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与实证模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内的650个农户为有效样本,分析了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劳动力投入行为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常住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分别有显著正、负面影响;②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③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而对其它四类表现形式影响不显著;④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提高产量而会造成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⑤农户经营组织行为中,有机肥施用行为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这些未施用的有机肥又会加剧生活垃圾污染,而且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也就变弱。另外,参加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可见,农户经营行为更多地是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污染及生活垃圾污染,对空气噪音污染及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     

土地托管与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机制及效果检验

兼业化种植仍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形式,化解兼业农户粗放种粮难题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文章构建了"非农就业挤出效应与收入效应-兼业农户粗放种粮与托管需求-托管组织提供多环节绿色服务-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及粮食增产"的理论框架,阐明土地托管缓解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作用机理。基于对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1 370个兼业小麦种植户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小麦产量、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三方面实证检验了土地托管缓解托管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效果。研究发现,土地托管不仅有利于减少托管兼业农户化肥、农药施用量,还有助于提高小麦产量,其效果均在10%以上。同时,不同环节土地托管服务缓解托管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效果存在差异;土地托管对不同禀赋类型的托管兼业农户缓解效果也有所不同,对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效果更好。因此,政府要大力支持土地托管发展,在机械购置、土地整治、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鼓励、补贴或项目倾斜;重点支持整体缓解效果较好的田间管理与农资供应服务,尤其是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增强小农户对土地托管的认知,成方连片向小农户开展服务,更好发挥土地托管对托管兼业农户尤其是兼业小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作用。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农户水稻“双改单”与收入增长:来自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视角

农户水稻种植"双改单"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由于农民种稻收入在家庭收入增长中份额日趋减少,使得农户倾向于将更多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转移到兼业或非农生产活动上,出于粮食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的考虑,国家鼓励农户选择双季稻,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推进和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者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以回答,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类型正由传统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到2010年生产者的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以农机装备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农户兼顾到收入增长与双季稻种植的双重目标,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对其选择单双季水稻的影响较小。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显示,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可能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建议,要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目标,应当重视长江流域水稻主产区的农户"双改单"演变趋势,继续拓展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适当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引导农民扩大双季稻的种植规模。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在SLA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两方面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0-2009年全国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生计资本不同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兼业状态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两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农户适当的从事非农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0.480)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因此,应适当地鼓励农户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并创建促使过度兼业农户真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应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②土地资本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禀赋、土地细碎化和土地产权性质三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自然禀赋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土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降低土地细碎化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途径。     

一个基于农户家庭特征的耕地抛荒假说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决定了耕地经营单位为农户家庭,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农民个体,因此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对耕地抛荒会产生交互作用。在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和收入来源对耕地抛荒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并运用该假说阐述了上述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机制,认为这些特征在耕地抛荒决策中存在的两种效应:"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迁跃效应"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等特点,而"涓流效应"具有持续性的特点。结合四川丘陵地区9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验证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1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与劳动力数量通过"涓流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外农业产出也存在抑制作用;2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与非农收入比重通过"迁跃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耕地面积对耕地抛荒也存在推动作用。最后,根据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性质与影响程度,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对农户家庭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广东省1995-2013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验证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EKC"倒U型"曲线,并运用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入转折期;而VAR实证结果则验证了EKC结果,并发现面源污染对经济发展具正向影响,而负向效应较滞后。因此,要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治理力度,提高农户生态环保意识。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效率反映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农业面源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体现了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环境效率,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子价格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增强流域水资源的安全性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利用三峡生态屏障区重庆段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参数化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进行了测算,结合面板数据随机效应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农业面源污染平均排放效率为0.649 9,TN、TP、COD和NH3-N 4种污染物的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0.372 9,0.032 6,0.137 1,0.053 3万元/t;不同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库中平行岭谷区、库区腹地沿江山地丘陵区和库区腹地外围山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效率低,污染物的影子价格高;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因素主要包括农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比例、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因此,确保粮食作物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少农药、化肥投入大的农作物种植规模,走"两型农业"之路;进一步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节水灌溉设施和农业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减少和控制农业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面源污染源头减排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参与,提高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也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途径。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兼业分化视角

