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的困境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文章在大量实地调研、政策研究和文献总结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有关三江源以及生态移民研究现状,分析了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特点和现状,指出了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认为移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生产、生活方式传统落后,后续产业培育效果不明显,生态移民技能培训滞后,迁入地小城镇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移民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撑是三江源移民工程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解决措施。认为只有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步伐,加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培育后续产业,实现生态移民的顺利转产,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培训力度,构建一套适合于三江源区的特殊生态移民支持政策,加强宣传,建立新的生态移民管理机制,实现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下的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的大背景下,在"生态门槛"内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出发,选取人均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指数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DEA方法计算二者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上海市1999~2012年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多维度、动态化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上海市人类发展指数、人均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但人均生态足迹水平大于生态承载能力,处于严重"生态赤字"状态,并不断恶化;2上海市多数年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处于DEA无效状态,且2005年以来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通道。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在一个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极限内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生态足迹作为投入和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产出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涵盖了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型关系,转折点发生在人均GDP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GDP达到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递减,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对生态福利绩效组成要素的分解,本文发现趋于平稳的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一直降低的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证明了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实现脱钩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国脱钩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江源生态移民对草地资源依赖性分析

基于移民、牧民访谈和问卷调查,对青海三江源泽库县生态移民的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移民对草地资源依赖性变化,以了解生态移民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并探讨现有政策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对三江源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完善提供参考和研究基础。研究结果显示: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收入有所提高,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下降,生态补偿、务工、经商对于家庭收入的作用已明显显现。移民家庭从事畜牧业降为20.1%,务工家庭增加到37%,30.5%的移民参加过技能培训,但能源使用经济负担有所增加。53.90%的牧民愿意移民,但对移民后就业及生活设施建设仍有较大顾虑。总体而言,生态移民生活整体情况有所改观,移民后草地资源不再是家庭主要收入的基础。政府应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加快后续产业培育,重视生态移民工程前期规划,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支持力度。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基于生态网络格局的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优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对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间区域。现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未考虑空间连通性,划定结果存在斑块破碎、空间连通性差的问题,降低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和最小路径法等生态网络构建方法引入到生态保护红线优化中,通过构建生态廊道和踏脚石连接破碎生境,使之形成完整的景观和生物栖息地网络,优化生态保护红线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基于MSPA方法和最小路径法构建并优化的生态网络可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组成部分,提高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连通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结果可为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对环境保护和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上海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随着全球生态约束时代的到来,自然资本变得绝对稀缺,如何在生态极限内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基于DEA方法,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PCA),运用改进的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SBM模型)对上海市2006—2014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综合测评,并与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省级和副省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4年期间,上海的总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并未处于DEA有效的前沿面,其中仅3个年份为DEA有效,其余6个年份均为DEA无效,DEA有效年份数占样本总数的33.33%,但从整个发展态势来看,近几年来有逐步改善和提高的趋势。2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不高,深圳、海口排名前两位,而上海仅排名第30位,资源环境消耗过高是生态福利绩效值偏低的主要原因。从投入冗余情况来看,上海市在水资源和土地两方面消耗过高,存在过度冗余,环境污染排放也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上海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主要瓶颈。3PCA-DEA组合模型比DEA模型下所测算出来的绩效值更精确,且考虑松弛变量的非径向Super-SBM模型比基于径向的DEA模型精确度更高,对于相关领域的资源环境绩效或生态效率评价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借鉴价值。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上海应淘汰过剩产能并转变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发展绿色低碳的共享经济,同时构建紧凑型城市,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地区差距及收敛性

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破解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福祉增进"三难"问题的核心。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7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采用σ收敛、经典与空间β收敛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2004—2017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具体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波动下降"的过程;空间上呈现"东强-中次-西弱"的梯次下降格局;北京、海南和上海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内蒙古和辽宁则长期处于后三位。(2) 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趋势。其中,2004—2017年中、西部区域变异系数总体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全国和东部区域变异系数在2012—2017年出现了明显波动。(3)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条件收敛率明显高于绝对收敛率,空间因素对收敛具有加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抑制因素。(4)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空间收敛率呈现西、东、中依次递减格局,空间因素对中部区域收敛的加速效应最强。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力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最佳途径。     

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研究

重要生态功能区是指在保持流域、区域生态平衡,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确保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由于缺乏有效保护和管理,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破坏形势十分严峻,严重阻碍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国家非常重视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出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本文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主导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尺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和生态补偿的模式。     

