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基于碳普惠制的城市公共自行车个人碳减排量计算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广东省作为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之一,将碳交易的核心理念应用于促进居民生活减碳,首次提出碳普惠制创新。碳普惠制旨在将公众的低碳行为量化并予以激励,以此促进低碳生活实践,降低生活领域碳排放。本文以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CCER方法学,对公共自行车项目的个人减排量核算方法进行了设计,并参考文献统计数据举例说明个人减排量核算公式。公共自行车项目个人减排量核算的方法学设计中,减碳系数的计算考虑自行车可代替的所有出行方式,且在不同出行方式比例的统计中考虑出行距离的影响,设置随出行距离变化的减排系数,在减排量的计算中有效突出个人的减排贡献量。依据本方法学计算得到了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个人减排系数曲线及减排量核算公式。最后从数据收集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提高方法学的科学性及适用性。本方法学能客观评估城市公共自行车出行的个人碳减排量,为碳普惠制的实施提供量化方法学参考,同时填补了目前个人碳减排核算研究领域的空白。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研究

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减排目标,并正在大力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碳税和碳交易是多年来各国激励碳减排最主要的两大机制。这两种机制各有优缺点,它们适当的混合机制可扬长避短,创造出更优越的机制。我们认为,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碳税机制有较低的制度成本(包括建立者一机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监管成本等),在操作性上更简便;而在对市场条件和信息的变化上没有碳交易机制的灵活性强,但从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也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增加了企业在碳排放决策方面的风险和难度;此外,碳税相对于碳交易是间接的碳减排激励机制,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效果更直接。基于这些观察,我们设计出一种混合碳减排机制,它是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机结合。该混合机制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累进制碳税制度,小企业只缴纳碳税;其次,碳交易制度,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对于大企业确定初始碳排放权,对于大企业的超排,将按照高起点的碳税税率加以惩罚。这一混合机制,既考虑了不同企业之间在碳排放权上的公平性,又考虑了机制的效率,并在保障机制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企业在碳排放决策上的风险。这些正是这一混合机制的优越性所在。我们还探讨了这一混合机制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应注意的若干重要事项,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探讨可以为政府碳排放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     

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针对我国碳税最优税率确定问题,本文构建了涉及碳排放企业、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政府规制部门三方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参与方行为策略均衡的关键变量,并讨论了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认为,碳排放企业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的结构决定了碳税最优税率的大小:当两个市场都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碳税最优税率等于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应该设定高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的碳税税率;当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设定的碳税税率应该低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当两个市场都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则此时碳税最优税率是不确定的,关键要看哪个市场垄断力量相对较大。另外,碳税税率水平还受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减排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政府规制的效果。     

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代表性家庭、政府和八个不同行业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嵌入了碳强度、碳交易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基于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校准。本文通过数值分析指出我国约束全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福利损失的边际影响最小,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17%时,碳强度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要低于碳交易政策;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21%时,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边际损失影响要低于约束全行业的政策。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在当前碳强度约束目标下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重红利,该结论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双重红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碳减排政策使得资源要素使用成本上升,进而提高了劳动等低碳要素需求,使得行业之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一步,本文给出了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方案,根据边际减排相等以实现总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原理,给出了约束全行业减排的环境政策下各行业碳强度的任务分解,通过模拟计算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政府根据行业维度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此外,本文还估计了产业需求变动、行业最终消费结构变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行业需求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技术变动等各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深入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碳强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如何对碳强度的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指出我国应大力提高各项中间投入品的单位碳排放节能技术水平,这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直接的、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工业废气、尾气的处理技术水平,鼓励低碳部门的技术研发,鼓励企业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这些对于实现我国总体的减排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碳交易与碳税兼容性分析——兼论中国减排路径选择

