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成效与局限

1997年至今,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已在全国范围实施了十余年,其政策目标也经历了由"耕地占补过程"的数量-质量-生态平衡的发展变化。从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执行情况、耕地总量和粮食产量3个指标分别评价不同时期的政策效果。自2001年全国各省(区、市)从总体上已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数量平衡"上的要求;但是我国耕地总量却持续下降,补充耕地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而且我国粮食产量与耕地数量、质量变化情况也有着直接的关联。虽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国内生产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事实上,我国"耕地占补过程"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暴露出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如:"只占不补"、"多占少补"等违法用地现象未根本遏制;"占优补劣"进一步引发生态恶化;"先占后补"继续发酵社会不公。从公共政策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策目标上,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过多地强调于确保补充耕地与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平衡",而忽视了耕地占补过程的"质量平衡"和"生态平衡"等多重目标;在政策内容设计上,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更加偏重于对"占用耕地"及其补偿的要求,但缺少对"补充耕地"环节的规范,从而导致我国耕地质量整体水平下降;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该政策在客观上增大了耕地供给难度,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目标的非一致性导致行政角色偏差。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和公众参与机制4个方面提出改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对策建议。     

2009～2018年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湖南省湿地变化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于我国稳定耕地面积,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占水田补旱地、破坏生态等异化行为较普遍,如何协调好耕地保护与湿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通过探讨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对湿地变化的影响机制,应用转移矩阵、空间分析以及景观开发强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下湖南省湿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研究了该政策对湿地生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有：(1)2009～2018年水田被建设占用是湖南省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2014～2018年水田占补平衡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湖南省湿地面积的减少速率,但也提高了自然湿地转为水田的比率。(2)从空间上分析,由于城市建设占用人工湿地(水田)的原因,长沙市、湘潭市、常德市等经济发达的市区是湖南湿地减少较多的区域,而洞庭湖周边地区则是自然湿地减少较大的区域。(3)2009～2018年来湖南省湿地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越来越大,其生态质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研究认为将来需要继续科学、系统地执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严格管控建设用地占用水田的同时,既要加强优质水田的补充,也要注重自然湿地的保护。研究成果可以为将来进一步...     

基于数量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评价

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评价是我国粮食安全及土地调控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数量保护的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评价了我国2000-2007年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测度对象主要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执法监管政策。研究结果显示,耕地保护政策在数量保护上具有总体效率高(2002年除外)、规模效率递增或保持、纯技术效率高的表征,但是,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与总体效率不能很好拟合且三项效率的综合具有分层性,只有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达到了最佳产出。进而得出结论:2000-2007年,耕地保护政策取得了耕地总量平衡、耕地基本数量维持、建设占用耕地趋缓、耕地违法减少的显著效果,然而,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年度差异、政策时滞及体制等影响因素的复杂、投入和产出的部分饱和亦表明绩效的不充分。为促进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提升,提出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用、建立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等建议,并对进一步研究作了展望。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长江三峡工程用地特点的基础上。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耕地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应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耕地占补平衡问题。进而探索耕地补偿制度实施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应在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将“以地补地”和“缴费补地”的方式相结合。既通过土地整理．在提商土地质量的前提下增加耕地的有效面积：又要落实耕地开垦费．扶持库区的土地整理。从而使库区的耕地占补制度顺利实施。     

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失灵及对策选择

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扩大农地非农化的权利而率先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却遭遇到了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管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加剧,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失灵.首先从东中西部区域不公平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研究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耕地资源非农化指标的不公平配置,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利用的竞争是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根源.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的对策选择是创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经济制度供给.调整国家公共政策,构建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     

政策创新转移中的条块互动与政策建构——基于江苏省河长制转移的过程追踪

政策转移中的建构状况影响着政策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构成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影响变量。文章以河长制这一典型条块互嵌型政策为例,基于江苏省河长制政策转移的过程追踪,研究了“条”“块”核心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演变及其对政策转移过程的建构作用。河长制政策转移嵌入于“块”“核心条”“参与条”构成的核心行动者网络中,随着发源地危机情境向移入地常规情境的转换,呈现出“地方党政领导权力介入的强中心网络-条块多中心网络-牵头部门主导的弱中心网络”的动态演进,与之相对应的是河长制在生成、传播、应用三个环节所经历的三重建构：(1)水危机情境触发了地方党政领导权力的介入,推动了条块责任共同体的生成,塑造危机情境下的河长制条块职责体系;(2)在属地创新政绩和部门履职绩效的双重激励下,条块共同推动了河长制去危机情境化,河长制被塑造为可以转移到常规治理情境的“最佳实践”品牌;(3)在移入地的应用阶段,受常态化考核悖论、领导注意力转移等因素影响,河长制常态化运作职能让渡到牵头部门——水利部门,随着河湖治理常规性任务的嵌入和地方技术型治理知识的注入,河长制实现了常规情境下的政策再生产。政策创新转移中的政策建构空间是政策知识...     