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气候工程移民问题及对策分析

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所导致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条件下人类实施了宏、微观气候工程以应对逐渐恶化的自然生存条件,并促生了大量气候工程移民。通过对气候工程移民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剖析气候工程实施给移民造成的次生贫困化、社会适应度降低等影响;对气候工程移民实施中存在的调地困难安置难度大、补偿标准低、生计模式骤然转变、社会资本流失等问题进行了透视。为此提出提高补偿标准增加土地熟化投资、持主导产业加大后扶力度、培育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新移民观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注移民社会结构特殊性促动移民社会适应等对策建议。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来自陕南的证据

为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易地移民搬迁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整合和量化,利用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不同搬迁类型和特征家庭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和依赖度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搬迁户获得的生态系统总净收益、供给、调节、文化等服务净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净收益均高于非搬迁户;不同搬迁特征的农户之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差异显著;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能有效的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参与易地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在降低从生态系统获取供给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收入所占比重;自愿搬迁、集中安置和新阶段的移民等特征也在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愿搬迁的农户比非自愿搬迁农户能更好的应对和适应向非资源依赖型生计模式的转变。集中安置的方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溢出,使农户有机会获得更多配套和后续支持,从而提高对外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能力,拓宽非资源型收入的途径,此外,新阶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所提供的惠民措施和补贴力度都较以往零星的自主搬迁有较大提高,同时也强调搬迁农户在非农转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引导。本研究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家庭福祉在微观尺度的结合提供路径支持和方法借鉴,也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启示。     

区域生态补偿均衡定价机制及其理论框架研究

首先从土地利用转移的视角,运用经济学效用理论构建生态用地-经济用地的权衡系统,并以此推演出区域生态补偿定价机制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然后,在保证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剥离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影响之后对现有区域生态补偿的均衡定价方式进行修正。研究结果:①以间接使用价值为计算基础和剔除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有效防止区域生态补偿定价的高估,并且遵循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②从省级研究区域来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素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坡度越高、越靠近阳坡的地方生态环境水平越高。整体来看,气温在5%的生态显著性上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产生正向影响,并且暖湿区域气温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大于干旱区域气温的边际贡献,而降水量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影响不显著。③人均生态足迹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为-6. 989,即人均生态足迹增加1 hm~2,单位面积上的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减少6. 989元。④2015年生态补偿的总金额达到813. 496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 179亿元,并且支付重心沿着"东北-中部-西北"的V型路径进行转移。生态补偿区逐渐突破胡焕庸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特别是西北地区由生态受偿区变为生态补偿区。表明在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的作用下,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能力与修复能力在不断恶化。     

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

海洋牧场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金钥匙,是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色粮仓"战略、助力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协调海洋生态功能修复与经济利益获取之间的矛盾、实现"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理论框架体系。首先结合系统自身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双重特征定义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概念——海洋牧场生态安全是海洋牧场人工生态系统的资源结构和海域环境能够维持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持续产出功能的整体平衡状态。然后从监管主体(政府部门、牧场企业、周边居民)、客体(牧场海域环境、生物资源、生态系统)以及二者关系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监管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监测与评价机制、预警与决策机制、控制与保障机制逐一分析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重点内容和解决思路。概括而言:监测与评价机制是底层机制,作用在于获取海洋牧场在资源结构、海域环境等方面的观测数据,并通过对其分析处理确定海洋牧场的生态安全状态;预警与决策机制是中层机制,作用在于通过对海洋牧场生态安全警情存在与否以及警情等级进行预判,制定并优选生态安全治理方案;控制与保障机制是高层机制,作用在于从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两个层面保证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工作得以顺利运行。本文提出的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对指导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践行"生态优先"原则、保障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评测与福利效应

区域生态协同发展是新常态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下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形式,京津冀作为中国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其生态协同发展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作者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协同学,以新常态下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区域生态协同度测量模型,科学评估2006—2018年京津冀生态协同水平的动态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生态协同度对区域发展的福利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①京津冀区域生态协同度普遍逐年上升,发展态势良好。津冀和京冀系统生态协同速度加快,但京津系统生态协同发展后劲不足,增长缓慢。②北京生态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已进入中度协同发展阶段;天津、河北仍处于低度协同水平,协同发展不稳定。地区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不均衡,制约着协作效应的发挥和地区的整体发展。③生态协同度的提高对京津冀的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福利效应显著存在。④生态协同度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天津、河北的福利效应显著大于北京,表明京津冀生态协同度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天津、河北与北京的发展差距。为进一步提高区域生态协同水平,未来应创新区域发展的协同模式,实施生态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京津冀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营造有利于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嵌套的适配创新生态系统的软环境,全力构建以北京、雄安为两极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合理分工、差异定位、积极融入;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区域利益均衡机制,以支撑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强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生态空间评价