随着气候问题日益突出和减排形势的持续严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多策并举的方式来削减碳排放。但这两种"单一对峙"的减排制度能否兼容成为我国低碳路径选择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绝对减排目标和相对减排目标与碳税的兼容性,提出相对减排目标下的碳交易能够和碳税兼容,共同实现减排目标;接着针对绝对减排目标下的碳交易与碳税的相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引入限价模式、调整对象适度重合和有限分离、跨期储存机制、项目抵消减排等扬长避短形成组合制度,以缓解碳交易对减排成本不确定和碳税对总量控制的制度缺陷。从我国承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和碳交易试点实践出发,基本对策是:立足我国实际,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下分阶段进行:从中短期看,应采纳碳税和碳交易(相对减排目标)双策并举的模式进行减排;从长期来看,我国应该尝试运用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的碳交易(绝对减排目标)模式推动减排。     

基于多行业DSGE模型的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低碳减排进入新的阶段,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包括各个行业的行业政策都在推行各种低碳减排政策,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动态分析碳减排政策的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为此,构建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碳减排政策的多行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许可证交易和碳税两种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税收政策和减排政策调整冲击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排放的动态效应。模拟发现:许可证交易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效应,覆盖行业企业减排率上升,排放下降,而未覆盖行业排放随产出上升而上升,而在碳税政策情景下,这种差异并不明显。政府采用盯住总排放波动的碳减排政策能够有效地减少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能够减少相应的福利损失。建议政府有效地权衡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造成大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前提下,加大减排政策力度,推广和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制定碳减排政策时,考虑碳减排政策收入的返还机制,配以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缓和减排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应根据排放水平顺周期地动态调整碳减排政策的强度,适当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     

基于多行业DSGE模型的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低碳减排进入新的阶段,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包括各个行业的行业政策都在推行各种低碳减排政策,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动态分析碳减排政策的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为此,构建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碳减排政策的多行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许可证交易和碳税两种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税收政策和减排政策调整冲击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排放的动态效应。模拟发现:许可证交易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效应,覆盖行业企业减排率上升,排放下降,而未覆盖行业排放随产出上升而上升,而在碳税政策情景下,这种差异并不明显。政府采用盯住总排放波动的碳减排政策能够有效地减少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能够减少相应的福利损失。建议政府有效地权衡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造成大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前提下,加大减排政策力度,推广和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制定碳减排政策时,考虑碳减排政策收入的返还机制,配以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缓和减排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应根据排放水平顺周期地动态调整碳减排政策的强度,适当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     

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文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不同国家的低碳经济进程三个方面,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影响一国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GDP、能源强度、碳强度及国际贸易等,且从长期来看,碳减排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是目前实现低碳经济的主要制度安排;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行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     

消费端碳交易市场中政府初始碳配额分配策略研究——基于政府和家庭演化博弈的视角

随着生产端碳减排实践的不断深入,削减消费端碳排放已是刻不容缓。基于消费端碳交易市场视角,以政府和家庭为博弈主体,假设政府初始碳配额分配存在"宽松政策"和"严格政策"两种行为策略,家庭存在"减排"和"不减排"两种行为策略,构建政府和家庭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行为的演化稳定策略,模拟双方行为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并提出政策建议。结果发现:博弈双方在三种情形下存在两种演化稳定策略: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严格政策";当家庭碳减排费用小于购买碳排放权费用时,家庭的演化稳定策略为"减排";当家庭碳减排费用大于购买碳排放权费用且家庭采取"不减排"行为策略时政府采取"严格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高于采取"宽松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时,家庭的演化稳定策略为"不减排"。博弈双方在一种情形下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当家庭碳减排费用大于购买碳排放权费用且家庭采取"不减排"行为策略时政府采取"严格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低于采取"宽松政策"策略而获得的碳排放权交易(卖出)收益时,博弈呈现出一种周期行为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博弈双方自身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近,其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当家庭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近时,政府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当家庭演化稳定策略为"减排"且政府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远时,家庭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当家庭演化稳定策略为"不减排"且政府期初行为策略与演化稳定策略越近时,家庭收敛于演化稳定策略的速度越快。由此,建议政府实施严格的初始碳配额分配政策、建立家庭碳减排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消费端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并实施家庭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制度。本文论证了消费端碳交易市场机制下政府和家庭的演化稳定策略,不仅为消费端碳减排提供了政策建议,也有助于全球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

近年来,中国CO2排放置显著增加,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碳税作为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适时开征,不仅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也是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的要求.本文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依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 - 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影响.研究表明:①征收碳税会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碳税体制完善,税率逐步提高,这种消极影响将逐渐减弱；②征收碳税可以提高能源的产出效率,降低能源要素的使用,减少CO2的排放；③碳税税率提高会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碳税开征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能有效地调整要素间收入分配.但是受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碳税对中国经济冲击较大,短期内暂不适合开征.     

