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探测器方法下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因素的关系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尺度特征,从乡镇街道尺度研究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有利于得出更精细的结果,并为城市人口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利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分析北京市人口空间格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研究自然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1）自然因素对不同类型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对常住人口作用强度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地形起伏度、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对外来人口作用力由大到小的自然因素分别是地形起伏度、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坡度、海拔高程和河网密度;2）自然因素对不同地区人口空间格局影响具有差异性。除适宜建设用地面积外,坡度和河网密度分别对六环内、外区域人口密度影响较大。高程和地形起伏度对六环外人口格局作用力高于六环内地区;3）两类自然因素叠加对人口密度作用的强化方式体现为因素相互协同或因素作用力非线性增加。5类自然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力交互作用探测值为1,各类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力协同增强。     

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及成因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旅游网站数据,提出一种乡村旅游热点识别方法,以江苏省为例,运用趋势面、核密度、热点分析等方法探寻乡村旅游冷热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其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时间演化规律明显,年际变化呈“S”型演变轨迹;季节变化呈“三峰四谷”特征。（2）江苏省乡村旅游热度的空间结构在2009—2017年间经历了“单核—双核—三核”的演化过程,但其空间异质性依然显著,整体表现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差异特征。（3）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段的影响强度各异,交通条件、服务能力一直是主导因素,经济水平对乡村旅游发展早期的热度提升有显著影响,资源禀赋的显著性趋于下降,生态环境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热点识别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网络信息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及空间分析

传统的旅游吸引力研究方法在数据获取、市场化评价、游客体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互联网的发展为旅游资源吸引力的评价带来了新途径。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建立城市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对统计资源进行分类,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资源单体吸引力评价体系,对北京市的旅游资源吸引力进行评价。采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参与统计评价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共415个,总体平均吸引力指数为0.31,其中人文景观类吸引力最强,资源点数量最多。2）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存在空间集聚,休闲活动类资源吸引力空间集聚度最大,人文景观类资源吸引力空间集聚度最小。3）自然景观类资源分布较为均匀,且旅游吸引力存在多个密度中心,吸引力热点区主要位于主城区;人文景观类资源分布集中于主城区,并形成旅游吸引力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相间分布的空间特征;休闲活动类资源分布以主城区为主,形成吸引力密度中心和以热点区为核心、周边为次热点区的空间集聚形态,周边区县主要是冷点集聚区。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吸引力评价体系为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并应用于空间分析上,对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资源型地区工矿企业空间集聚与区域转型——以山西省为例

工矿企业是资源型地区实现区域转型的关键要素,研究工矿企业空间集聚的格局特征及驱动机理对于揭示资源型地区转型的空间过程及空间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山西省为例,基于煤矿企业点数据,综合采用多种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1990—2017年经济转型阶段,山西省煤矿企业空间集聚的格局演变及区位指向变化。进一步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山西省煤矿企业空间集聚演变的影响因素,解释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煤矿企业整体集聚变化相对稳定,但发展内涵发生显著变化,企业趋向大型化、现代化、可持续化发展。（2）煤矿企业空间集聚逐步与煤层埋深线的岩层走向相吻合,并且表现出低坡度指向性、临交通线指向性特征。（3）宏观尺度上,煤矿企业空间集聚呈现以点状集聚为主到点状集聚与沿煤层线带状扩散并存的演变趋势;微观尺度上,煤矿企业核密度降低区域与核密度增加区域具有地理邻近性特征,空间上表现为煤矿企业的远郊区化过程。（4）资源禀赋对煤矿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最显著,地形坡度、路径依赖、省道、企业所有制性质、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面积等对煤矿企业的区位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作用方向和强度存在差异;城镇化水平、铁路、高速公路等对煤矿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受自然基底条件、产业发展基础、区域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镇域尺度土壤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揭示镇域尺度规模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某镇为研究区域,采集788份表层土壤样品,利用地累积指数法对土壤Cd、Hg、As、Cu、Pb、Cr、Zn和Ni的污染进行评价,基于地理探测器,以土壤性质、地形和距离等15种因子为自变量,各重金属含量为因变量,探析土壤重金属含量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Hg、As、Pb、Cr、Cu、Ni和Zn含量平均值是成都市土壤背景值的1.06~1.93倍,Cd含量低于背景值;除Hg呈现轻度污染外,其余7种重金属处于清洁状态.8种重金属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且各重金属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并与土壤性质存在显著相关性.因子探测发现,总磷（TP）、总钾（TK）、pH、总有机碳（TOC）、高程和距铁路距离对8种重金属含量的解释力最显著.交互作用探测发现,土壤性质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是重金属空间分异的最主要影响因素,高程、距住宅区距离、距铁路距离和距工业用地距离也是重要影响因子.风险探测发现,Hg在高程和距铁路距离的子区域的差异最显著,其余7种重金属在土壤性质影响因子子区域的差异最显著.镇域尺度规模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这与研究区的土壤性质、地形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基于DBSCAN算法的分析

