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研究

为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平稳调整,我国需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之路",这就需要选择并设计市场化减排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探讨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提出复合碳交易体系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在此背景下,通过构建复合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双寡头企业的合作和竞争三阶段博弈模型,对如何制定碳税税率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下,企业如何确定碳计划减排量以及制定产品价格,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政府征收碳税税率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比较企业采取合作和竞争两种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时,碳税税率的变化对产品价格、碳计划减排量、企业利润、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碳交易市场中征收碳税对于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企业收益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在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配置下,采用合理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过程,需要建立碳交易市场,依靠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促使企业主动选择"提高计划碳减排量"的方式逐年降低碳排放量,同时,在加强社会监督和严格执行碳超量排放处罚机制的条件下,采用碳税方式提高计划碳减排量,而要达到最优减排量,政府还需积极引导和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碳减排研发效率,并积极开展合作研发减排;而在推行过程中,应选择碳税税率征收空间较大的高产能行业,特别是产品成本和低碳度较低的行业作为试点,优先开征碳税;在垄断行业中,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规制政策,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递延性,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推广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培养,这将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应对碳减排带来的生产成本压力,减少碳税征收的阻力,为政府开征碳税赢得空间和时间,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平稳调整,实现低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价格补贴对双渠道低碳运输供应链的协调研究

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建立了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分别研究了两种价格补贴策略对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影响。结论表明:两种价格补贴策略不仅都能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同时还能增加水路运输量,降低碳排放量,协调水陆运输方式的分担量。当分销商采取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体供应链增加的收益都由分销商占有。而当政府采取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体供应链增加的收益都由制造商占有。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要间断性的实施价格补贴策略,与分销商价格补贴策略交替使用才能有效促进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目标。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外包再制造下制造/再制造竞争与协调策略研究

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有效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而再制造是实现循环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原始制造商为了专注于核心业务(新产品制造),同时又能获得再制造带来的收益,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转让将再制造业务外包出去(即外包再制造)。为分析外包再制造业务对供应链成员的影响,基于分散决策与集中决策两种情况,构建制造/再制造博弈模型,进一步,对比分析外包再制造对分散与集中决策供应链竞争机制和供应链利润影响,并给出了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表明:原始制造商不采取外包再制造时,再制造出现会减少新产品销售量和原始制造商收益,也即再制造对原始制造商是一种威胁;当原始制造商采取外包再制造时,不仅可以改变其市场竞争不利地位,还可以增加其收益。集中决策时,不仅可以降低单位产品零售价格,促进再制造产品销售,减少新产品销售,增加制造/再制造供应链整体收益,还可以促进废旧产品回收,也即,集中决策可以使制造/再制造供应链达到整体最优,而特许经营契约可以使制造/再制造供应链达到整体最优,实现制造/再制造供应链协调。与单位新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比,单位再制造产品对环境造成影响小于某一阀值时,集中决策不仅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收益,还可以增加环境效益。     

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的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研究

为了探究低碳经济情境下潜在技术创新采纳企业的微观决策互动机制涌现的企业集群宏观扩散现象,利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方法,将无标度网络视为扩散载体,通过建立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下潜在采纳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决策及扩散模型,运用Matlab软件仿真研究微观层面因素对宏观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下只有当企业采纳低碳技术创新增加的收益大于投入时,网络才能演化至扩散深度为100%的稳定状态,实现企业集群内低碳技术创新的完全扩散;网络规模对扩散速度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扩散速度越慢;实施碳税、投入补贴和惩罚措施三种规制手段均能有效提高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网络规模越大碳税的推动作用越显著,相反,规模越小的网络对补贴力度的敏感性越强,而不同规模的网络对罚款力度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研究对推进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及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企业间的策略学习对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有重要影响,在企业集群中应培养核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观念,使其作为"意见领袖"影响其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策略;第二,政府作为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部门应为采纳低碳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补贴、依据碳排放量收缴碳税及惩罚不实施低碳生产企业等规制措施;第三,政府部门应根据发展阶段把握规制方式和力度,初期以补贴措施为主,随着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逐渐增大降低补贴力度,同时提高碳税税率,另惩罚措施应在推进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全过程中广泛实施。     

