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对中国城镇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

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对中国各个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居民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来分析医疗支出对各影响因素的短期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均为正值,说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促进了医疗支出的增长。因此,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具有长久坚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来看,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却为负值,这一结果解释了当前有些地区和部门在短期内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发展,由此更加突显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均大于1,表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作用,由此说明我国当前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医疗补助政策具有其针对性和适宜性。     

浅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本文主要在最优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研究老龄经济,首先从学术角度给出老龄化率的定义,讨论老龄化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建立含老龄化率的RCK模型。此时平衡增长路径出现三种基本情形:老龄经济、常态经济与娃娃经济,但老龄经济情形会导致经济萎缩。为了使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中的经济系统能够容许老龄经济存在,本文引入技术进步率。在修正的RCK模型中,即使老龄化率存在,只要技术进步率高于老龄化率,老龄化带来的额外负担就能够被技术进步吸收,经济系统能够容许老龄经济存在,但与不考虑老龄化率的经济系统相比,平衡增长路径中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相对较低。解决老龄化问题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政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本文最后讨论政府对老龄经济的影响。政府应积极发展老龄经济服务业,使得政府支出对家庭的效用函数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发展老龄经济产业,使得政府支出对厂商的生产函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努力使得政府支出对技术进步发挥积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与无政府的经济系统相比,平衡增长路径中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社会福利可能会更高。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差异成因分析——对长三角16市的考察

长三角地区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运用一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对长三角16市之间经济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离上海的距离表示的区位因素、政府支出、人均储蓄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对长三角16市经济增长及其差异形成没有显著的影响;长三角16市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而收敛的条件就是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这些因素也是较落后市缩小与发达市之间差异的条件。这些结果也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目前仍处于靠投资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而消费品市场状况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庆市人口老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

目前,重庆是我国"最老"的城市,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2.42%,高于全国其他省份,且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7.36%,老龄化的趋势明显。老年人口的增多给政府支出带来极大的负担,2011年,重庆养老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6.3%。为了研究重庆的老龄化状况及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本文使用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行预测并使用Stata 11对重庆老龄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到2030年,重庆市老年抚养比将接近30%,且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将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上升大约0.4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节能减排"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碳排放行业的环境公共支出力度。本文根据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政府支出和碳排放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既具有负向的直接作用,能够发挥减排效应,又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发挥间接作用,间接效应的强弱和方向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在均值收入水平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正向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效应为正,不具有减排效应。此外,我们计算得出CO2倒N型曲线的转折点为720元和271 445元,到2011年我国所有省份都处于CO2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收入提高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并且离跨越转折高点还有较远距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均物质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都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会加剧地区的碳排放污染;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下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减缓碳排放进程。因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亟待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上海市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趋势的动态分析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居民食物碳消费研究是促进可持续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了1980-2007年上海市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以粮食、畜禽肉、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但碳消费结构仍欠合理;②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呈下降趋势,但受城市人口逐年增加的影响,食物碳消费总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③使用person乘积相关分析法得出食物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食物消费的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及边际消费倾向研究

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了解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采用2000-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38项消费支出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基本需求、边际消费倾向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重;食品和衣着是其基本需求消费的主要方面;并且在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居住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主要集中于享受型消费;在交通、在外用餐、文化娱乐、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最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本文提出了刺激消费的差别化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并按三区域进行结构分解;然后结合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层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地区差异明显但短期变化趋势并不稳定,呈现反复波动态势;长期来看,老龄化地区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2004年以后,中、西部省际间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东部呈收敛趋势,东部省际间差异对老龄化总体差异影响最大;总体上看,区域内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呈收敛趋势,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这说明老龄化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人均GDP、出生率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两大因素;死亡率对全国层面老龄化反向影响效果显著,城市化率对中、西部层面老龄化正向影响较大,而文盲率对各层面老龄化未见反向影响效果。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缓解西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新途径——提高农村机械化,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

根据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对我国西北和中部地区虚拟水含量进行研究.首先计算2000年江西省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得出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为284.81×108 m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量为768.27 m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为670.17 m3.然后在前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将江西省与陕西省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虚拟水含量都低于农村居民,陕西省居民人均消费虚拟水含量中粮食虚拟水含量比重大于江西省居民.通过进一步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出调整区域生产与消费结构,增加虚拟水贸易,是缓解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新途径的结论,并指出调整农村消费结构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年来,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中国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伴随着环境治理话题的升温,政府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效率值得关注。本文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着重考察了"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因素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且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西部省份的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较为接近,但都显著高于中部省份;政治晋升竞争和财政分权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影响差异折射出"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央-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缺陷,根本在于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水平都能显著促进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改善,工业化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显著负向作用,这主要归因于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环保资金紧缺的条件下,越高的工业程度自然会降低资金效率;人口密度和受教育程度对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不同影响反应出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形成倒逼作用的是受教育人口占比而非人口密度。因此,鉴于地方政府的行动惯性和路径依赖,应通过顶层设计来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和改良,以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所需的制度供给;可通过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来改善污染排放和设定更为细致严格的环保标准并严格监督、执法来缓解工业化程度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重以此倒逼地方政府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进而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对比分析

可持续消费研究是产业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本研究首先采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Hybrid LCA)核算 1997、2002和2007三年的居民消费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发现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18.01亿吨.城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达到总量的76.44%.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五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排放强度因子是"减缓"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力量,而人均消费水平因子是推动碳排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同时,发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对碳排量的增加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未来应该通过持续降低能耗强度和加快研发低碳能源技术,来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另外,要充分挖掘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减排潜力,引导消费结构,提倡适度消费,促进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方向转变.     

中国各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工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工业用水的直接因素,剖析其影响因素并找出空间分布规律是提高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关键。通过选取Super-SBM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来测算中国31省2007～2016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并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动态演变状况,以求研究结果为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集约型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结果发现:(1)我国多数省份的工业用水处于无效率状态,同时高效率中心由东向西转移;(2)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关系不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RD投入占比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影响,工业用水效率会降低;而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正向影响,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3)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城镇化率、RD投入占比和人均教育支出对工业用水效率带来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影响高值区主要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和地区常住人口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演变的状态,随时间发展影响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发生了中心转移。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居民可持续消费、寻找新的节能减排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量化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连续变化的基础上,探究了这段时期生活能耗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总能耗和碳排总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耗与碳排,但二者的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对于人均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二者总量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也是最主要的碳排来源;对于人均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虽然居民生活消费开支逐年递增,但由于各类消费项的单位产值能源强度在逐年下降,因此总的间接能耗与碳排并没呈现出一定的递增或递减趋势,而是出现波动性变化.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3项是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居民生活碳排变化的主要影晌因子.研究结论为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管理启示与科学依据.     

自然灾害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分析

根据我国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我国最近30年来由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无疑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自然灾害损失是由自然变异因素和社会经济的易损性共同决定的,同样的灾害事件在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条件下发生,其后果与影响显然不会相同。为此,本文对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时间序列建模与分析,探究了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的演变与经济增长、人口、教育以及医疗等因素的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经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的变化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由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的。具体来说,经济总量与规模的扩大、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对灾害投入的增加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是与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的减少相对应的,而人口增长则应是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不利因素。     

山东提出农村小康水平的度量标准

根据国内外相应的量化标准,结合农村实际,专家认为山东广大农村到本世纪末,几项主要人均经济社会指标如能达到如下水平,即认为是实现了小康水平。——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1200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00～1000元。——农村人均固定资产由目前的大约430元增加到800元左右,其中集体固定资产比重由目前的50％左右达到60％以上,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