中国生物质能政策变迁研究:2000—2019年

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沼气是生物质能发展的两大着力点,两者在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政策设计和发展也各有不同。以政策网络理论、政策变迁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搜集整理中央层面关于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沼气的政策文本,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分析政策的发文时间、文本类型等文本外部属性特征,且根据政策文本内容划分了5类政策目标和13类政策工具,深入比较不同生物质能源在变迁中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网络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物质能的政策变迁,呈现多元化的演进动态:(1)生物质柴油与沼气政策的发文单位与发文类型在各时间段有所异同,整体来看,生物质柴油与沼气发文最多的单位为国务院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同的是生物质柴油发文数量位于第三位的是国家能源局,而生物质沼气是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在发文类型方面,"通知与意见"类型构成了主要占比。(2)同一生物质的政策目标与工具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变迁中,有延续性和差异性。例如,生物质柴油在各阶段始终以技术创新、能源供应连续性为主要政策目标来保证政策延续性,但在不同阶段也会关注环境可持续性、工业发展等;在政策工具上,生物质柴油即使在变迁中也都会使用财政支持,而各阶段配合使用的工具重心也不一致。(3)不同生物质能源使用的政策工具在同一时期也存在异同。如在第二阶段生物质柴油和生物质沼气所聚焦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完全不同,在第一和第三阶段两者则存在小部分相似。(4)不同生物质能源的政策网络在各阶段表现存在异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始终是政策网络中的重要主体,各个阶段不同生物质能发文主体的角色和协调互动情况随政策变迁而变化。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统筹运用、建立有效的政策网络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启示。     

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构建初探

在分析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需求的基础上,从环境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保障三个层面构建了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体系框架。初步确立了各类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宏观目标及微观目标;重点研究了环境准入、污染控制、生态补偿、环境经济等政策措施;从环保绩效考核、环境信息公开、资金保障、法律保障等方面探讨了政策保障体系。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可以为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耕地质量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期望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路径。研究发现,耕地质量不仅包括地力质量、空间质量、工程质量与生态环境质量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更需要从私人物品属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两个新的维度来对其内涵进行系统划分,从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在对耕地质量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耕地质量问题分阶段历史考察及深入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依次经历了爱护与改善阶段(1949—1978)、维持与利用阶段(1978—1984)、弃损与恶化阶段(1985—2005)、遏制与维护阶段(2006—2010)、保护与提升阶段(2011至今)等5个动态调整的历史阶段,但是这一动态调整过程尚不完整,而不完整盖因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上升阶段还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理论回溯与检视这一演变历程,得到的重要政策启示是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离不开农业生产经营者,包括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自为意识和自觉行为,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投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更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监管和扶持。认为,进一步强化政府相关支持政策和投入力度,不仅关乎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更是关乎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和民生福祉的长期改善和持续增进。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评述

基于广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凝练了“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态势,之前“以外促内”的国内气候治理特点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为主”和“内外协调”;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看,“集思广益”“上书模式”持续,“上下互动”“智库支持”的政策学习特点更加明显;从政策体系上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推动气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从政策总体特点看,呈现规划主导并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由点到面有序扩展、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央和地方互动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短期内政策成本较高等特点。“十二五”至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效果明显,提前实现了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在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广泛协同效应。“十三五”中期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中央到地方气候政策和行动进入调整阶段。同时,更加强调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应该尽快走出调整期,充分利用新体制的优势,以碳总量控制目标为抓手,坚定推动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多措互补的政策体系,注重适应行动以应对不断放大的气候风险,继续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     

