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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与2014年贡嘎山峨眉冷杉枝和叶中常见重金属的生物富集特征对比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日益接近上限,而关于偏远地区森林系统的重金属污染的时间变化趋势却鲜有报道.本文测定了贡嘎山1999年与2014年采集的峨嵋冷杉枝、叶中的Pb、Hg、Cr、As、Cd、Mn、Cu、Zn与Ba.结果表明:11999年枝、叶样品中Pb、Hg、As、Cd、Mn与Cu显著高于2014年的量,而2014年枝、叶样品中Cr、Zn和Ba高于1999年的量;2枝中Pb、Hg、Cr、As、Cd、Mn、Cu、Zn和Ba与生长龄无统一的变化趋势,而在叶中的含量随着生长龄的增加有增加的趋势;3Hg易在叶中富集,而其它元素更易在枝中富集;通过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判断常见重金属元素的来源,枝、叶中的Pb、Cr、As、Cd、Cu、Zn和Ba有42.3%~92.2%的含量来自于土壤,而枝、叶中的Hg有70.6%的含量来自于大气.这说明Hg存在与其他重金属在森林系统不同的累积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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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我国污染源监控数据缺乏深层次利用,监测数据对污染源不能有效预警的状况,以S市某污水处理厂为例,在全面分析2010年出水COD在线监测数据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基于频次分析法的预警阈值确定方法,确定了污水处理厂排放不同警情的阈值范围.结果显示,污水处理厂全年出水浓度集中在40~60mg/L,16:00,20:00以及22:00排水COD较高,超标率大,应加强监控.污水厂正常、一般、不正常以及极不正常状态阈值范围分别可设为小于30%频次、20%频次、10%频次以及超过10%频次对应的浓度范围.对污水厂全年监测数据进行警情状态验证,结果显示全年正常、一般、不正常以及极不正常状态出现的比例分别为70.4%、9.9%、9.8%以及9.9%.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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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生态保护红线是环境保护管理方法的一种创新,目前的研究多是针对生态功能和敏感性划定空间红线,对环境质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考虑相对较少.本文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为研究对象,在保障区域生态红线的性质不变、功能不降和面积不减的基础上,分别从环境质量红线、生态功能保障红线和资源利用3个方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分.结果表明:生态功能保障红线与生态控制线基本吻合,环境质量红线包括水环境容量利用红线和大气环境容量红线,其中,水环境容量红线为CODCr、NH3-N、TN和TP可利用的环境容量,分别为720.5、36.4、67.5和6.67t·a-1;大气环境容量红线为轨道交通分担50%的运力时,机动车为20000辆·d-1.资源利用红线为大鹏新区的最适旅游承载力,为18555人次·d-1,即677.3万人次·a-1.划分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大鹏新区经济发展的自然和环境制约,可以为大鹏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管理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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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三江源区水土流失状况变化及其可能成因,基于1956—2010年三江源区水文、气象观测资料以及遥感数据,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分析了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并采用双累积曲线、RUSLE(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分析了水土流失状况变化的可能成因.结果表明:① 三江源区输沙量表现为黄河源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输沙量最大值均出现在6—8月,最小值均出现在12月—翌年1月.② 各流域输沙量的年际变化较大,并且均以20世纪80年代为最大.2005—2010年黄河源区输沙量较多年平均值减少32.25%,而长江源区和澜沧江源区分别相应增加24.76%和41.86%.黄河源区土壤水蚀量增加明显,长江源区不同河段各有增减,澜沧江源区土壤水蚀强度降低.③ 引起水土流失状况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和生态工程两个方面.即① 降雨量的增加导致降雨侵蚀力和径流量增加,使得土壤水蚀量和河流输沙量有所增加;② 生态工程实施后,土壤中w(有机质)虽有所增加,但仍明显低于1980年的水平.尽管植被覆盖度有所提高,但对水土保持功能起重要作用的根系层恢复却较为缓慢,因此,土壤保持功能基本上未得到提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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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 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② 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③ 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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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能够部分或全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体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更好地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本研究以海南省为案例,从居民问卷分析和机构调查分析入手,分析生态公益林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讨论建立海南省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户对生态补偿机制持赞同态度。从总体上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农户得到森林生态补偿较低,难以有效地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林业管理机构和居民面临的共同困难是资金不足,由此带来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保护与地区经济收入的冲突,耕地面积减少与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在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探讨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包括科学制定地方性生态补偿标准、构建高效的地方管理机构,提高社区能力建设以及扩展生态补偿多元化融资渠道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