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模式研究:社区磋商小组

本文介绍了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借鉴澳大利亚社区参与的模式,设计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法—社区磋商小组(Community Consultation Groups,以下简称CCG)模式。以雅浦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水产养殖污染控制为切入点,开展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雅浦村CCG试点。试点项目成果能够较为真实、广泛地反应出雅浦村在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水产养殖方面存在的问题,让公众充分、及时地了解自身的环境行为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通过试点活动,雅浦村CCG的环境意识和执行能力以及雅浦村村民的环境意识都得到了提高,从实践上证明了CCG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该模式对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法,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总结经验,推广应用。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以鄱阳湖滨沙区为例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全域旅游中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陆巷样本

陆巷村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村落空间格局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具有弘扬优良家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的深厚文化基础。在全域旅游热度日益高涨的浪潮下,陆巷村逐渐成为乡村文化旅游聚焦的热门目的地,陆巷村的文化产业、休闲农业、旅游业得到蓬勃发展。随着陆巷村原住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渐苏醒,原住村民对传统村落的情感依恋逐渐加深,原住村民与外来游客在总体上相处得非常融洽,原住村民与外来游客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文化事业任重而道远,陆巷村在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村落中民居、祠堂、牌坊的产权复杂影响古建筑保护修缮的资金责任归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费十分匮乏,急剧的开发性建设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冲击较大。面对挑战与机遇,陆巷村敏锐地抓住了全域旅游全民参与的时代契机,在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中较好地处理了以传统村落保护促进文化经济发展、以文化经济发展促进传统村落保护的辩证关系。     

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

居民的环境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状况,而环境行为意愿又直接指导着环境行为。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之间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属性特征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环境意识、奥运、环境知识、环境状况以及传统道德对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效应发现,对环境行为意愿影响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奥运影响、环境状况和环境道德。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应该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年轻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取向、继续提倡"绿色奥运"理念等方面加强北京市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从而提高整个北京地区的环境水平。     

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拓展的规范激活理论框架

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环境污染,为改善农业环境,探寻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原因所在,将农户环境污染感知、环境关心和社会规范加入规范激活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利用陕西、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苏5省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亲环境个人规范、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个人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的个人规范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可同时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而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仅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用;社会规范可正向调节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太湖流域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案例研究

环境意识属上层建筑范畴,对环境行为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太湖流域日益严重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提高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是控制该区水污染的主要措施之一。首次选取无锡市大浦镇14个行政村2.7万人为抽样框进行农村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表明：①居民对水环境污染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与实际有明显偏差;②浅层次的局部的“日常生活环保型”环境意识依然存在;③居民在环保行为上为“政府依赖型”,整体参与环保意识不强;④居民获取环保信息渠道单一,政府对主要的信息发布渠道重视不足;⑤2003年该镇居民总支付意愿为55.3～98.2万元。     

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环境行为研究

从微观动力学角度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寻求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最优方式,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有着积极和迫切的意义。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所在地张家界市的酒店企业为研究标耙,基于对不同类型酒店环境行为存在差异性的假设,采用33个环境行为测量指标,从酒店建筑和景观设计、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废弃物减量、环保意识沟通、环保管理知识等6个方面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张家界市酒店企业6个度量项目环境行为指标的组均值分别为1.91,2.04,1.77,1.95,1.62,1.45,在环保管理知识、环保意识沟通、水资源管理3个方面的表现较为欠缺;高星级酒店没有与低星级酒店、社会旅馆在大部分环境行为指标的分值上拉开差距;最后就改善酒店企业环境行为提出相关建议,其中主要包括增强酒店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力促酒店企业运营模式转型以及加强对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的调控与引导等。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大学生低碳意识及行为的调查与分析

