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基本农田区域分布与建设潜力研究

按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 1003-2012)》要求,本文以长岭县新安镇为例,从高标准基本农田内涵及建设内容出发,构建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以及农田防护与生态工程4方面1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将新安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分为基本具备条件、稍加整治和全面整治三类区域。结果表明,基本具备高标准条件的基本农田5340.97 hm2,不需进行建设,可直接予以认定;需要稍加整治和全面整治的基本农田面积分别为6690.23 hm2和590.50 hm2,且二者具有较好的建设潜力,经整治后可达到高标准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研究内容为长岭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的选址及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已有基础上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此举对于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深化和扩展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内涵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既定目标,既面临着建设任务艰巨、资金存在缺口、监管难度较大等困难和挑战,但也具备较为扎实的工作基础,如初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部署开展了各级土地整治规划、颁布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等。为确保"十二五"期间完成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文章建议通过积极主动的统筹谋划、大胆务实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主要包括:加快编制实施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健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工作机制、创新土地整治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机制,以及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监管力度等。     

基于差距度与投资度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研究与应用

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确定建设区域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厘定基本农田现状与建设标准之间的差距,并使资金投资与现状相匹配。该研究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实践经验和专家意见选取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构建差距度模型(GD)与投资度(II)模型,计量反映基本农田现状与标准之间的差距以及基本农田现状与投资额度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四川省什邡市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为0.930,已经是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村7个,面积为1 931.03 hm2,占评价区面积的9.70%,政府暂不投资;在什邡市基本农田中,差距度为1级、2级的分别占19.49%,24.07%,投资额度分别为:1.2×104元/hm2,(1.2-1.8)×104元/hm2,而3级差距度的基本农田占19.74%,投资额为(1.8-2.4)×104元/hm2;4级、5级差距度分别为2 203.79和3 172.51 hm2,投资额度分别为(2.4-3.0)×104元/hm2,3.0×104元/hm2。研究结果表明:差距度能较准确反映各村耕地现状与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差距,投资度能有效指导建设资金的配置,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资金、时序和空间的安排提供参考。     

基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优化研究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因此,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和布局的重要测度,是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需求的重要反映,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建设规模和时序进行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房县为研究对象,运用PSR模型剖析耕地价值尤其是耕地非市场价值、农户需求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存在的内在关系,采用改进的揭示偏好法、替代市场法及当量因子法估算耕地非市场价值,并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分布特征与基本农田布局进行比较,检验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否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指导性,从而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进行优化,最后通过四象限法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时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优化后,从建设规模来看,九道乡等四个乡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变小,而白鹤镇等四个乡镇建设规模增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存在优化空间。从建设时序来看,尹吉甫镇等六个乡镇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的优先建设区,而九道乡等五个乡镇只需适当安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基于本文得出的规模优化和时序分析结果,通过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一方面能使耕地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又使社会和生态价值最大化,能够满足当地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体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另一个方面,能够尽快缓解城市周边优质耕地被侵占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划编制提供借鉴。     

辽北旱作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选址与建设模式研究

以辽宁省北部的昌图县为例,从耕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选取了2个方面7个指标,运用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昌图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进行评价,并归纳出建设模式。评价结果表明,昌图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可以划定为最佳、适宜、有条件和无条件建设4种类型区,各区的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8.98%、17.43%、6.33%和67.26%;该区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可划分平原和丘陵区2种工程建设模式,以及肥力保育与肥力提升2种培育模式。     

东北黑土区漫岗台地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标准研究

为提升耕地质量、增强耕地生态环境安全,目前我国正大规模推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的建设标准是保证高标准农田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保证高标准农田质量和提高建设成效的关键。国家已出台大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基本标准,但基于高标准农田质量评价结果形成建设标准的研究报道很少。东北黑土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本文以东北漫岗台地类型区——依兰县为例,针对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的实质与内涵,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选择适宜该区域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的评价指标9个,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系数法确定指标综合权重,对高标准农田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评价单元属于Ⅰ、Ⅱ、Ⅲ、Ⅳ、Ⅴ级的耕地分别占12%、58%、18%、10%和2%。通过对依兰县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的主要限制因素的分析,提出依兰县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标准,以期为今后黑土区漫岗台地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基于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的区域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准确评价区域耕地整治、农村居民点整治、废弃地复垦和未利用地开发4种类型的土地整治潜力是实现区域统筹规划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通过选取能反映区域四种土地整治类型内在和外在潜力的指标因素,引入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制约条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对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约束下的土地整治综合潜力开展定量评价,并采用K-Means聚类方法进行潜力分区。研究结果表明:高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能提高区域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反之则制约土地整治潜力水平,同时根据约束条件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土地整治高潜力区、较高潜力区、一般潜力区和低潜力区,与无约束条件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结果相比,该分区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该研究一方面可为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提供新方法,另一方面可为新一轮土地整治统筹规划提供有效的依据和参考。     

