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水资源阈值探析

针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从水资源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探讨了水资源阈值概念与内涵，提出水资源阈值可以表述为基于自然属性的水资源规模阈值和基于社会属性的水资源配比阈值，区域水资源阈值应为二者的有机耦合。以太湖流域为例，分析计算了太湖流域的水资源阈值：太湖流域的水资源规模阈值为1788亿m3；根据流域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目标，在流域生态和环境系统用水控制目标以及水体纳污能力约束下，社会经济系统用水阈值为156.4亿m3，占流域水资源规模阈值的531%；生态用水配比占流域水资源规模阈值的469%，充分体现了以生态为主、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2030年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系统内部配比阈值分别为：生活用水98%；一产用水266%；二产用水582%；三产用水54%，为流域水资源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效应;(2)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FDI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3)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猫跳河流域梯级水库磷的夏季变化特征

调查了我国第一条全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的河流--猫跳河中梯级水库对磷的拦截效应。于2007年丰水期7~9月在猫跳河流域采集水库坝前分层水样以及下泄水，分析和测试水样中的总磷和正磷酸盐。结果表明：丰水期猫跳河流域梯级水库内部总磷和可溶性正磷酸盐变化趋势相似，而下泄水的磷含量均大于该水库表层水体的磷含量。在猫跳河流域的梯级水库中，上游水库（红枫湖和百花湖）的磷含量明显高于各下游水库，即猫跳河流域各水库顺水流方向磷含量具有逐渐减少的特征，说明该流域梯级水库开发对于全流域磷具有梯级拦截效应；另一方面，各水库的富营养化指数表明该流域各水库均处于较高的富营养化状态，全流域富营养化状态差别与磷的分布特征相似，表现为顺水流方向减弱的规律。     

纳入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域生态补偿是基于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沿课题。针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静态视角的局限性,文章在新空间经济学思想架构下,融合微分博弈理论,构建了包含水资源利用量上下游间配置变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并通过模拟分析揭示了变化条件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旨在为推动和促进生态文明时代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引致流域上下游间经济活动分布变化,而经济活动分布变化则引起上下游之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②流域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对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方式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从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看,集中式决策方式更有效;从全流域收益看,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存在门槛效应,当低于门槛值时集中式决策方式更有效,当高于门槛值时则主从式决策方式更有效。③因应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动态调整上下游间生态补偿决策方式和环保投入分担比例,是实现流域收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④由空间品质内生驱动的“流域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生态补偿决策方式调整—地区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地区收益水平的提升”的互动机制,是推动和实现生态文明时代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逻辑。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经由空间品质驱动的上下游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流域绿水管理博弈建模及应用分析

绿水资源表示水循环通过降水渗透入土壤非饱和层并由植物蒸腾或土壤蒸发返回大气层的水汽，是农业作物生产的重要基础，但是通常被传统流域水资源管理所忽视。基于流域水量平衡和蓝水绿水综合思维，将绿水资源纳入流域水资源管理体系。在绿水信贷理念和博弈建模分析框架下，结合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多目标优化及情景比较分析，利用绿水管理措施合理优化配置流域蓝水绿水资源，采用绿水生态补偿协调处理上下游利益冲突的博弈问题，探索性地提出了流域绿水管理博弈框架。该框架通过博弈建模可以识别分析流域绿水管理问题的博弈空间、博弈结构和纳什均衡等博弈特征；通过合作博弈约束条件改进的多目标优化，可以计算流域绿水管理情景的绿水补偿标准和帕累托最优收益。将建立的绿水管理博弈框架应用于涟水流域实例研究，NSE、R2、PBIAS、p-factor与r-factor等模拟效果评价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涟水流域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蓝水绿水模拟均达到可信程度。上下游收益变化、绿水补偿标准与帕累托最优解集等博弈分析结果显示，涟水流域整体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收益明显改善，其帕累托最优收益平均增长2.72亿元/a，年均绿水补偿标准折合1.94、1 253.7元/hm²。实例分析表明提出的绿水管理博弈框架在涟水流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因此，该方法可以为流域蓝水绿水管理试点研究及其绿水补偿标准核定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具有一定程度的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基于“保护者受益、污染者付费”思想和奖惩补偿机制,引导城市排放主体改善空气质量。当前关于该补偿政策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研究刚刚起步。考虑到这一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和差异化,选择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借助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弹性显著为正,且这一积极效应随绿色创新效率的上升而变大。除了产业结构和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经济增长和适度的环境规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创新。(2)地区竞争在生态补偿政策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市规模增长反而抑制了生态补偿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3)技术进步在补偿驱动创新机制中存在“U”型调节作用,当前样本城市的技术进步调节效应位于“U”型左半部(负向调节),即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补偿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正效应是递减的。研究结论为提升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调控效果、控制地区竞争和城市规模、优化绿色创新资源配置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基于共同前沿生产理论的中国建筑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2000—2020年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识别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有助于厘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的适用性。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建筑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前沿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异质性和规模报酬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多维技术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的进步是抑制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间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差距均有所缩小、建筑业管理效率小幅度提高,对碳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建筑业规模效率的降低又是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2)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层面与东部地区形成追赶效应,这种追赶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减排因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建筑业规模效率不断下降,成为碳排放呈现总体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能源导向型规模效率得到提升,而产出导向型规模效率又有所下降,对该区域建筑业碳排放形成对冲效应。整体来看,不同区域间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未来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业碳...     

