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绿色奥运”对提高北京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研究——世界城市环境教育机制与途径的思考

筹办绿色奥运的7年间,北京市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2005-2009年,专业机构连续5年对北京城乡居民进行6次环境意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市民环境意识明显提高,公众环保认知水平日益提升,居民的环保习惯正在养成,83.3%的人认为绿色奥运提高了自己的环境意识,这种积极的影响还在持续。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数理统计法等从绿色奥运与提高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参与环保能力和促进大众传媒关注环保等4个方面分析绿色奥运对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并探讨环境教育在世界城市目标下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

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对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已有调查报告中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从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3个方面对比分析1998-2007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采用综合评估法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预计未来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将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因此,建议未来应加强农村和低教育群体的环境认知教育,激发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太湖流域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案例研究

环境意识属上层建筑范畴,对环境行为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太湖流域日益严重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提高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是控制该区水污染的主要措施之一。首次选取无锡市大浦镇14个行政村2.7万人为抽样框进行农村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表明：①居民对水环境污染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与实际有明显偏差;②浅层次的局部的“日常生活环保型”环境意识依然存在;③居民在环保行为上为“政府依赖型”,整体参与环保意识不强;④居民获取环保信息渠道单一,政府对主要的信息发布渠道重视不足;⑤2003年该镇居民总支付意愿为55.3～98.2万元。     

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总体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为有效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更好的开展南京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南京公众为研究对象，把公众环境意识分为环境保护认知、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政策满意度、环保表现满意度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并应用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交叉列联分析、相关分析，研究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4个调查维度中，环境保护认知得分最高，环保表现满意度得分最低；（2）交叉列联分析初步筛选、明确影响环境意识的关键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3）相关分析进一步识别出3个变量对环境意识的影响强弱顺序如下：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以个人环境意识为基础，政府宏观引导，民间环保组织为平台，企事业单位为主力的环境保护体系     

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环境行为研究

从微观动力学角度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寻求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最优方式,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有着积极和迫切的意义。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所在地张家界市的酒店企业为研究标耙,基于对不同类型酒店环境行为存在差异性的假设,采用33个环境行为测量指标,从酒店建筑和景观设计、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废弃物减量、环保意识沟通、环保管理知识等6个方面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张家界市酒店企业6个度量项目环境行为指标的组均值分别为1.91,2.04,1.77,1.95,1.62,1.45,在环保管理知识、环保意识沟通、水资源管理3个方面的表现较为欠缺;高星级酒店没有与低星级酒店、社会旅馆在大部分环境行为指标的分值上拉开差距;最后就改善酒店企业环境行为提出相关建议,其中主要包括增强酒店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力促酒店企业运营模式转型以及加强对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的调控与引导等。     

环保运动参与:资源动员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针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人们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要污染我的居住环境,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人们参与环保运动是为了提高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是为了减轻和遏制污染对整个人类环境造成的破坏。西方理论界的普遍观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主要是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厦门PX事件深入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当代中国,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更多的是个人利益的算计,而非西方社会认可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本文并对人们在环保运动参与程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①社会发展状况,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②传统文化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③制度原因: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造成了公众的政府依赖性;地方行政干预影响了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政策法规的缺位使公众的环境意识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环境行为。④民间环保组织发展不完善。     

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响应——以上海、香港地区为例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将可能给地球系统带来灾难性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的行为深受意识的影响和制约,环境意识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上海、香港两个地区来分析公民对环境的关注度、公民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以及公民对政府环境工作的看法和评价，研究公民对全球环境变化反应的区域差异，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香港两地公民在很多环境闷题上具有共识。但是。在对手环境状况好转的期待值、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对人为因素主导力量的认识、环境保护与日常生活的切实关系、为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对于环境教育内容的认可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洱海湖滨区农民环境意识调查——以大理市龙下登村为例