黄土山丘区农村居民点整治优先度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建设用地需求及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整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全文以黄土山丘区中的47个村为研究单元,以自然和社会经济为准则层共选取了15个指标,分别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求权重,将计算所得权重加权平均作为指标权重值,并利用综合评价法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综合值进行计算,最后运用聚类分析法根据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综合评价分值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整治优先度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空间差异较大,一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8个村,占整个全区总面积的17.7%,该地区主要自然环境较差,居民点占地面积较多,但同时经济状况良好,应优先整治;二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7个村,占全区总面积的15.91%。该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人口密度较低,整治潜力较大,但村庄整体经济水平相较一级整治区要差,整治的难度高于一级整治区;三级优先整治区包含有13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29%,该地区所处自然环境较好,采煤损毁状况轻,整治潜力不大;四级优先整治区:整治区包含19个村,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2.51%。四级优先整治区居民点人口密度较高,交通便利,且几乎没有采煤损毁区域,整体状况较好,整治潜力较小。整治工作的开展不仅要考虑整治模式和整治手段,科学的整治顺序能使整治工作的开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整治优先度的先后顺序取决于村庄所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危险性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前者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迫切程度,而后者则决定了整治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小。     

吉林省中部地区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潜力及空间分布研究

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潜力及空间分布研究是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和优化城镇发展格局的基础。以吉林省中部地区为例,主要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考虑地形、土地利用类型、基本农田分布、土地利用规划、人口及城镇发展等因素,对区域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极限潜力和有效潜力的数量及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吉林省中部地区后备城镇建设用地极限潜力规模为14 913.32 km~2,丰富程度由北向南呈降低趋势,主要受行政区规模、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特征的影响;(2)极限潜力利用优势度指数为0.467 8,偏北区域利用优势度整体高于偏南区域,空间分布格局与地形和城镇密集程度密切相关;(3)有效潜力规模为2 214.91 km~2,丰富程度为中间区域高,西北和西南区域低,东部边缘区域为中等水平,空间分布格局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集程度联系紧密;(4)人均有效潜力规模为106.65 m~2/人,丰富程度整体为中间区域高,西部边缘区域低,北部、东部及南部3个地区的边缘区域为中等水平,空间分布格局除受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集程度的影响外,与人口分布特征也有一定关系。     

两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生活满意度评价

以肥城市陶阳村和涧北村为研究区,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原地整治与异地搬迁2种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农户生活满意度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2种整治模式综合评价结果均为满意,满意和较满意的满意度值和分别为77.09%和77.46%。指标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基本设施、生活环境、居住条件和收支状况。不同整治模式在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收入等方面对农户生活影响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设计空间、发展产业及增加就业机会等完善居民点整治的建议。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的时空分异及其协调性分析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采取数理统计和重心模型法分析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土地整治实施的核心指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判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实施的协调性。结果表明：（1)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投资规模、建设规模、新增耕地规模和项目数量均表现为先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最后趋于平稳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鄂中平原地区高，鄂东和鄂西地区较低的格局特征。（2）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各实施要素的重心均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并在天门市-钟祥市-京山县一带呈波动式变化。(3）1998～2017年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呈现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低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集中在鄂北和鄂东低丘岗地区，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主要分布在鄂中平原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分布较广，全省范围内均有覆盖。对区域土地整治项目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实施协调性研究可为新时期我国统筹区域土地整治事业发展及实施差别化管控策略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AHP与模糊综合评价的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效益评价

对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效益评价进行科学研究,对于规范与指导土地整治的实践活动,实现土地整治的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土地整治项目为例,以相关研究理论为指导,在充分收集项目区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15个指标所组成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将景观效益作为一个独立的评价方面,拟为土地整治效益评价的完善做出有益探索。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重,以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评价模型,对项目区土地整治前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研究。研究表明项目实施使得各效益均有明显提高,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景观效益潜力巨大,在今后的项目实施中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效益评价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土地整治是对低效、空闲和不合理利用的土地进行治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活动,是各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活动的统称,其实质内容之一是从空间上对土地利用进行优化布局。农村居民点用地是我国进行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进行分类研究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土地整治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曲周县位于黄淮海平原的中部,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农村人口的集聚地,对于其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分类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论文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从发展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评价指标,利用量化后的指标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曲周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整治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迁移合并型四种类型。研究结果符合实际,为当地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景观格局视角的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影响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宜丰县土地整治项目区为例,选择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廊道特征3类景观格局指数,从景观格局视角定量评价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水田的斑块密度由8.916 1个/hm~2下降至8.423 4个/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075 1 hm~2提升至0.076 9 hm~2,边缘密度由1 203.431 8降低至1 127.134 7,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由1.238 6下降至1.216 3,最大斑块指数由0.17%上升至0.18%,景观格局指数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但旱地除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以外,其他指标均表明旱地趋于细碎化。(2)土地整治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斑块数量由3 530个提升至4 175个,平均斑块面积由0.070 6 hm~2增加至0.059 7 hm~2,面积加权平均形状因子由1.672 3增加至1.816 0,最大斑块指数由2.06%降低至2.01%。(3)土地整治优化了农村道理和沟渠布局,廊道特征指数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农村道路和沟渠的修建割裂了斑块,是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中需要注重旱地、农村道路、沟渠的景观格局设计,达到有效治理农地细碎化和提高土地整治景观生态效益的目的。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空间选择