基于SD动态博弈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补贴策略优化

补贴退坡政策将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退坡成效也将直接影响后续替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新能源汽车政策牵涉到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等多方决策主体,它们相互间存在着显著的博弈关系。本文首先采用博弈论建立了补贴政策下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生产决策模型,解析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机制及其影响,求解并证明了最优补贴强度及退坡临界点的存在,设计并提出了政府补贴效率、消费者补贴获得率等指标,进而针对有限次博弈、决策周期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关键决策参数变异等实际问题,基于"反应函数"将传统博弈论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分析补贴退坡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博弈均衡与演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SD动态博弈模型能够较好地呈现传统博弈论的分析结果,证明新能源汽车企业对政府补贴存在着高依赖性;政府补贴强度一旦突破合理区间,补贴策略将失效或面临财政资金缺口的困境。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认可度越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变相提价幅度越大,消费者获得的正补贴则越少,补贴政策效率越低。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与消费者偏好对补贴政策均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决策周期不一致将对补贴政策造成短期扰动,但不会改变其中长期效应;信息不对称和关键决策参数变异均会加剧系统博弈震荡,甚至导致补贴政策崩溃和市场退化。最后,对补贴退坡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综合预测。本文研究可为后补贴时代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优化和企业生产决策提供一定的支持。     

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针对我国碳税最优税率确定问题,本文构建了涉及碳排放企业、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政府规制部门三方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参与方行为策略均衡的关键变量,并讨论了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认为,碳排放企业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的结构决定了碳税最优税率的大小:当两个市场都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碳税最优税率等于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应该设定高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的碳税税率;当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设定的碳税税率应该低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当两个市场都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则此时碳税最优税率是不确定的,关键要看哪个市场垄断力量相对较大。另外,碳税税率水平还受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减排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政府规制的效果。     

考虑政府碳减排补贴与谈判的供应链碳中和契约研究：博弈的视角

文章研究了一个由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通过碳中和契约选择解决净零碳排放生产的问题。制造商通过碳减排和碳吸收两种策略推进净零排放生产,政府通过补贴碳减排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基于此,文章运用博弈论比较分析了无契约、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并确定实现碳中和的占优策略,进一步引入谈判情形,考虑谈判势力均等和谈判势力不等对供应链契约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不考虑谈判时,收益共享契约是供应链碳中和的占优选择,政府补贴作用使得收益共享契约占优成本分担契约和无契约,政府补贴大小受到制造商碳减排努力成本系数大小的影响;当考虑谈判时,成本分担契约依然不是占优选择,收益共享契约占优非谈判情形,若制造商谈判势力小于平均水平,谈判势力均等优于谈判势力不等的情形;否则,谈判势力不等情形更优。消费者碳中和敏感性对供应链双方及其整体利润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均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要想实现产品生产的净零碳排放,既需要把握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还需要厘清相关参数的影响机理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的实现。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研究

为揭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在发展机制,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特征建立了闭环产业链模型,利用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间的利益关联以及三大主体最优决策对闭环产业链的影响方式.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越低,政府的环境税标准越低,且环境税的制定空间越小,企业收益越难实现从传统产业链到循环产业链的转移,消费者以新产品的消费弥补环境效用的损失；在政府的全局最优税收情况下,传统产业链的企业在横向企业竞争中仍具有先动优势,并不随环境税增加而改变；政府经济最优废弃物循环率能够保证循环产业链的回收资源供给,但只是在消费者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总收益最大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废弃物循环率达到生态最优,这需要政府舍弃部分经济利益,实施更严厉的环境税政策约束传统产业链的发展规模,同时结合参与性政策提高公众的环境偏好,以保证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的顺利运行.     

