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能源消耗（生活消耗除外）出现了较大波动，本文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计算、分析了驱使能源消耗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并利用H-P滤波、完全分解模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节能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1980-2005年累计节能量为94457万t标准煤。1980-2005年中国节能缺口处于波动之中，尤其是1998年以后，受重新重工业化的影响，与潜在节能率相比，实际节能率在逐步降低，但到2005年，实际节能率大于潜在节能率，节能优先的高能效战略得到一定落实，有效控制和改善了能源的紧张状态。同时，近年来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改善，说明重工业化对能源的高消耗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节能空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节约能源，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有巨大的潜力。     

天津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研究:基于LMDI-Attribution分析方法

引入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其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从细分行业角度对2000-2012年天津市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变化进行研究,首先对碳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其后,基于三个分解因素在2000-2006年和2006-2012年两个时间段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效应,对其作归因分析,量化36个细分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天津市工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从2000-2012年累计下降了66.87%,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是其下降的主导因素,累计影响值分别为-44.53%和-47.39%,排放因子对其下降起抑制作用,累计影响值为15.39%;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依赖于高耗能行业产值占比的变化,化工行业和黑色金属行业产值的占比越高,产业结构的减排效应越差,因此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发展;黑色金属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能源强度效应变化的主导行业,由于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黑色金属行业的负值贡献在2006-2012年相对前七年增大了2.56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最大的正值贡献行业转为第二大负值贡献行业,使得2006-2012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拉低影响相对前七年增大了近1倍;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抑制作用在2006年之后呈现减弱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十一五"期间化工行业能源结构优化与能源再利用体系的建立,有效抑制了排放因子对碳排放强度的拉升作用。综上可见,黑色金属行业、化工行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天津市碳排放强度分解因素变化的主要贡献行业,以这些高耗能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行业特点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严格控制其粗放型发展、鼓励新技术研发、循环利用资源及优化用能结构等措施,针对性的制定节能减排办法,才能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能源强度与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实证

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该文利用Geweke因果检验方法,并采用1993—2013年20年间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将产业结构优化划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中高级化都呈现良好的趋势,但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呈现出"倒U"变化趋势,这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具有一定相关性。其次,计算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并利用LMD方法对能源强度进行分解,分解为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能源强度变化受到技术效应影响波及时间较长,结构效应变化造成短期影响较大。最后,利用Gewke因果检验的方法对能源强度和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即时因果关系及整体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消耗之间形成两条不同反馈循环,一条为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之间的短期反馈循环,另一条为产业结构优化内部和技术效应之间的长期反馈循环,这两条循环相互促进和影响,最终形成闭合横"8"字均衡循环。据此,研究给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一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实现能源的"开源节流"的有效手段;二是制定差异化的能源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是实现"减少能源压力、保证经济发展"双赢局面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基于BP结构突变的中国能源强度及因素分解研究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能源消耗量虽在逐年降低,但仍是世界上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伴随常规能源的日益枯竭,能源安全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降低能源强度迫在眉睫。系统研究中国能源强度下降原因并进行因素分解有助于深入把握能源变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文章运用BP结构突变模型对1980—2015年能源强度突变点检验,建立LMDI分解模型,将能源强度分解为部门能源强度、运输线路单位长度能耗、运输线路产出能耗、人均生活用能、城市化、人均收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八个因素,分析能源强度各阶段动因变化特征。计算结果表明,受经济发展及国家政策冲击,能源强度在1980—2015年样本期间存在1991年、2002年和2008年三次结构突变,形成四阶段不同增长趋势。能源强度在样本期间呈整体下降趋势,能源强度各阶段主要影响因素不同,但是部门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中国能源强度作用最大,人均生活用能、人均收入效应和产业结构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对能源强度影响显著;在样本期内,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转变导致能源强度阶段特征不同。针对中国能源强度的阶段特征,提出开发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应用低碳节能产品以降低生活用能;推动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建设运输节能技术以降低交通运输业能源强度等对策建议。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估算

我国能源消费面临着满足经济增长和降低能耗的双重压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那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节约能源消费量吗?文章基于我国1992-2011年数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能源效率提高能节约能源消费量,但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显著存在,我国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介于9%-75%之间。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进行扩展,提出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包括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和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两部分,理由是:根据现有能源效率分解方面的经验研究,能源效率提高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一是技术进步效应;二是结构调整效应。因此,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也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即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进而节约能源消费量,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也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所节约的能源。最后,基于中国1992-2011年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要远大于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同样能节约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也显著存在,由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高对节约能源贡献不大,不同年份中结构调整的回弹效应呈现出较大波动,绝大部分年份中的结构调整回弹效应处于两种极端情况,即大于100%或为负值。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湖南2005-2012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基于DEA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测算各地市(州)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并分析了影响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测算结果表明:2005-2012年间,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市(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等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信息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湖南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内涵,及不断推进信息化和城镇化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