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企业污染减排：智能治理的环境效应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为企业实现绿色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提高了企业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物排放的治理能力，形成了企业污染减排的新生动力源泉。对此，该研究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机器人数据库，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人工智能发展产生了“机器代人”的现象，发挥了智能减排的优势，进而对不同企业的污染排放带来了异质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用工成本削减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管理效率提升效应是人工智能影响企业污染减排的具体机制，并从生产末端治理、生产前端控制、生产流程管理上实现企业减排。进一步，在考虑核心指标衡量方式、经济体量和发展政策、政策冲击影响和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分析后，人工智能发展依然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并促进了企业生产结构的优化。上述研究结论表明，人工智能为绿色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提供了快速的通道，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生产结构，促进绿色技术融入企业的生产流程中，极大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提高了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友好程度，因此政府部门应聚焦人工智能发展领...     

人民币贷款对工业污染治理的贡献度及支持政策

我国环境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约占70%比重[1]。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近10年来平均占比呈下降态势。从社会融资治理污染的角度看,占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主成分的商业银行贷款对工业污染治理的支持数量严重不足。本文从我国工业污染增长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下降的矛盾,利用三次函数模型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贡献度极低,为0.059%。建议采取财政补贴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健全环境污染监管制度、规范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机制等,以平衡商业银行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贷款的收益与风险,促进商业银行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贷款的力度。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是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动因,而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有效控制污染排放,进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元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SFA模型测度了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平均值从2000年的0.165提高到2017年的0.309,但总体水平仍较低,并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增强的空间格局。②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而人力投入增加的效果不明显。③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具体体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及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且存在较为稳定的路径依赖特征。④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改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也同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体现出污染治理的策略互动性和协同性。据此,从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建立要素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强化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推动地区联合治理污染提供政策依据。     

污染红利与污染集聚的机理与实证

文章用污染要素的替代效应与成本效应对污染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说明污染红利会带来污染集聚.首先,污染替代效应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次,污染成本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单个企业排污加大,另一方面还会扩大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第三,污染替代效应和成本效应作为污染总效应的分支,二者的作用是累加的,不会互相抵消.为了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正确性,本文用内蒙古工业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科技效应指标对该省废气排放总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首先,有利于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规模效应与工业科技效应均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增加;其次,抑制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的工业结构效应则促进了废气排放的减少.因此,我国彻底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尤应加大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抑制.     

河长的边界:对流域污染治理行政力量的反思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究河长制在跨界污染伴生的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对于破解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19年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和河长制演进数据,该研究通过构建上下游水质模型全面考察了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能够有效改善下游水质,然而,这种水污染治理的激励作用仅限于省内上游区域。②在确立了省级河长的地区,省内上游地区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得益于省级河长在省内带来的良性环境治理互动。③相比之下,上游外省地区的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反而加剧了下游区域的水污染,“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综上,尽管河长制可以通过强化本地环境绩效考核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产生激励作用,但并未扭转跨界污染会伴生搭便车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依据行政边界划分落实治水责任的河长制对于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整。据此,该研究建议在坚持环境分权的同时,将下游特别是跨省下游地区水质纳入地方官员考核内容,从流域整体层面确立总河长,加强流域内省际间的治污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污染治理的搭便车问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发展效应

将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试点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1)理论上看,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通过绿色政策供给、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资金支持和绿色红利外溢而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水平;(2)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从双重差分结果来看,2014年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实践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贡献率为17.7％,且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反事实检验.(3)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耕地资源禀赋的显著影响.为更好地保持、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效应,应该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采取多元化手段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体系,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能力.     