碳排放规制下不同信息分享模式影响的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问题。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碳减排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目标之一。受政府环境政策及消费者低碳环保意识的影响,不少企业也主动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信息是指导企业决策的重要内部要素,信息的获取与运用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与经营状况。因此,在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信息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信息管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构建由单一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分析不同信息分享模式下(无信息分享、部分信息分享和信息共享),具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能否真实分享市场需求信息以及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信息分享对参与方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的决策受信息分享方式的影响,且批发价格、碳减排水平与分享的需求信息正相关;制造商的减排能力较强时,部分分享模式下可实现真实信息分享;制造商的减排能力较弱且市场需求波动幅度较小时,部分分享和共享模式下零售商均能真实分享信息;相较于无信息分享,高市场需求的先验概率较小且波动较大时,共享高需求对供应链成员均有利,而共享低需求信息仅对信息传递方有利。由此可见,拥有信息优势的零售企业应根据制造商的减排能力和市场需求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分享方式;具有信息劣势的零售企业接受市场信息并不能总是从中获利,其应当有选择性的接受信息;而制造商则可以通过调节自身减排能力引导拥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选择对其有利的信息分享方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信息管理提供有效指导。     

低碳经济下物流优化设计的网络均衡分析

低碳经济社会中,物流活动需重视碳排放的控制,科学设计出支持低碳理念的物流优化网络对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网络均衡理论为研究方法,首先构造一个以物流交易量为网络流、包含"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典型三层物流运作网络,再基于此结构在各层物流决策者之间构造一个以碳排放强度为网络流的虚拟碳排放网络,用这两个网络间的相互关联反映物流交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接着,对这两个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进行定量建模,把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转化成由这两个相互影响网络所构成的网络均衡问题,分析各层决策者综合考虑碳排放量最低的利润优化行为,并将优化问题转化成等价的变分不等式形式;最后,设计仿真算例进行数值求解和仿真分析,通过讨论不同参数下低碳物流网络的优化决策过程,得到结论:合理征收碳税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有效的碳减排手段;物流网络中运输距离和运输频率的优化均会对降低碳排放产生积极影响。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研究

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减排目标,并正在大力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碳税和碳交易是多年来各国激励碳减排最主要的两大机制。这两种机制各有优缺点,它们适当的混合机制可扬长避短,创造出更优越的机制。我们认为,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碳税机制有较低的制度成本(包括建立者一机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监管成本等),在操作性上更简便;而在对市场条件和信息的变化上没有碳交易机制的灵活性强,但从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也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增加了企业在碳排放决策方面的风险和难度;此外,碳税相对于碳交易是间接的碳减排激励机制,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效果更直接。基于这些观察,我们设计出一种混合碳减排机制,它是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机结合。该混合机制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累进制碳税制度,小企业只缴纳碳税;其次,碳交易制度,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对于大企业确定初始碳排放权,对于大企业的超排,将按照高起点的碳税税率加以惩罚。这一混合机制,既考虑了不同企业之间在碳排放权上的公平性,又考虑了机制的效率,并在保障机制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企业在碳排放决策上的风险。这些正是这一混合机制的优越性所在。我们还探讨了这一混合机制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应注意的若干重要事项,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探讨可以为政府碳排放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     

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产品需求分析

低碳消费方式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环节,本文对低碳消费偏好和低碳产品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作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首先对低碳产品的消费偏好进行了分析,低碳产品消费偏好的两个最重要特征是二元价值结构的产品和超越基本价值的消费偏好,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低碳产品效用函数.然后根据低碳产品效用函数给出了低碳产品的一般需求模式,结合低碳产品置信度变量的引进,构建了一个具体的低碳产品需求函数,并对低碳产品需求函数进行分析,揭示了低碳产品需求的一些基本性质.为了验证低碳消费理论分析的结论,做了低碳产品消费的问卷调查.对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收入越高,对低碳产品支付的价格就越高;低碳产品的环境价值置信度越高,意愿支付价格就越商；低碳产品碳排放量降低越多,低碳产品需求价格就越高.最后,结合以上分析,从低碳宣传和公益广告、设立低碳产品标准、鼓励低碳产品技术研发角度提出了促进低碳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双重治理体制下政府碳排放监管博弈分析