对于大学生低碳意识及行为的研究,国内涉及的较少。针对这一情况,笔者通过问卷和走访等方式调查;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获得大学生低碳意识及行为的现状,并进行专业、性别、政治面貌、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等的差异性分析;提取影响大学生低碳意识及行为的主因子,回归分析出低碳意识与行为之间,以及意识行为内部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定路径图;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结论与建议;希望能认识大学生低碳意识与行为的现状,宣传低碳,构建低碳校园、低碳和谐社会,也为以后该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均衡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城中村改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理论。研究结果:通过探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和博弈关系,构建博弈模型对三者的利益均衡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经济效益是政府、开发商、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矛盾焦点,规划容积率是三方利益均衡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要加快城中村改造进程,政府要科学地制定城中村改造政策,引导村集体和村民自觉参与改造,吸引开发商主动参与改造,均衡参与改造的各方利益,实现各方的合理利益。     

城市居民循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循环行为是城市居民注重产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环境意识行为的简称,它既包括购买行为,也包括购买后使用(包括处理、废弃等j行为.在相关文献回顾与实证研究设计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循环行为的影晌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循环行为主要取决于垃圾问题感知、垃圾循环知识、垃圾责任意识、个人消费观念和年龄五个变量.可见,用心理意识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年龄)可以有效地区分循环型居民和非循环型居民.这对相关公共政策,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管制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主动参与还是被动选择: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及效果差异分析

基于湖北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政府激励是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受教育年限、环境容忍度、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则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动机出发,并借助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探讨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行为的效果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禀赋差异和禀赋回报率差异均致使主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729）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027）。其中,受教育年限、行为认知和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参与者行为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     

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发展阶段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环境道德关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作为环境意识的核心内容，决定着人们的环境行为取向。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发展正处于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阶段。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尚须由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阶段向生存系统协调论阶段迈进。     

关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探讨

本文以山东省典型村庄为例,从环保认知程度、环保知识获取途径、环保参与意愿及环境行为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途径。     

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以上海、香港地区为例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将可能给地球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的行为深受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环境意识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上海、香港两个地区来分析公民对环境的关注度、公民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以及公民对政府环境工作的看法和评价，研究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反应的区域差异，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香港两地公民在很多环境闷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在对手环境状况好转的期待值、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对人为因素主导力量的认识、环境保护与日常生活的切实关系、为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对于环境教育内容的认可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代际环境行为互动及其家庭影响因素探析

现今家庭生活造成的污染和能耗已不容小觑。为了实现生态文明意识在家庭中的全面普及与内化,构建以家庭为单位、亲子两代共同参与的环境教育机制将十分必要。鉴于此,本研究结合问卷法与访谈法,以山东省济南市中学生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全市10区县、13所中学、684个学生家庭的量化信息采集和15个案例的质性考察,分析了代际环境行为互动的现状及其家庭影响因素这两个问题。首先,为了解代际环境行为互动情况,研究采用了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亲子双方的环境行为互动频率进行了对比。数据显示,在八组量表中有七组存在显著差异,且T值均为正。这说明,在中学生家庭中环境行为互动并不对等,其中亲代对子代的教导较强,子代对亲代的"反哺"偏弱。访谈发现,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经验储备的代际差异、子代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不足和传统文化观念的遗留。其次,针对家庭影响因素,本研究将代际环境行为互动频率与家庭成员结构、亲子关系、居住环境和社会阶层等变量分别构建了"亲对子"和"子对亲"两组线性回归模型,并发现其中亲子关系变量的影响尤为显著,即代际日常交流越对等、开放,二者之间的环境行为互动就越频繁。基于以上两项结论,在构建家庭环境教育体系时,一方面应先从提升亲代的环保意识入手,借助社区等基层宣教组织的力量和制定合理的奖惩措施,增强对家长环境行为的引导,为"大手拉小手"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需通过学校或社会组织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改善亲子之间的日常互动方式,营造"小手拉大手"的交流氛围,以达到提升两代人环境素养的目标。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

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对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已有调查报告中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从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3个方面对比分析1998-2007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采用综合评估法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预计未来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将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因此,建议未来应加强农村和低教育群体的环境认知教育,激发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