环境意识是指人们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而形成的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体验与行为倾向。以洱海湖畔的大理市龙下登村为研究区,通过采用实地考察与村民问卷调查方法,论文分析了龙下登村村民的环境意识状况。文章指出,当地保护洱海环境的硬件措施已基本到位,村民业已具备一定的环境知识,但总体而言,村民获取环保信息的渠道较单一,村民环境意识与其行为不一致,主动实施环境行为的自觉性不强。在定性定量分析评估村民的环境意识后,论文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建议,可为洱海综合治理提供一些基础参考资料。     

中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效应、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能源.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1998 -2007年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了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环境效应.得出结论:在我国农村居民能源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主体是秸秆和薪柴等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其次是商品性能源的使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必须依靠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化物质循环过程,变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为清洁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改善农村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影响农村公众环保参与程度的主要因子辨析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通过环保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减少农业环境管理的费用。为了探讨影响农村公众参与的主要因子,为提高农村公众参与水平提供政策依据,用问卷的形式对无锡市大浦镇550人进行调查。问卷设计8个项目,共计24个问题,收集了农村公众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情况的相关数据。对调查结果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提取了5个影响农村公众参与最为显著的因子,根据偏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文化程度、环保法律意识、污染感受程度建立了逐步回归方程,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和大浦镇实际情况,提出把提高大浦镇居民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环保法律意识以及加强公众对污染的感受程度作为近期提高公众参与水平的快速、有效的方法,为解决该镇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了参考。〖     

中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牵涉到农村居民生活方式与能源转型、北方供暖清洁化改革、大气污染治理等重大改革实践,如何准确理解和研判现有的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现状,并进而识别出科学、有效的减煤措施,已成为改善农村居民能源结构、治理农村地区煤炭消费、改善北方地区大气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现有对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低估,基础性数据的匮乏与不足严重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公共决策。为了准确了解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现状、特征与空间分布,本文采用第三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进行了核算,并针对户均煤炭消费量和地区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总量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还考察了气候差异、资源禀赋、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煤炭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煤炭消费总量为6 585.7万tce,平均每户煤炭消费量为347.2 kgce,其中供暖用煤占比96.9%,烹饪用煤占比3.1%。各省的户均煤炭消费和煤炭消费总量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户均煤炭消费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北京及周边的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和天津7个省、市的农村居民共消费了全国55%的农村生活用煤,其中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和山西三省农村居民消费了全国46.6%的农村煤炭消费。地区煤炭资源禀赋、农村居民住房面积与供暖用煤需求显著正相关,而冬季户外温度、居民收入水平同煤炭需求之间关系不显著。未来政府应通过改善农村居民民生需求、推动农村能源转型、提高农村能源统计水平等途径来有效治理农村散煤消费。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意识和社会背景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采用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陈述的环保行为整体得分尚不及格,但较1998年的全国平均得分有大幅提高;环保重要性、环保知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差异在个人环保习惯中表现突出,在公共环保行为中并不显著;收入、年龄、环保意义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从个人环保习惯路径分析模型发现环保重要性是最显著的中介变量.最后,文章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保重要性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水平,且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行为     

新形势下提升卢氏县环保宣教工作实效的思考

洁净的环境、洁净的空气、洁净的饮用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污染事件和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卢氏县青山绿水好空气的好生态正逐渐遭到破坏,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宣传教育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为卢氏县环保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更对新时期卢氏县环保宣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因地制宜制定宣教方案,拓展宣传形式,切实有效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培育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卢氏县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卢氏。     

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

在事实现象的启示下,本文从技术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生产-污染"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假设当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国际先进环保技术以达到国内减排标准时,导致的技术溢出与扩散会对进口国环境规制和污染减排起到正向作用。在实证部分利用环境技术专利数据构建国际和国内环保技术知识存量对中国经验进行检验。结果证实了国际前沿环保技术存在对中国的溢出与转移,并且帮助了工业废水和CO2的减排,而国际贸易正是这一过程的有效路径,这体现出国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的实现途径,同时国内的相关技术存量促进了对溢出技术的吸收与利用。研究还发现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同样对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规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建议政府在开放对外贸易时采取"市场换环保技术"战略,同时支持环保专利国际共享,并改革官员考核指标,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对环境等发展问题的重视。     

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污染使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和维护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农村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