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能源消费分析及其优化策略

基于1980-2012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山东省能源消费具有持续增长的演进特征和显著的结构特征。1980-2012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7.18倍,年均增长率21.77%;2000-2012年,终端能源消费量增加了2.46倍,年均增长率18.95%。从能源消费品种看,山东省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高碳"和"非均衡"刚性特征。1998-2012年,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75%-81%之间;2000-2012年,煤品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48%以上。从能源消费部门看,具有显著的工业集中和行业集中特征,2005-2012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都在77%以上。在工业内部,2012年,十大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59.92%,占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82.12%。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部门。生活用能呈现快速的稳步增长态势,2000-2012年,生活用能量增加了2.58倍,年均增长率达19.83%;并且,居民生活用能结构由原来的"煤炭为主、电力补充"的消费格局转变到了目前的"电力为主、煤炭补充"的消费格局,生活用能结构的清洁化程度不断增强。能源消费结构的形成对山东省的能源安全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效应显著。1998-2012年,山东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增长了3.3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2.19%,大于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和GDP年均增长率。山东省能源消费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能源禀赋约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滞后。为此,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以促进能源消费体系转型;推动能源供给革命,以形成市场主导、多能互补、供需互动、内外合作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市场和经济手段,增强企业自主节能减排、社会公众低碳消费的内生动力。     

我国煤炭消费现状与未来煤炭需求预测

在分析1991年以来我国煤炭资源消费量变化以及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变化的基础上。指出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是煤炭资源的主要消耗行业，2005年它们消耗的煤炭占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的85％。考虑这四大行业能源消费构成的特点、煤炭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未来能源效率提高潜力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采用主要耗煤部门法预测2010、2020年我国国内煤炭需求量。考虑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及我国节能目标等相关因素，采用单位产值能耗法。能源弹性系数法预测未来我国能源需求。然后采用相关部门对除煤炭以外的其他一次能源需求的预测，间接求得我国2010、2020年煤炭需求量。比较两种预测方法的结果。最终得出我国煤炭需求量为2010年26．2亿-28．5亿t、2020年30．9亿-34．9亿t．发电用煤仍是拉动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碳排量研究

本研究通过分析北京市1990-2012年间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以及主要能源的消费量,研究了北京市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特征以及终端能源消费的直接碳排放量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所研究的时间段内,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1.65倍,占据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较大的煤炭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油类、天然气和电力消费量所占比例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北京市单位GDP碳排放量、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及人均碳排放量都呈下降之势,碳排放总量在1990-2007年间逐年增长,在2008-2012年间逐年下降,总体上增加了20.3%。通过对煤炭消费比例和碳排量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煤炭消费比例减少,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就随之减少。     

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涉及能源安全、环境效应、新农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仍是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能源.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现状的基础上,测算了1998 -2007年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碳排放,评估了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环境效应.得出结论:在我国农村居民能源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碳排放的主体是秸秆和薪柴等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其次是商品性能源的使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费必须依靠农村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优化物质循环过程,变生物质能的传统利用为清洁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改善农村环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发展目标.     

农村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村能源消费增长迅速,消费模式的转变,传统生物质能源与以煤炭为主的商品能源的消费格局发生变化,与此相关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农村地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也产生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农村能源消费的变化与主要问题,利用农村能源消费的统计数据,采用排放系数法,估算了1980-2004年时段我国农村能源消费的CO2及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比较了传统生物质能源与煤炭为主的商品能源的消费特点与环境效应,指出基于我国农村地区存量巨大的生物质能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是满足我国农村地区能源消费需求,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村能源消费提出相应的政策导向建议,实现农村能源的可持续消费与利用。     

煤制天然气发电对中国碳排放和区域环境的影响

PM2.5治理与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然而并非所有的PM2.5治理措施都达到低碳的效果,煤制天然气项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本文梳理了煤制天然气产业政策与现状,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煤炭和煤制天然气发电过程中的CO2、SO2、NOx排放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每发1 k Wh电可以减少SO2排放9.73 g,减少NOx排放0.45 g;但同时将多消耗142 g标准煤,增加CO2排放406.2 g。煤制天然气项目对天然气使用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具有正面作用,但却给煤制天然气生产地带来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从而,煤制天然气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转嫁,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煤炭使用量和CO2排放量。定量评估显示,如果将各地建成、在建或拟建的所有煤制天然气项目全部投入生产,每年约消耗8.1亿t原煤,用这部分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所增加的CO2排放将占2010年全国CO2排放量的3%-6%。因此一味地使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来达到雾霾治理这一目的,忽视其将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资源环境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问题,我国环境保护与低碳发展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最为优先的措施。煤制天然气应该用来替代分散的煤炭使用,以此来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目标。在发电行业,应该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实现比使用煤制天然气更好的环境效益。从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看,煤制天然气项目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决策。     

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的边限协整分析

能源的使用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研究能源消费与不同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必要。本文以1985-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并运用边限检验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总量、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和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对SO2的排放有重要影响,但是对工业烟尘排放量来说只有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的影响是显著的;短期来看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对SO2排放的影响是显著的,能源消费总量和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对工业烟尘的排放有显著影响。由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对不同污染物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治理时应区别对待。     