强可持续发展坚持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与唯一性,保持自然资本基本持有量在代际之间的传递,通过跨期环境福利效用最大化,实现环境公平与代际公平。该研究分析了强可持续发展范式判别生态空间的维度,把生态空间识别划分为强可持续发展与弱可持续发展空间。其中,强可持续发展空间是维持该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生态空间,需要优先保持生态系统现状不至于衰退;弱可持续发展空间是相对于关键性生态空间而言的,属于非关键性生态空间,可以在生态安全阈值内进行适度开发、适度建设。以塔里木河流域为研究案例,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念,沿袭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方法,对该流域生态空间的划定和强弱可持续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塔里木河流域敏感和极敏感区域分别占总区域面积的55.01%和29.23%。强可持续发展类生态空间包含底线型生态空间、危机型生态空间,二者的面积分别为305 257.84、573 281.16 km²,各占研究区面积的29.28%、54.98%。研究表明,塔里木河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冲突等级较高,强可持续发展类生态空间的系统调节能力很差。强可持续发展类生态空间是重要生态功能空间,对...     

四川地震灾后生态低碳均衡的统筹重建模式

5.12汶川大地震破坏了四川的森林、草地、农田和湿地等生态要素,灾区的气候、山体、水体、森林等环境参量受地震影响发生了变化,生态系统表现出高碳不均衡特征。为了解决生态系统高碳化,本文采用系统均衡理论,从灾区生态实际状况出发,归纳出灾后生态系统整体特征——熵值增大化、结构高碳化、生态复杂化、系统巨量化;针对震后生态系统结构表现出的高碳化,通过对生态碳循环规律的深入研究,提出生态碳循环均衡概念,构建出灾后生态低碳均衡结构;运用统筹思想,兼顾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不同特点,以自然生态的增汇和人工生态的减源作为实践方向,建立灾后生态重建的运行模式;从生态城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三个维度实施灾后低碳重建工程,并提出在灾区实施低碳政策、实现低碳生产、构建碳汇基地、建立碳汇市场等相关建议,保障灾后生态恢复与人类社会重建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基于环境介质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构建及考核评价

建立反映维护基本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的考核指标体系,量化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估,形成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倒逼机制,对于促进环保目标从单一目标向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解析生态底线的内涵和表征着手,基于环境介质,选取大气、水体、植被、土壤、能源5个方面共17项指标,构成生态底线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评估模型和方法,通过测量值与底线值的比较,反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实际绩效,考虑到各行政区各功能区的生态特点及环境初始状态的差异,引入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对单个指标及综合绩效分为优良、改善、恶化、极差四个基本等级进行考核鉴定。不同于以往许多以污染物排放控制作为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地方实践,所建立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更关注生态环境的本底条件,指标测度从常规的过程和终端标准转向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有效化解污染排放都达标,但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难题。建议各地结合当地特点明确本地区的生态底线,加强各参与部门的交流协调以提供全面而一致的统计与监测信息,加强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等基础工作;处理好底线考核机制与原有年度考核机制的关系,生态底线考核结果与相应的奖惩制度和晋升制度等挂钩,将其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及"五好"班子评选的重要依据;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建立公众参与的相关机制。     

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影响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规模巨大的循环经济体。是可再生、可降解的绿色能源，是生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重要阵地，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本文回顾了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①建立完备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②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③繁荣具有创意的森林文化体系；④完善先进实用的林业科技支撑体系；⑤建立科学的林业法规、政策制定与评估体系；⑥强化林业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与参与体系。     

沙化区生态移民的沙化感知、社会影响和适应性策略

生态移民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缩减贫困人口实施的重要举措,让生态移民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土地沙化有感知并尽快采取适应性策略,对防止生态移民成为“生态难民”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社会影响理论和风险-处理能力-社会评价-适应(RCSA)的分析框架,使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调查的506户生态移民在土地沙化感知、社会影响与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方面的调查数据,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多分类Logit模型回归研究,发现:①沙化区生态移民对土地沙化的感知是移民对土地沙化采取适应性策略的先决条件,但并非感知到了土地沙化的生态移民就一定会采取适应性的防治措施。②沙化区的生态移民在新安置区受到的社会影响对移民是否有能力采取应对土地沙化的适应性策略有显著性的影响。③体现移民家庭风险处理能力的部分资产变量对移民的土地沙化感知以及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更好地帮助生态移民减少气候变化、土地沙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沙化安置区基层政府除了让新搬迁来的生态移民积极增强资产能力外,还要帮助他们积极融入新的社区,拓宽宣传气候变化知识的渠道,增加宣传内容的多样性,引导生态移民了解应对土地沙化的技巧和方法,帮助移民减少土地沙化带来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