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对金沙江上游梯级开发的发电影响

南水北调西线一期调水工程规划从大渡河调水25亿m3，从雅砻江调水15亿m3，调水对金沙江上游大渡河及岷江、雅砻江、金沙江（简称“三江”）的水电开发带来一定影响，调水减少了电站入库水量，使“三江”的可开发水力资源减少；改变了径流的年内分配过程，使年内丰平枯期发电量结构发生变化，装机规模减少；而且，上中游河段受影响大于下游。跨流域调水工程可缓解缺水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也将给调水地区带来生态环境及水电开发影响，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趋利避害，促进全流域，全地区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考虑降雨量中绿水资源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将绿水资源纳入农业用水总量,全面分析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变动趋势。基于1998~2011年长江流域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影响因素的检验。研究发现:(1)在研究期间内,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呈现出波段式上升态势;流域各区段的用水效率呈下游、上游、中游依次递减的区域分布格局。(2)灌溉费、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对外开放度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水资源量和年降水量均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关系,但只有降水量在统计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应当提高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水资源禀赋较高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在农业节水的具体政策方面,调整农业灌溉水价、加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扩大农业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取得较为显著的节水效应。     

流域问题的本质与长江流域的适度开发

流域文明发端于水 ,流域发展依赖于水 ,流域问题的本质表现为水。长江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战略发展区域 ,但水土流失严重 ,水旱灾害频繁 ,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 ,直接影响着 2 1世纪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前景。本文分析了水与流域的发展关系 ,并通过总结世界大河流域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揭示了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问题 ,提出了长江流域要适度开发的原则和对策。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基于水电梯级开发的河流生态健康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水电开发对河流健康的影响,本文以雅砻江下游水电梯级开发为例,构建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选择无人为干扰和干扰较小的河流为参照,以指标变化率衡量水电梯级开发前后河流受扰动程度,分别采用综合评价法和赋值评分法进行了定量评价。综合评价结果显示,雅砻江下游河段的综合健康指数为0.71,该研究区域在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的综合健康指数分别为0.74、0.70和0.69,均处于亚健康状态;赋值评分法结果显示建库前的河流健康指数(River health index,RHI)为19.1,等级为健康,建库后为14.3,等级为亚健康,两种方法评价结果基本一致。本文以期完善河流健康评价体系,并为生态修复提供依据。     

数字金融赋能绿色创新的异质非线性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技术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却普遍忽视了数字金融赋能的“网络效应”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助力绿色创新发展的非线性赋能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了中国绿色创新,且东中部地区的赋能效应远高于西部地区,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是显著存在的;数字金融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存在着一个正向的由弱到强的演化过程,但这种“网络效应”特征主要出现在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U”型非线性规律;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的非线性赋能效应存在异质强化调节机制,在城市化、财政透明度和居民收入水平调节下存在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表现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特征,在技术引进作用下则呈现正向倒“U”型特征;当前只有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使经济增长目标和技术引进力度保持在合理水平上,才能最大化地提升数字金融赋能的绿色创新效应。该研究发现了绿色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赋能的“普惠效应”和“网络效应”的共存现象,相关结论可能为“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搭上“数字金融快车”,加速驱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汉江流域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刍论

汉江流域地处我国中西部结合与过渡地带，经济地理位置重要，是我国重要的待开发区域之一，也是需以资源市场导向开发先行的区域。其资源开发型产业的发展，宜突出优势资源利用，进行系统综合开发，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实施集约规模经营，原料商品生产相对分散以物尽其用和加快山区农村脱贫致富，资源加工工业发展适度集中以构筑起规模经济效益发展格局。     

基于供需管理的太湖流域水资源反退化能力研究

近年来,我国流域水资源系统退化问题日趋严重。水质恶化、水生态环境退化以及突发性水危机事件常态化等,使得流域水资源反退化能力建设备受重视。环太湖区域作为率先进入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区,太湖水资源反退化能力建设是区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升太湖流域水资源反退化能力,从水资源供需管理视角出发,构建了供需两侧流域水资源反退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法分析了2001-2012年太湖流域供需两侧水资源反退化能力综合发展指数、发展演变速度及其变化原因,以二维空间矩阵形式对流域水资源反退化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近10年来,太湖流域供需两侧水资源反退化能力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自2006年起,需求侧一直高于供给侧,供需两侧正向协调作用没有很好地显现;流域反退化能力发展演变速度总体波动较大,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用水效率以及污染治理等因素变化,个别年份需求侧水资源反退化能力出现下降现象;在供水管理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是导致供给侧水资源反退化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结论,分别从供水管理和需水管理角度提出了增强太湖流水资源反退化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流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研究——基于2001～2009年长江流域数据的面板计量分析

流域经济是以水系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其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其研究为区域开发提供新视角。在理论方法上，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采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包括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要素的流域经济增长框架。在实践论证上，以长江为样本域，运用面板计量分析方法，测度生产要素对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生产要素对流域经济不同域段作用强度不同，且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即沿江而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加大，物质资本则恰好相反。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流域经济的不平衡程度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促使流域上游地区人力资本开发、实施流域大开发战略和推进流域城市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