碳交易体系助力中国避免碳陷阱、促进碳脱钩的效应研究

作为调和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减排工具,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关系到中国减排目标的实现与经济模式的选择。本文通过构建点弹性与弧弹性两类Tapio脱钩指标,基于倍差法(DiD)与半参数倍差法(SPDiD)分析了2007—2015年碳交易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水平的影响,为助力中国摆脱碳陷阱、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市场能够将碳排放的负外部性转换为内部性,促使试点地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由此中国碳试点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并未导致试点地区GDP与人均GDP增速放缓;同时试点政策促进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可转换为促进碳强度的降低,则碳交易体系显著促进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两者的脱钩水平,助力中国摆脱碳陷阱。基于市场机制的碳交易能够激励高污染行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由重变轻"、能源结构"由黑变绿",解决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且碳市场的构建有效实现了"碳试点计划"的目标,完成了碳交易体系构建初期的目的,达到构建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要求。应积极推进碳交易体系建设,发挥碳强度目标的碳脱钩功效,完善市场交易制度,维持市场运行稳定;全国统一碳市场短期应以推进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为主要目标,综合考虑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并积极发挥其创新效应。     

考虑碳税和产品绿色度的闭环供应链网络Nash博弈均衡模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逐渐加剧和部分资源日渐枯竭,减少碳排放并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多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其中碳税是较为常见的政府政策。考虑到制造企业的生产与再制造活动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为应对碳税政策,制造商可对产品进行低碳技术投资来提升产品的绿色度水平。通常产品绿色度水平越高,则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越低。故在此背景下,企业如何在增加的投资额与降低的碳排放量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得出最优的生产/再制造与定价策略是其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本文以变分不等式、互补理论和拉格朗日对偶理论为基础,在考虑闭环供应链网络同类成员竞争的基础上,结合制造商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的绿色度决策,在政府碳税和补贴政策下建立了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模型。结合变分不等式的修正投影收缩算法,设计了模型求解程序。在数值算例中,分析了政府碳税和补贴、回收比例因子以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变化对产品绿色度决策、产量与价格决策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进而给出相应的管理学启示。结果表明:政府一方面需合理选择补贴力度,补贴过低无法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作用,而补贴过高又影响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企业将回收比例设置在合理区间内,具体应结合再制造成本节约水平与产品的绿色度水平综合选取。碳税机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碳减排机制,可促使企业选择低碳生产技术减少碳排放量并使利润略有增加。尽管制造商利润随消费者低碳意识的提高而略有改善,但其更应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来提升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意识。本文所得结论对低碳供应链研究和政府政策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     

中国碳交易下的工业碳排放与减排机制研究

中国工业的高能耗投入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碳排放的急剧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肩负着巨大的减排责任。为了探索减排方式,中国自2013年先后在7个省市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研究碳交易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科学评价政策,为全国工业碳交易市场的推行提供合理的建议。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规模工业碳排放数据,首先分别采用DID和PSM-DID方法考察了碳排放交易对工业碳排放和碳强度的影响,其次在使用SFA测算出各省规模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探讨了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影响大小。结果发现:(1)碳交易对试点地区规模工业的碳排放量和碳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分别使二者下降4.8%和5.2%;(2)碳交易分别使试点地区的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显著提高0.03和0.08;(3)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规模工业的能源技术效率有关。能源技术效率的减排效应大于能源配置效率的增排效应,最终导致政策具有减排作用。这些结论说明,想要推进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并使其长期发挥减排作用,必须要加快碳交易市场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包括碳价机制和配额分配机制等,使市场交易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增加研发投入,鼓励工业企业使用新技术;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倡导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     

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的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研究