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课题，潜力释放的空间优选则是城乡空间格局统筹的基础。基于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构建经济发展潜力、居住便利性和生态环境耦合而成的指标体系，评估研究区域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居住适宜性空间序列，形成适宜性分区,并根据农村居民点潜力的空间分布，统筹考虑城镇发展和耕地保护的要求，建立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优先序的选择矩阵，形成分时序、分空间的潜力释放方案。研究结果表明：陆渡镇、浏河镇农村居民点潜力释放最优的区域主要位于沿江的东海等4个行政村，次优先潜力释放的区域包括陆渡等3个行政村，第三优先潜力释放的区域包括斑竹等10个行政村，第四优先潜力释放区域包括天浜等6个行政村，最后释放潜力的区域主要是陆渡镇和浏河镇建成区内的农村居民点。最后，提出了不同区域潜力释放模式的建议。
     

基于宗地尺度和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土地整治紧迫度研究

为综合诊断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并为精确开展城市土地整治提供依据,本研究以宗地为评价单元,在多源数据融合的基础上,从空间、社会、经济、自然4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整治紧迫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深圳为案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土地整治较紧迫区域的宗地数量为2 405个,占宗地总量的28.04%,土地整治紧迫区域的宗地数量为485个,占宗地总量的5.65%。深圳市土地整治较紧迫和紧迫的宗地主要集中在宝安区北部和光明新区西部、龙华新区北部、龙岗区西南部、坪山新区北部,其空间特征是原特区外区域土地整治紧迫度明显高于原特区内区域。本研究结果可为深圳市开展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等土地整治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城市总规的基本农田空间优化调整研究——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例

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供给与日趋上升的用地需求矛盾日益凸现。农地非农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难度加大。城郊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衔接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受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制约的双重影响,基本农田保护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研究靶区,充分利用高新区(新市区)二轮土地调查、土地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等数据和图库资料,以GIS技术作为分析工具和手段,在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与立地条件,结合高新区(新市区)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产业用地划定及布局等条件因素,对高新区(新市区)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与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衔接进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为区域协调耕地保护寻求路径。     

泰州市基本农田空间配置探讨

泰州是江苏苏中地区重要农业生产基地。随着经济发展，基本农田存在被大量挤占风险。需要对现有耕地进行科学评价，从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角度，将最适宜耕作的耕地保护下来，禁止非农占用。利用需求模型测算泰州基本农田需求量为32.7×104 hm2，按照基本农田的保护率为85%计算，2020年泰州市基本农田适度保有量在26×104 ～30×104 hm2。通过1 km×1 km的格网，选取生产能力和发展压力两类指标，综合评价耕地适应性，按照高适宜等级优先分配的原则，将基本农田分配到空间地域单元，达到空间优化配置目的，为土地管理决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到2020年，泰州市基本农田将主要配置在兴化市，占60%以上，泰州城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基本农田被占用风险加大，保有量比较低，占全市的比重不到3%。〖     

基于NUTSP的湖南省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研究

标准地域单元划分是国土空间规划关于国土空间综合分区进行空间评价的基础。为了给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更好的单元服务,在借鉴欧盟NUTS划分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基本评价单元模式——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NUTSP)理念,构建了标准地域单元划分的原则、依据和技术路线,并结合湖南省对省级尺度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划分的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根据NUTSP划分原则与方法,结合湖南省域内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特征、资源禀赋差异、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并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相衔接,对全省现有12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进行适当合并与拆分,重新划定135个国土空间标准地域单元,能从最大限度上满足未来全省国土空间规划对空间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表达需求,对未来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探索"多规合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

选取四川省21个市(州)2011-2015年以来3 601个项目为研究对象,构建立足区域特色的"4E"绩效评价体系,运用TOPSIS法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总绩效值为0.4536,市(州)的绩效水平极差较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区域差异;(2)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绩效水平具有强相关性(R=0.77570.433=R_(0.05,19),两者显著相关);(3)本文以综合绩效观为基础展开评价,改进TOPSIS法体现了绩效评价的多目标特点,易于发现区域差异特征,具有一定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