中国式分权管理、官员晋升考核的经济锦标赛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多目标决策时更关注于经济增长而非环境保护,致使环境规制政策难以有效落到实处。基于国家和企业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和2017年后逐渐形成的阶梯式碳税体系,构建了中央、地方双重治理体制下,中央、地方环保部门同碳排放企业间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双层治理体制下实施阶梯式碳税政策对不同主体行为的影响。模型均衡分析和仿真研究发现:双重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会导致地方环保部门放松环境监管,弱化了环境规制的碳减排绩效;实施阶梯式碳税时,企业偷排行为与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成本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成本正相关,与偷排惩罚系数反相关,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对约束企业的偷排倾向和偷排量有重要影响;实行阶梯式碳税比单一的标准碳税对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绩效具有更好的激励效果,而单纯的经济手段无法激发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积极性,还应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其他约束措施。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切实达成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必须从制度上打破环境规制的中央-地方双层治理体制,改变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探索实行环保部门的中央垂直管理并合理划分双方权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地方环保部门的检查激励;尽快建成完善的碳税体系和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科学制定阶梯式碳税标准和配额标准;同时还应加大执法力度和中央环保部门的审查力度,引入第三方参与以降低环境规制的监管成本等。     

农业污染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

农业补贴政策是我国农业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虽然在保证粮食产量安全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但是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愈发受到关注。农业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民的预期收益,影响其生产方式,最终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本文以有效控制农业污染为目标,将农业补贴政策划分为产量补贴政策与绿色补贴政策,并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进而分析比较两种不同补贴政策在均衡状态下的环境重要性、污染排放率、农业补贴率、排污税率等因素对补贴效应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两种补贴政策下,均衡农产品产量、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福利都随着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2)绿色生产投资量随着绿色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3)在产量补贴政策下,均衡农产品价格随着补贴率的增加而降低,而农业排污量随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绿色补贴政策的作用恰好相反。(4)与产量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相比,绿色补贴政策下的农产品价格较高、污染排放较少。但生产者剩余和政府预算支出则不确定。还发现,存在一个边际补贴率的阈值,当边际补贴率低于阈值时,与产量补贴政策相比,绿色补贴政策下的均衡农产品产量和消费者剩余较高。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绿色补贴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业发展中的"粮食数量与环境质量之间相互矛盾"困境。采取低于阈值的产量补贴率和高于阈值的绿色补贴率的补贴政策组合策略,可以在保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     

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有鉴于此,采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专利申请总量表示创新数量,以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别表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进而采用DID模型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准自然实验框架。同时,为增强实证结果的解释力,采用PSM-DID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政府补贴方式的创新激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提高"处理组"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兼顾创新质量,但从影响程度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低质量创新促进作用更为强劲。②从企业所有权和规模异质性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对国有股份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诱导力度较小或不显著。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弥补碳排放交易制度对高质量创新诱导乏力的不足,但创新激励效果因政府补贴方式而异,其中政府事前补贴优于政府事后补偿;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促使政府为被规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事前补贴,从而有效缓解企业"遵循成本"压力,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由此认为,加大对小规模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补贴、采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创新补贴方式,应是进一步助力碳排放交易制度诱导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制定方向。     

基于经济学分析的绿色产品供需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绿色产品供需状况对于实现低碳经济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绿色产品供需影响因素概念模型,指出政府在推动绿色产品供需过程中应该起到的作用。然后采用经济学模型及博弈论理论,建立绿色产品供给激励模型及需求激励模型,并分析在激励效应作用下对企业和普通消费者的影响。最后提出政府推动绿色产品供需发展的对策建议。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

当今绿色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已经有压力和动机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但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因素,为政府推动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在获得289份问卷的基础上,识别出制约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意识与能力、财务绩效和成本、供应链影响及政府法规等.进一步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法规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影响最大,而企业内部的意识和能力是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激发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而企业只有主动提高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