为了探究低碳经济情境下潜在技术创新采纳企业的微观决策互动机制涌现的企业集群宏观扩散现象,利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方法,将无标度网络视为扩散载体,通过建立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下潜在采纳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决策及扩散模型,运用Matlab软件仿真研究微观层面因素对宏观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下只有当企业采纳低碳技术创新增加的收益大于投入时,网络才能演化至扩散深度为100%的稳定状态,实现企业集群内低碳技术创新的完全扩散;网络规模对扩散速度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扩散速度越慢;实施碳税、投入补贴和惩罚措施三种规制手段均能有效提高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网络规模越大碳税的推动作用越显著,相反,规模越小的网络对补贴力度的敏感性越强,而不同规模的网络对罚款力度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研究对推进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及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企业间的策略学习对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有重要影响,在企业集群中应培养核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观念,使其作为"意见领袖"影响其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策略;第二,政府作为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部门应为采纳低碳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补贴、依据碳排放量收缴碳税及惩罚不实施低碳生产企业等规制措施;第三,政府部门应根据发展阶段把握规制方式和力度,初期以补贴措施为主,随着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逐渐增大降低补贴力度,同时提高碳税税率,另惩罚措施应在推进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全过程中广泛实施。     

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境经济手段。该研究从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的角度出发,探讨对四类行业分别征收120元/t、100元/t、80元/t和60元/t碳税税率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并将碳税返还企业和返还居民等两类情景考虑其中,结果显示:(1)征收行业差异化碳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无税收返还情景下,2030年我国的GDP相比基准情景下降1.1%,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36%,居民消费下降0.90%,而贸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短期内能增加我国的贸易顺差,但长期则会引起出口下降、进口减少。(2)碳税返还能减少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返还企业情景下2030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89%,家庭消费增加0.62%,进口增加2.53%。(3)行业差异化的碳税税率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差异明显。2030年,被征收100元/t的煤炭开采、水泥行业的产出分别下降7.72%和1.72%,被征收120元/t的火电行业产出下降3.72%,但如果碳税收入返还企业时,2030年的火电行业可减少无返还情景下0.28%的经济损失。(4)差异化行业碳税有利于推动CO_2减排。在无返还情景下,我国2030年的CO_2排放总量下降5.68%,煤炭采选、钢压延、火电、炼焦部门的减排效果最明显,同期分别下降14.7%、9.01%、9.12%和7.17%。因此,应在"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碳税,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在碳税征收体系逐渐健全的基础上,制定分行业的差异化碳税税率方案,高税率应用于能耗大、排放大行业,中低税率应用于能耗与排放相对较小的行业,并综合运用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居民所得税、增加补贴等政策手段,减少征收碳税带来的经济损失,形成与征收碳税相配套的长效机制。     

国外碳税征收经验与借鉴

碳税是国际公认的实现碳减排的有效经济手段。本文选取芬兰、丹麦、瑞典、加拿大(BC省)、日本五个代表性国家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碳税征收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积极效用。紧接着,从立法历程和政策要点两个视角对其碳税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分析其征收经验:制定完善的碳税相关法律;根据国情设计碳税税率;利用碳税收入补偿经济。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预计实施的碳税政策进行思考,据此提出设立碳税独立税种;科学制定碳税税率;合理规划碳税收入使用,建立碳税-经济互补机制三点建议。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减排效应:准自然实验与政策溢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之一,但碳交易市场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溢出减排效应评估仍然存在不足,减排作用发挥的具体渠道和综合效果亦有待明晰。基于我国碳交易试点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并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综合评估碳交易政策实施的空间减排效应;进而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渠道分析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有效促进试点地区的碳减排,其中天津、湖北等地响应迅速且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在有效抑制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溢出效应同时有助于抑制邻近地区的碳排放。碳交易政策减排效应发挥存在较长的周期性,长期内其减排作用逐渐显著,且直接减排作用要远强于间接减排作用。经济发展渠道是现阶段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路径,但同时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促增威胁,而能源消费则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阻碍。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将成为碳交易政策潜在减排效应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积极推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注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均衡发展和有序推进,同时强化区域间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和知识技术交流合作,从而形成区域间良性协作的低碳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