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的困境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文章在大量实地调研、政策研究和文献总结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有关三江源以及生态移民研究现状,分析了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特点和现状,指出了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认为移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生产、生活方式传统落后,后续产业培育效果不明显,生态移民技能培训滞后,迁入地小城镇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移民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撑是三江源移民工程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解决措施。认为只有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步伐,加强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多渠道、多形式培育后续产业,实现生态移民的顺利转产,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培训力度,构建一套适合于三江源区的特殊生态移民支持政策,加强宣传,建立新的生态移民管理机制,实现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

黄河上游玛曲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参考Costanza等人提出的方法和谢高地等人的研究成果估算了玛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96.25亿元／年，远高于经济产品1.93亿元／年的现价。基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要求，提出了以改变超载过牧为目标、以生态补偿为核心内容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设计，生态补偿的标准应不少于0.93亿元／年。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开发和产业转型、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草场管理、技术推广以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等。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异质性资源禀赋对牧户福利变动影响研究

在维系草原生态平衡框架内,凭借现有的资源禀赋实现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牧民的福利增进,是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已有生态补偿和人类福利研究的基础上,对草原生态补奖后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6个福利维度20个因子在内的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考察草原生态补奖前后内蒙古边疆牧户福利变动情况,剖析家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异质性资源禀赋约束下牧户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牧户福利持续提升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后牧户的福利水平提高了0.017,但牧户总体福利水平依然不高且仍有提升空间。②牧户福利水平的变动,受牧户拥有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制约。从横向看,对牧户福利变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金融资源禀赋、家庭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禀赋。从纵向看,补奖后家庭资源禀赋更丰富的草畜平衡型牧户比禁牧型牧户的福利状况更好,牧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生计多样性指数愈大、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牧户的福利水平越高。③与补奖前相比,补奖后牧户间福利分配差距拉大。为此,建议对于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强资源倾斜,转变补偿制度,因地、因户采用多元化的补奖方式,转变牧民观念,以期持续改善补奖后边疆牧户的福利状况,缩小牧户内部福利分配差距。     

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     

三江源区教育生态补偿的实践与路径探索

教育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最有效的方式。本文从三江源区近60年的人口变化入手,分析三江源区教育和教育补偿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探索三江源区教育生态补偿的多元路径,建议制定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提高义务教育补助、创建内地三江源班(校)。     

草畜平衡补偿政策的受偿主体差异性探析——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草畜平衡制度是我国草原利用和生态保护的基本制度,国家对实行草畜平衡的牧户进行生态补偿。对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演绎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正向影响牧户草畜平衡状况;中小牧户是超载过牧的主体,承担更多的减畜任务。而现行补偿政策与牧户草原承包面积挂钩,暗含不同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均质的前提假设,补贴因而没能向更需要补偿的中小牧户倾斜,不利于他们实现草畜平衡。弥补牧户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损失、协调草畜平衡保护生态和增加牧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应该摒弃补偿与草场面积挂钩的做法,转为向中小牧户倾斜的收入支持政策。而根据经营规模区别补偿牧户,本研究证实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由于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因此,依据户人均草原经营面积进行补偿比经营草场总面积更为科学有效。实现草畜平衡的根本还在于把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气候移民人力资本损失与重构——以宁夏中南部干旱地区为例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极端气候和气候灾害频发,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是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气候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致灾原因交错而复杂,引致的受灾人口规模和经济损失不断扩大,伴随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突出。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中国近些年来开始实施宏大的生态和气候移民规划。在气候移民搬迁安置过程中,气候移民的生计发展是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但目前针对极端气候影响下的人口迁移安置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都仍然十分欠缺。人力资本在可持续生计资本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影响气候移民生计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最关键因素。根据对宁夏中南部干旱地区的田野调查与分析,本文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移民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及其带来的生计损失,发现气候移民原本羸弱的人力资本在持续干旱气候影响下加速贬损,原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失灵、务工技能的短缺、营养不良以及传染性疾病的威胁等因素阻碍了气候移民的生计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实现气候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政府部门、移民家庭、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主体应当通力协作,重视通过加强疾病防治和提升健康水平、保证基础教育和鼓励职业教育、重视技能培训和提升技能水平、普及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等多种途径重构气候移民的人力资本,以促进气候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     

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及市场运作——基于武汉市383户农户问卷的实证研究

选择交易成本低、具有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实现农田生态产品的市场运作,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武汉市农户对不同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认知、选择以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府补偿方式在农田生态补偿领域的缺陷及引进市场方式的建议。研究表明:(1)武汉市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10.71%的受访农户听说过生态补偿、生态危机等概念;(2)49.02%农户对现行的现金补偿方式不太满意,认为补偿金额太低,94.65%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接受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方式;(3)农户对现金、实物、技术(智力)、政策等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受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中需抚养人口数和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研究提出构建农田生态补偿的交易平台、完善生态环境物品数量化的体系设计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是推进农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的关键。     

