. 66%,与2025年"经济优先"情景相比分别高出2. 70%、17. 80%、19. 23%、28. 33%、22. 22%、33. 33%、1. 42%、48. 97%、34. 04%。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在长期坚持"大保护"战略基础上,长江下游地区应坚持经济-环境并重的发展战略,而上、中游地区坚持生态优先战略,同时加强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开发规模、总量和"三率"管控,并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或交易机制。     

基于“三线一单”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2)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3)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且恶劣,但能源及矿产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能源及矿业开发已经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力图从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视角,综合辨析出西部地区能源及矿业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主要包括土壤污染与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与短缺、矿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采矿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文章认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等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西部地区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对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极开发绿色新能源;加强资源管理与污染控制,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准入制度设立绿色门槛,继续整合小矿山;加强西部资源型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区域融合,减少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破除“资源诅咒”;借鉴国际上“责任矿产开发倡议”,提高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统筹协调资源税费、地方发展基金,明确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健全利益分配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强能矿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第三方独立监管,在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实行有效透明的监管等.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新作——《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发展研究》评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自2014年国家正式启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导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规划文本和政策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颁布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四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战略定位,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六大战略重点任务(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生态红线划定方法及其在长江岸线中的应用

长江岸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划分长江岸线的生态红线对于长江生态保护以及岸线的有序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生态红线的概念和内涵,概述生态红线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功能重要性、禁止开发区3个方面,建立长江岸线生态红线评价指标体系,最终阐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的划定技术方法和流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长度为597.11 km,占长江岸线长度的7.55%,包括荆州、咸宁、安庆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实施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禁止任何开发建设的活动。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长度为1 171.29 km,占长江岸线总长度的14.81%,包括岳阳、池州、苏州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应严格空间开发活动的强度,确保生态红线功能不降低,红线面积不减小,且不超过资源利用上线。该研究对于岸线科学合理利用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长江经济带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初探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江经济带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从生态文明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出发,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发展潜力模型,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生态文明特征差异明显,东部为经济、社会系统优势区,中部为相对协调区,西部为自然系统相对优势区;(2)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格局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3)协调发展地区整体上表现出最佳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协调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办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长江经济带开发构想与发展态势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开发轴线,近年来已经上升为新一轮的国家战略,肩负着参与国际竞争、协调东中西3大区域、推进双向开放、建设生态文明的使命。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以流域经济发展为视角,从长江经济带提出的背景出发,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发历程,从经济地位、产业集聚、航运建设、岸线开发、沿江交通等5个方面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态势,并重点分析了长江经济带重化工业发展与布局、生态环境影响、港口建设与发展、城市群培育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从改革考核机制、破除行政壁垒、强化流域协调机构与建立流域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思路,以期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开发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

环境恶化已成为攸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弄清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机制,对于破解＂经济增长-环境恶化＂怪圈,寻求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合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包括“经济增长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在内的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仍未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了关于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能很好地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走势,也为解决环境问题指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基于集聚优势视角的资源诅咒现象分析

资源诅咒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寻找其中的传导机制,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有的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有的认为是因为荷兰病所致,有的则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还有人认为是丰裕的自然资源引发了寻租和腐败.笔者则是另辟蹊径,运用集聚优势理论,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影响入手,全面地解释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自身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而丰裕的自然资源又使人力资源优势和技术资源优势丧失,从而降低了生产优势;丰裕的自然资源又通过汇率的变化使金融优势变弱;丰裕的自然资源还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战略、政治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从而使战略优势降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三大优势的影响,降低了该国或地区集聚优势的能力,抑制了经济增长,从而产生资源诅咒现象.笔者还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影响研究

我国粮食生产在实现了"十一连增"之后正面临着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挑战,如何实现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以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方向距离函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框架,对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值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阶段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城镇化细分并设置了人口城镇化指标、土地城镇化指标、产业发展城镇化指标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指标,利用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4-2012年城镇化加速期,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度要优于粮食平衡区,但是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环境在逐步恶化,粮食平衡区则在逐步好转;2人口城镇化有利于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提升,对粮食主产区则相反。土地城镇化、产业发展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不利于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3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功能区差异性。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环境行为政府管制的研究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目的是在公用事业行业引入民间资本和市场竞争模式,提高公共产品服务的产出质量和效率。以电力行业的民营化为例,电力市场对于民营企业的开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电力生产水平．解决当前电力供求关系紧张的问题。但是,大量民营企业介入电力生产,由于其技术落后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污染物的无序排放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应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加强政府对于电力企业等公用事业民营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管制,同时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环境立法,达到公用事业积极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双赢目标。     

基于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的旅游节庆发展研究

本文运用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理论揭示了旅游节庆与旅游体验学基本范畴的特征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节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型,从重构惯常生活世界、营造旅游世界和旅游活动设计注重社区居民与旅游者互动三个方面提出了旅游节庆发展的新思路与方法。     

Dynamics of vegetation in the tundra-taiga ecotone on the Kola Peninsula depending on climate fluctuations

The dynamics of northern forest boundary and the state of vegetation in the tundra-taiga ecotone in the northwestern Kola Peninsula have been evaluated using Landsat satellite images obtained in 1986 and 2005, the years encompassing the period of recent climate warming. Values of 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in these years have been calculated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ial index image reflecting changes in the vegetation. Its analysis has revealed an increase in the density of open forests and in the thickness of dwarf shrub vegetation, which has expanded to the lichen tundra.     

Research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coefficients of the integral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elects per capita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and build panel threshold model according to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1998 to 2016.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pulation aging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nteg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hose influence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process. As for internal structure, population aging has no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but exerts a single negative threshold effec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der the threshold, its negative impact is greater. Further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 significantly i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