能源替代的健康效应——生活能源替代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当前全球和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健康威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建设健康乡村。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文章主要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生活能源结构调整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以燃气、电能和沼气等更为清洁的能源替代煤炭和柴草等固体燃料作为炊事主要能源,降低了中老年农村居民自评健康差的概率和工具性活动能力受到限制的程度,并改善了其基本日常生活功能自理能力。②生活能源替代有助于促进健康公平,其显著减轻了农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风险,而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的健康状况影响不显著。就教育水平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文盲半文盲中老年农村居民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非文盲不显著;就是否是低保户而言,生活能源替代显著改善了低保户自评健康状况,而对非低保户的自评健康影响较小;就性别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女性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男性不显著;就年龄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老年农村居民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中年农村居民不显著。由于中国仍然约有一半农村居民使用煤炭和柴草等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为了降低由于生活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健康成本,中国政府需要把能源替代、健康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相结合。     

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困难加剧。对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帮助该类型地区厘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现状,对于优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为例,选取1985—2014年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研究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2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都表现出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3典型资源型地区都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煤炭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4资源型地区转型务必将落实供给侧改革摆在发展首位。山西省应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选择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应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型,吉林省的重工业发展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在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加速扶持已经相对成熟的替代产业,减少产业转型对于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区域粮食生产与消费中的虚拟水平衡研究

从省级和8个二级区域尺度上分析我国2007年粮食生产和消费中的虚拟水含量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粮食生产和消费中的虚拟水平衡规律，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粮食生产虚拟水量北方比南方地区多31 9752×107 m3，人均粮食生产虚拟水量北方地区为530 m3/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60 m3/人，而南方地区则只有410 m3/人。说明我国当前粮食生产存在较为典型的虚拟水资源“北水南调”现象；其次，全国粮食虚拟水消费量南方比北方地区多4 8553亿m3，恰好与粮食生产的虚拟水空间分布规律相反。南北方粮食消费水平的差异加剧了我国粮食生产虚拟水资源“北水南调”现象的发生；再次，从粮食生产和消费的虚拟水平衡空间分布规律来看，调出区主要集中分布在由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宁夏5省（区）组成的我国北方边境沿线地带和由江西、湖南、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山西组成的中东部环形地区。虚拟水调入区则主要集中在由北京、天津、河北和辽宁组成的环渤海地区和由分布在西北、西南和华南共13个省市区组成的环状连片地带；最后简要分析了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的虚拟水平衡在粮食生产和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启示意义。
     

Analysis of interprovincial trade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surrounding provinces: based on constructed MRIO Model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among China’s provinces. Furthermore, it will affect the smooth start-up of the national carbon trade market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s in 2030 for deal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constructed MRIO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 trade flows among Beijing, Tianjin, Hebei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such as Shanxi,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x provinces have formed different patterns of carbon trade balance, where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s are in a deficit position, while the other three provinces are in a surplus positio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ave transferred part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o the other three provinces, which shows greater heterogeneity among various provinces and provincial different sectors. On basis of th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provincial decomposition, responsibility distribution, and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reduction for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1990-2009年中国省际环境污染综合评价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单元为分析对象,以环境污染为研究中心,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动态综合评价原理,通过构建具有"三维"特征的环境污染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各省1990-2009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研究了影响环境污染变动的决定因素。结论认为,在样本考察期内,污染物排放最少(即环境质量最好)的省份依次为:青海、天津、北京、宁夏、新疆、甘肃、上海、吉林、福建、云南,这1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都在1.50以下;要完成"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比2010年下降8%的减排目标,四川、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江苏、河南、广东、湖南、广西是重点监控省份。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最小,依次为中部和东部。污染物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加强企业环境管制能力对降低污染物排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及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增加具有显著增加污染物排放的作用,外资进入对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优化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     

Coal-based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China

This article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issue of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hrough transformation. It compares the global energy structure to China’s, as well as among regions and provinces within China. The article takes six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ypical objectives, and then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t calculates their flexibility in regard to city shift and restructuring.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quantif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riggered by the coal industry, a.k.a the energy economic nexus, and to assess the flex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observed coal-based cities.     

中部地区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与案例研究

利用1995～2007年中部地区六省的GDP和能源消费量数据，比较中部六省的能源效率情况，并构建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对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能源效率较低，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有多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这些因素对山西省的能源效率有显著性影响。为此，政府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煤炭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深入改革能源价格体系，科学合理地利用煤炭，增加对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消费的合理需求，以提高能源效率。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⁹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⁸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⁷t,青海最低仅1.17×10⁶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⁸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⁸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⁸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⁸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⁶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Rural-urban Migration,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typical case study is done and 288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rom five villages in Hebei and Guangxi provinces, China. The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status,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s.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becoming a part of routine life in rural areas. And remitt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arable land area per labor, which releases the tight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villages. In total, the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accelera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Rural-urban Migration,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urban migrati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typical case study is done and 288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rom five villages in Hebei and Guangxi provinces, China. The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status, household incom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s.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becoming a part of routine life in rural areas. And remitta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Rural-urban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arable land area per labor, which releases the tight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villages. In total, the migration increases the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accelera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