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异及动态关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是解决区域雾霾问题的重要手段,雾霾污染的城市联动和交互作用是雾霾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标准偏差椭圆方法,分析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特征和空间重心转移轨迹,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均对京津冀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从构建区域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区域产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城市空间管控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群雾霾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能源生态足迹空间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分工视角

考虑到全国工业主体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足迹赤字较大且产业间同质化现象严重的问题,将较少涉及的区域分工因素纳入到空间模型分析框架,以探究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虽然我国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能源足迹强度和产值变化状况表明长江经济带能源利用的集约度在增强;(2)长江经济带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呈空间正相关关系;(3)长江经济带区域分工对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具有抑制作用,而其他控制变量则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人均GDP对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增长的贡献度最高;(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单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数三方面均存在着正向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8—2015年30个省份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全国、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判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8—2015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大于全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全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演变轨迹相似;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空间格局从"两极分化型"向"过渡型"演变;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重工业占比呈负相关;当人均GDP较小时,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工业化率、地方法规颁布件数、环境污染与破坏总次数呈负相关,与群众因污染来信数呈正相关;当人均GDP跨过门槛阈值拐点后,相关关系反之.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共促工业污染防控治理,推动重化工业绿色发展,加强媒体对废气污染的长期有效监督,推动建立科学有效的"三方共治"体系.     

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我国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以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强度为门槛变量时,经济增长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在跨过门槛值后增大,呈现出"阶梯式"的增长特征;以人口密度为门槛变量时,经济增长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在跨过门槛值后变为负向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以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经济增长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正向影响在跨过门槛值后减弱。     

京津冀地区公众对雾霾污染认知的调查研究

针对京津冀地区公众,围绕雾霾污染的基本情况、影响状况、预防与治理措施三个方面,展开认知"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居民对雾霾污染有一定了解,认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与汽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污染的主要成因;近70%的居民认为雾霾污染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大多数居民在雾霾天气会选择防护措施,认为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应是治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首要措施,34%的居民认为短距离出行尽量选用公交、自行车。通过准确了解京津冀地区公众对于雾霾污染的认知现状,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提出京津冀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路径选择。     

吉林省县域雾霾污染空间演化格局及其因素分析

结合数理统计及空间分析方法,以PM2.5平均浓度值为指标,对吉林省县域雾霾污染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吉林省县域雾霾污染总体趋于严重,绝对与相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2)县域雾霾污染呈现出"中部高、两端低"的峰型格局,空间集聚趋势由增强逐步减弱。(3)雾霾污染对经济、人口的敏感性较强,不同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因子具有方向性和异质性。产业结构转型、人口格局优化等是推动吉林省县域雾霾治理的重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集聚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物流产业集聚对提高物流效率、发挥溢出效应具有重要作用,提高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是提升区域内竞争力的关键。基于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物流集聚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下游地区物流集聚水平呈下滑趋势,上游地区呈上升趋势,中游地区则具有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性,物流集聚水平相对平稳;(2)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集聚的层次异质性得到弱化,但局域异质性凸显出来;(3)所选因素均对本地物流集聚产生了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水平对物流集聚的推动作用最大,而各因素对周边地区物流集聚主要起到负溢出效应,总体上"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采用我国长江经济带1995—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因素对我国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2)碳排放与人均GDP因素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只有东部地区通过了碳排放拐点,中部地区接近拐点,而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在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增长。(3)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对碳排放影响微弱。(4)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和环境规制因素的影响较小。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的统计数据,利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模型、ArcGIS软件、障碍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距,整体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11个省(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在地域上有差别,存在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工业污染严重、政府的绿色投资较少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东部带动中西部、环境保护以及产业转型等相关对策。     

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状况与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区域,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精髓。目前,总磷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水体首要污染指标,总磷超Ⅲ类的断面比例达到18.3%,主要的一级支流中,沱江、清水江、岷江、乌江总磷平均浓度在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上下浮动,污染相对较重;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主要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影响,主要涉及四川、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区;同时结合总磷污染特征分析,提出了涉磷工业企业治理、磷矿管理、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防治、规范监测方法等治理措施,为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

污水处理设施作为废水排放的处理终端,在区域水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17座污水处理设施为样本,以单位污水处理能耗作为污水处理设施的投入变量,BOD5等污染物的削减率作为产出变量,在考虑各类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异质性影响下利用WSBM模型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减排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CLAD模型对影响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率的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设施综合减排效率较低且差异较大,设施单位污水处理能耗冗余率较高以及对总磷污染物减排效果不理想是制约其减排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设施的减排纯技术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以上海、湖南、云南三省份形成"三极"的空间分布特征,而设施减排规模效率则呈现出"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设施减排效率外部影响因素的驱动效应差异明显,并据此提出了排水管网合理规划、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长江经济带固废治理需要综合解决方案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将“长江保护修复”列为标志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战役之一。其中,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一环。目前长江经济带固废污染治理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一是固废处理处置规划不系统,呈现“碎片化”,在固废处理处置设施分布、处理处置工艺、产业链条,以及主管部门及其政策资金安排、行政区划等方面缺乏整体的区域规划。     

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本文梳理了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随着市场分割程度存在显著倒"U"形关系;在规模报酬递减作用下,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从提升转变为抑制。未来破除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瓶颈的关键在于研发投入、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另外,分样本回归表明市场分割导致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能源环境效率存在"中部塌陷"的风险。由此,加强研发资金的精准投入、提升对外开放度和中游地区支撑力,以及增强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是长江经济带提升能源环境效率的重要突破口。     

基于EBM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水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工业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工业废水排放量也越来越大，如何提高工业用水效率从而缓解水资源压力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本文选取工业用水量、工业就业人数、工业固定资本和工业废水治理费用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指标。首先利用EBM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2008—2017年工业用水效率，其次利用泰尔指数来分析工业用水效率的区域差距，最后利用面板Tobit模型来分析影响不同地区工业用水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用水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不同地区效率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技术水平、水资源禀赋和政府环境管制力度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用水效率都有一定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结构及其效应研究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TOPSIS模型测度综合指数,结合修正后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结构及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及非均衡分布特征。(2)空间关联结构由“单节点发展模式”演化为“点轴发展模式”,空间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显著。(3)整体网络特征向网状化、稠密化、纵深化发展;个体网络特征显示,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为核心扩散点,网络向均衡化和片区化发展,且形成了“由东向西扩展,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特征。(4)时空距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差异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结构特征的重要因素。     

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问题与防治对策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积极、有效地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从识别突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产业与能源结构,以问题为靶向,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占国土面积21%的长江经济带排放了全国34%的二氧化硫、32%的氮氧化物、28%的烟粉尘、44%的挥发性有机物、43%的氨,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2.1倍,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中,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部达标的城市比例不到1/3。颗粒物是影响城市达标的主要污染物。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是造成大气污染排放量的主要源头,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以解决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为核心,将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底线,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重点措施上,从大气污染驱动力着手,提出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建设水平动态研究——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了美丽中国生态位维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运用构建的美丽中国生态位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1—2015年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将生态位理论应用到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研究上具有可行性;(2)长江经济带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和综合生态位因区域不同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分为高值区、中值区、低值区三大区域;(3)长三角区域、长江中游区域和长江上游区域因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生态位匹配程度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4)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生态位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