共享住宿的兴起是城市旅游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科学认识其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对城市旅游发展意义重大。通过Airbnb网站获取我国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共享住宿房源信息,运用标准差椭圆,DBSCAN聚类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房源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讨房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2017年,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空间格局变化较快,整体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2019年,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整体处于稳步增长期;（2）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发展具有时空依赖性,聚类中心随时间均不断增加,多数城市的共享住宿逐步向城市四周扩展,东中西三个区域之间聚类中心的时空差异明显;（3）从发展方向和高级别聚类中心数量来看,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发展方向存在四周型和“单—多”方向主导型以及“0-1”“X-1”“1-X”三种演变模式;（4）商业、交通、人口等指标因素对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空间格局产生较大影响,各区域之间及各城市之间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餐饮、休闲娱乐、购物、住宅小区等成为驱动共享住宿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鲁东山区流域景观格局与面源污染关联关系

基于实地监测和3S技术,以鲁东低山丘陵地区栖霞市为研究区,采用Spearman相关、非约束性PCA、对应典范分析（CCA）等方法,研究不同流域尺度下景观格局与面源污染的关联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景观格局空间分异明显,在特征尺度下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斑块较为破碎,林地、园地斑块聚集性强。（2）研究区河流面源污染物主要以TN为主,EC、COD污染次之,主河道出水口为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3）景观格局对水质的影响丰水期要大于平水期,TN和EC对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和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最为敏感。（4）平水期河岸带尺度下景观格局对TN影响最大的为斑块密度,EC受景观边缘密度影响最大,小流域尺度TN受景观蔓延度影响最大,COD与景观多样性关系密切;丰水期河岸带尺度景观多样性对TN影响最大,EC受斑块聚合度影响最大,小流域尺度影响TN最大的因素与平水期一致,EC与景观蔓延度关系密切。（5）小流域景观类型水平下,TN主要受林地斑块密度影响,TP与耕地散布与并列指数关系密切;丰水期TN受林地散布与并列指数影响显著,TP对林地平均分维数变化敏感,EC受草地聚集性影响最大。本文分析了研究区景观格局与面源污染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两者在不同尺度下的相关性,可为栖霞市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陕西省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提质增效是目前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选用Python爬取技术,对陕西省107个县域的旅游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探讨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旅游效率达到有效的县域数量整体偏低,高旅游效率县域多集中于市辖郊县。（2）县域旅游效率分布不均衡。陕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关中地区呈现“西高东低”的现象,陕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则集中在地市交界处。（3）影响县域旅游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不同。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及汽车站数量（反映交通服务水平）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总效率及技术效率的主导因素,而旅游资源禀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则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     

长三角游乐型主题公园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欢乐谷、常州恐龙园、芜湖方特为例

以长三角三大大型游乐型主题公园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大样本资料,将数理统计与ArcGIS空间分析相结合,分析主题公园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影响其旅游客流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长三角主题公园客流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核心区（长三角）点轴辐射、外围区（环长三角）面状均质、边缘区点状分布”格局。长三角确立客流分布主体边界,省级行政区（除上海）勾勒出核心市场边界。（2）客流空间分布特征因时间段和案例地不同而存在差异。主题公园游客空间使用曲线符合基本型曲线特征,一般性时间客源呈近域型分布,而节假日特殊时期为广域型分布。（3）三大主题公园客源主体范围与形态存在一定异质性。上海欢乐谷与常州恐龙园客源市场形态较为相似,芜湖方特客源市场呈近似饼状分布。主题公园80%市场域的重叠区域较大,主题公园间存在一定空间竞争关系,客源市场分布受其所在城市等级和地位的影响。（4）主题公园客流量的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发生不同程度和强度的变异。经济联系强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交通距离是影响客流量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两两因子交互作用,双线性或非线性地加强了对游客来源地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静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总体上存在“路径依赖”的趋势;同时,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向较高/高水平区演变的概率较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贫困陷阱”现象。（2）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类型演变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与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邻接,其向上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与旅游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邻接,其向下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3）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受到市场化水平、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针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基于移动监测的城市街谷交通相关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研究

为更好认识城市街谷内的大气污染特征和提供城市街谷优化设计的实证参考,本文以干旱区绿洲城市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为例,采用移动监测技术,分析了城市街谷大气污染物(CO、PM2.5)的时空分布,并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早高峰空气质量优于晚高峰;交叉路口处污染物浓度普遍较低,但苏州路立交桥下污染物浓度较高;(2)两种污染物同源,其浓度与固定站点监测数据高度相关,风向与街谷成锐角时污染物浓度较低,风速较大时污染物浓度较高,污染物浓度与车流量相关程度较低;(3)街谷两侧建筑物高度比在[1.5,2)之间,污染物浓度较低,在[1,1.5)之间,污染物浓度较高;路网密度在[12,14)之间,污染物浓度较低,[12,14)之间的道路密度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街谷内污染物浓度。     

基于GIS的重庆市旅游资源评价、分析与规划研究

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地对重庆市主要自然和人文景区(点)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借助GIS技术,对旅游资源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和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的旅游资源结构中,自然资源起着基础作用,人文、社会景观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空间分布上,重庆市旅游资源呈现“带状”、“圈状”的分布特征,地域空间分布不平衡。最后,在GIS技术支持下,对重庆市旅游资源进行了概念规划,得到4个结构区,并提出每个规划区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