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关联及其成因研究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以及雾霾污染边界不断扩张的严峻挑战,加快创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以形成跨区域协同治污合力势在必行。本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中游等五大地区96个城市2015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PM_(2.5)、PM_(10)、SO_2、CO、NO_2、O~3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逐日数据,从时间序列数据"预测能力"的视角,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识别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交互影响效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分项污染物视角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关键诱因,并利用双变量Moran指数揭示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的动态关联关系且呈现出联系紧密、稳定性强、带有明显特征的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不论在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当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这意味着面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和地区以外其他城市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在六种分项污染物中,PM_(2.5)的空间关联是导致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最主要诱因。城市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密度、投资强度、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应当加快构建以防控PM_(2.5)为重点的跨区域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将其融入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最终实现包含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在内的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发展。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汞是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扩大作用的有毒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分析汞污染及其危害,综述国内外汞污染治理研究情况,总结国际汞污染治理主要技术与措施情况,结合中国汞污染治理的现状,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汞污染治理的策略:建立国家汞污染治理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强技术研发、引进与推广;建立汞污染治理动态信息平台;加大汞减排投资规划;减少燃煤领域汞污染排放;开展汞污染治理宣传教育。     

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环境影响及生态工程措施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污染方式,由于其污染的时空范围广,不确定性大,污染严重,对其治理及管理的难度也较大。本文论述了农业非点源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治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生态工程措施,如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施肥技术、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生态工程技术、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建立植被缓冲带和湿地生态工程等。     

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时空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况有明显改善,但时有波动。工业三废中,废水排放脱钩状况较废气和废物有较大改善,但废气、固体废物减排形势严峻;空间上,上海脱钩状态最佳,江苏的脱钩状态较浙江有较大改善,且江浙内部分别形成了脱钩空间分异。分析环境污染形成机制,归纳出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三类要素,其中规模效应增加了环境污染排放,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污染排放具备一定抑制作用,但作用方向不甚明确,而工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影响明显,最后,技术效应全面推动了污染减排。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对RD投入影响显著,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和工业废气排放密度表示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同时,RD投入呈现明显的区域效应。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鉴于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我国政府强调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产业升级,加强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节能减排的主体是企业,因此研究污染密集产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技术创新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效率指标和基于DEA的Maluquist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对污染密集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探寻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污染密集产业可持续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①私营企业在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总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最大,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因此其对污染密集产业的技术创新的贡献最大;国有企业在竞争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投资较少、新产品产值较小,但其在垄断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研发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很大,虽然效率一般,但总体来说贡献较大。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介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规模不算很大,但其研发效率远高于国内企业,因此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集体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都远小于其他各类型企业,研发效率相对较低,仅高于国有企业。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存在技术效率的相对进步,反映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存在技术追赶效应;外资企业在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技术效率相对不变,继续维持相对优势地位;私营企业在5个产业中存在技术相对衰退、5个产业技术效率相对不变;港澳台企业在所有污染密集产业中都存在技术效率相对衰退,这反映了港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正逐步丧失。③在所有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都不强,存在相对的技术衰退,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污染监察力度,加大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科研投入,积极鼓励各类型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中国农资生产企业中是否存在“以污染换取增长”现象?

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被广泛使用,排放出大量有机物和无机物,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直接污染的分析,较少讨论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实际上,农资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往往也会产生大量环境污染,努力降低农资生产企业的环境污染也应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农资生产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农资生产企业的环境污染状况对其未来年平均销售增长率的影响,检验农资生产企业中是否存在"以污染换增长"现象。在文中我们采用农资生产企业被征收排污费的情况来衡量其环境污染程度,采用企业的年平均销售增长率来衡量其未来业绩表现,进而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被征收排污费的农资生产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以污染换取增长"的现象。实证结果表现为,如果农资生产企业被征收排污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越高,则该农资生产企业未来的销售增长率也相应越高。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农资生产企业排污费征收机制的设计和行业环境规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首先,我们建议环境保护部门和农业管理部门在未来应该适当提高农资生产行业的环境准入门槛,防止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进入该产业,并逐步淘汰部分高污染的农资生产企业。其次,环境保护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排污费的征收机制设计,努力降低农资产品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后,建议对农资生产企业的环保技术投资进行补贴。     

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研究

自由贸易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被认为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的庇护所".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区域经济,江苏省在对外贸易中的环境损益情况尚不明确.本文首先通过计算行业的污染指数,分析了污染的行业结构,然后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贸易的污染条件,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的环境损益情况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环境损益的原因.结果表明江苏省的污染行业主要是初级产品和能量生产行业;废水、废气、粉尘、烟尘、固体废物和二氧化硫等工业污染物在出口贸易中的含量均小于在进口贸易中的含量,对外贸易使江苏省环境受益.建议江苏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重点加强对初级产品和能量生产行业的污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