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

生态移民工程是近年来移民和生态环境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之一,它是在生态脆弱性地区面临"生态"和"贫困"双重短板下,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系统的保护生态和扶贫的专项工程,着重实现生态脆弱性区域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而实现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生态可持续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生境破碎化、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福利绩效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对移民前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仿真模拟。对模型进行的结构适合性和行为一致性检验表明,模型真实有效地反映了生态移民工程中生态系统的实际系统结构和功能。最后,通过调整生境破碎度指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生态恢复因子和生态发展因子四个政策变量的取值,从而设定了六种模式以进行生态移民生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模拟。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政策模式1～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生态移民区域生境破碎指数和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政策模式3～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应侧重于移民迁入地的生态发展投资,适当降低移民迁出地的生态修复投资比例;政策模式5～6说明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运作效率,影响生态移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大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调整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生态投资比重对于实现生态移民生态系统重建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态投资运作效率是促进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最佳政策模式。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三峡屏障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三峡屏障区环保整治中利益相关者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反应情形,是有效构筑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的内生动力。基于该区域重点移民县中608名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分析了该区域特有主体(原住民和水库移民)对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水体质量、生物多样性、旅游景观等环保属性及其组合方案的接受与支付意愿。研究表明:经济条件不同的原住民与移民均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但迫于发展的压力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环保行为;两类群体在库区生态修复中更重视植被改善与水源涵养(104.93元),而对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物种保护和旅游景观(30.88元)关注较少;移民与原住民愿意支付的最佳方案为优先恢复植被并进行水土保持(方案5),但前者(392.97元)的支付水平是后者(128.02元)的3倍;后靠安置的移民从屏障区中未能获得足够的生态资源支持,再次进行生态移民可能比单一的生态补偿更有效率。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路径

草原牧区面临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生态安全的双重重任,本文探讨了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路径,提出草畜平衡政策要以压缩牧民数量为核心,积极引导过剩牧民进行产业转移,鼓励牧区牧民进行联合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为生态恢复和保护提供长效资金保障。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12010年0.643 0,22009年0.220 1,32008年0.136 9;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区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估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全国和各区域范围内实施了大量以生态补偿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保护项目。同时,伴随着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推进。目前,中国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机制的探索、补偿对象、补偿方式以及补偿金确定等补偿前阶段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对现有补偿项目绩效评估等补偿后阶段的研究,特别是缺少标准经济学范式的绩效评估研究。因此,本文在提出了区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必要性与理论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熵值法、倾向值匹配法、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等经济学技术对区域生态补偿绩效进行评估。本文以辽东山区生态补偿财政项目为案例,运用熵值法对经济、社会、生态状况相近的27县综合生态绩效进行计算、比较,经过统计分析初步发现绩效最好的县均是政策影响县,但也存在诸如清河、灯塔、弓长岭等补偿县的生态绩效并没有较大提升;通过对补偿政策组与非补偿政策组以及按行政区划分的生态绩效比较发现,补偿政策以及行政归属对生态绩效影响是显著的;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发现在控制了行政区划、时间、环保投资和森林资源现有存量后,补偿政策的效应为0.475。为避免样本选择问题,文章引入Kernel内核匹配法得出平均处理效应为0.783。两方法均支持补偿政策有效的结论。最后,为考察生态补偿绩效影响因素,对补偿政策组样本进行面板回归并与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行政区划与财政赤字占比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且财政赤字占比效应为正。由于现阶段生态补偿政策依然包含过多行政色彩,所以第二产业占比、林业占比、人均GDP等经济因素只有人均GDP在10%水平上显著。另外,通过年份时间变量的引入,考察了各年平均生态绩效的变化情况,并发现政策效应在逐渐趋于收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补偿政策的实际效果。     

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思路研究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一种新型生态补偿方式。具有目标多元性、定位战略性、机制科学性、等级层次性、政策配套性。与传统生态补偿相比．不仅生态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是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科学基础，而且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理论、区域管治理论对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实施生态补偿中，应遵循注重科学、政府主导、规范有序、协商一致等原则构建生态补偿模式，为促进这一新型生态补偿的落实。需要注意：树立大局意识，引领生态补偿；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生态补偿；科学规划先行．落实生态补偿；改革财政预算，提高补偿效果；完善配套政策。协动生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