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破解——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解释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是环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分析认为,部分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了偏差的形成。然而,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行为与研究所述并不完全契合——在制约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积极性的制度条件均未发生本质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在时间序列上出现了时高时低的波动。即环境政策的执行偏差并非一直都有,也并非在时序上等同存在,而只是时有时无的。为此,选择信号传递这个新的视角拟解释上述问题。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本文对“时有时无的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成因进行了剖析,试图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补充,为偏差的缩小或消除探索可能的途径。研究统计了2000—2015年中央政府通过文件(共394份)和媒体渠道传递的环境信号,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对其从可信性/可靠性、强烈性、清晰性三个维度的26项内容分别进行编码,构建起2000—2015中央环境信号和大陆地区31个省级政府环境监管行为的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央政府环境信号是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的动力源;文件信号的可信性、强烈性和清晰性能够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因此,实践中,为缩小环境政策的执行偏差,可进一步有效利用中央政府信号,尤其是文件信号。强化文件的可信性、强烈性和清晰性,但要着重于颁布数量少、质量精的文件,并有侧重地运用清晰性属性,以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积极性。本文不仅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主题的文献进行了补充,还克服了环境治理领域过度关注中国环境政策执行不足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保持政策执行成功这一更具现实价值的主题,为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操作性强且更高效的途径。     

土地利用政策与盐碱地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

合理完善的农田排灌水利设施是盐碱耕地有效的排盐降碱的基本保障。本文基于山东省垦利县、吉林省镇赉县、新疆察布查尔县等我国3个典型盐碱地区域8乡(镇)14村的468户农户的入户问卷调查,以农村土地利用政策为切入点,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盐碱地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扩大盐碱耕地经营规模、增加块均耕地面积、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②水资源保证率越低,水费占农业生产总投入的比重越大,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越强。在农田水利设施占用农户耕地的情形下,农田水利设施完备度与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③土地综合整治以及中低产田改造等政府对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因此,为促进盐碱地农业持续利用,针对已经发包的盐碱耕地,建议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存量盐碱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针对新增盐碱耕地,建议在土地发包过程中适度扩大单块耕地面积。探索性的实施盐碱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有助于稳定农户生产预期,促进农户长期投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的资源管理机制,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及管理制度,适度提高水费征收标准,对于提高农户参与意愿、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盐碱地农业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江流域耕地生产力变化趋势与持续性分析

开展耕地生产力变化趋势研究对耕地占补平衡评估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近20年来,退耕还林(草)工程和城镇化对汉江流域耕地的分布与生产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云平台利用时间序列土地覆被与MOD17A3 NPP数据集,采用趋势分析、变异系数、Hurst指数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趋势、稳定性及持续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汉江流域耕地生产力占补平衡状况及区域差异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2001～2019年汉江流域耕地NPP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01～2010年增长态势明显快于2011～2019年。(2)汉江流域耕地NPP呈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79%的耕地NPP值介于400～600 g C·m^-2·a^-1,集中分布在中上游河谷盆地;耕地NPP呈显著增加的区域占全流域耕地的53.20%,主要位于中上游河谷盆地和南阳盆地,呈显著减少的区域仅占1.06%;耕地NPP变化稳定的区域集中在上游河谷盆地以及下游荆门、应城等地,不稳定区域主要位于十堰郧阳区...     

行政问责与政策行为从众:“十一五”节能目标实施进度地区间差异考察

研究引入"政策行为从众"的概念,并通过实证证明,作为超常规政治激励手段的行政问责制,会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执行主体中产生"政策行为从众"的行为模式,而不能在整体上提高所有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水平。具体的来说,政策实施初期执行进度较慢的省份将在行政问责的压力下强化政策实施力度以实现赶超,但初期执行进度较快的省份将在后期主动弱化实施力度。不同执行的主体的"从众"行为将在整体上减弱行政问责制的政策效果,并在客观上导致节能约束性指标打折扣。本文建议应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财政与税收奖励等激励性手段,提高地方对节能减排等国家政策的"自发性"实施意愿,构建自我强化的政策实施长效机制。     

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与政策工具分析

通过把握我国环境政策历史脉络,了解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政策离实现政策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距离,需要运用新的政策工具以改善环境、实现环境政策目标。而逐步兴起的自愿性环境政策和经济型环境管制政策将会是我国环境政策发展的趋势,对这些新型政策手段的分析将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思路和启发。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比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与博弈关系

耕地资源安全是耕地保护的上升形式,从耕地资源安全的高度探讨其保障主体行为对于找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失效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和保障主体分类入手,分析了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在耕地资源数量安全保障方面.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强于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又要强于地方政府;在耕地资源质量和生态安全保障方面,各保障主体的保障积极性都要弱于数量安全,但中央政府的保障积极性仍最高,地方政府和农民均消极应对;各保障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政策的总体目标,而从法律上明确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约束制度有助于规范我国耕地资源安全保障主体的行为.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