在耕地质量退化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以湖北省650户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与偏向的差异,并运用Prob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进行耕地质量保护投入的比例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而降低:纯农户、I兼农户与II兼农户相应比例分别为58.99%、45.92%和44.44%。不同类型农户采取资金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比例均高于劳动偏向型投入。回归结果显示,兼业分化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这种负向效应随兼业程度加深而减弱。I兼分化与II兼分化对农户不同偏向型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I兼分化仅对资金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II兼分化仅对劳动偏向型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身份、田间有机耕路、了解过量施用化肥的危害、意识到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具有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以及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都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性投入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 ——以湘阴县为例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更是提高耕地质量，保障地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生态健康的必要环节。首先，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及行为机理，进而利用洞庭湖南岸粮食主产县湘阴县农户入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区域仅有61.29%的受访农户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面源污染治理收益增加度、参与面源污染治理改善周边环境、农技人员影响力、参与面源污染治理的精力能力、当过村干部等因素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年龄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参与意愿为显著负向影响。据此，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加强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宣传及农技人员技术指导，充分发挥村干部的模范作用，增强农户治理耕地面源污染的主体意识，提升农户治理效能感及社会责任感，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引导农户主动积极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建设美丽生态洞庭。     

山区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3个区县55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40％以上,其中I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     

基于DID模型的洱海流域生态农业政策效应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下,探讨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实践表明,生态环境政策对工业与服务业等点源污染的管控效果显著,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瓶颈。因此,本文运用DID模型,对洱海流域内政策区和非政策区农业生产方式与水环境指标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揭示生态农业政策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下农业生产方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效应为-12.59,生态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方式调整与优化效应显著,其中农业从业人口、肉蛋奶总产量变量对水质污染指数负相关;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与水质污染指数正相关。分析结论:生态农业政策实施后,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对流域内面源污染程度得到缓解,农业产值稳步提升,但与"北三江"5乡镇比较,环湖8乡镇农户绿色生产观念、无公害农业种植技术、养殖业循环发展与林下经济等四方面生态化趋势更显著,政策响应更积极。政策建议:"养殖+沼气循环农业"是降低入湖水质富氧化,提升养殖集约化发展的首要措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可在兼顾单位产量的同时,约束过度施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有机无害农产品种植的重要路径;退耕还林还湖,发展林下经济,能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培育特色林业经济;扩大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措施。     

中国化肥面源污染EKC验证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1990-200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规律的驱动因素进行理论与定量探析,以期为协调农业环境与经济增长和谐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库兹涅茨曲线的低值超越找寻政策着力点.结果表明,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在影响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和环境需求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农业环境的污染程度；农民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提高、城乡二元环境管理体制、蔬菜和瓜果类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和复种指数的提高是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不断加剧的熏要原因.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但由于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和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水平低下,使得农业技术进步环境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影响研究 ——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行为的影响。首先通过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以3个县（市、区）的185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流动资本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投入同时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表现在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不同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公共投入呈互补关系的私人投入提高，与公共投入呈替代关系的私人投入降低；（2）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之间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内部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4）农地整理这一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户的流动资本投入上。调查亦发现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的现状影响并不显著，对其投入意愿有明显影响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作物多样性变化及其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基于期望出产和非期望产出的分析

运用中国30个省份1990～2016年的面板数据，从作物多样性视角，采用CDI和d等作物多样性指数，考察了农业种植结构对农业产值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作物多样性与农业产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当前中国非优势作物（比较优势较弱）多样性偏高，对农业产值产生抑制作用，非优势作物多样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产值将减少1.5%；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正向作用，非优势作物多样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面源污染将增加1.3%。而区域优势作物多样性的增加对农业面源污染有较大的抑制效应，优势作物多样性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面源污染将减少1.5%；作物多样性对种植业产值和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数的提高有负面影响；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背景下，减少作物多样性种植有利于农业产值的提高；当自然灾害较严重时，作物多样性的增加有利于农业产值的增长。因此各区域要立足于本省的资源禀赋条件，减少比较优势较弱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面积，增加优势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种植，培育农业品牌，以提高农业收入和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民防灾减灾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绿色的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