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

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部分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了上述进程。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可能对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直接产生正负两种作用,还可能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民的退地意愿。为了考察当前我国农民的农村土地退出意愿以及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九县(市、区)62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且对不同的退出方式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利用上述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村承包地退出划分为"换工资收入"、"直接出售"和"被政府征用"三种具体方式,通过构建mv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使用比例的提高会强化农民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而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提升,则会抑制其直接出售承包地或用之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整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弃地进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非农就业是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中介变量,但它对退地意愿的作用不显著。成员非农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家庭,更愿意以一次性卖断(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承包地。为了避免陷入"日韩陷阱",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市民化,需要实施农民的承包地退出制度,尽快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进城农户彻底放弃农村土地提供制度出口。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二县市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区位条件、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关系，找出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愿意将自家宅基地进行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略高于50%。按作用程度排序，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距县城距离、对政策了解程度、户主年龄、户主学龄；其中，距县城距离和户主年龄的影响方向为负，其它因素的作用方向为正。从区域角度来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非农收入已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的流动性较强，愿意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高于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比例；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现行的户籍制度黏附着城乡差别化的入学、住房、养老保障等权利配置功能,严重制约着农村宅基地的社保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并运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分析法,以重庆(实验地区)和武汉(控制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哑变量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即户籍制度改革效应)通过了1%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实验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比例增加了37%;而且在户籍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大。另外,"人均住房面积、小康村、城镇郊区村"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程序和补偿标准,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复垦整理、收回储备、市场供应与使用监管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退出后的宅基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未来预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抉择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考察农户未来预期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积极的预期使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对农户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分化在"未来预期—宅基地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影响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对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将积极的预期转化为退出行为的概率越大.故此,可从稳定农户预期和创造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能力及条件人手,稳定农户预期,关注农户就业,鼓励和引导有积极预期、有条件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

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农村宅基地作为资源和资产属性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两个角度,重新梳理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在南京市栖霞区农村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归纳主要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农户年总收入、家庭居住人口数和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推动因素;而非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城镇住所、是否有宅基地产权证书以及宅基地抵押权认知情况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拉力因素。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基于选择实验法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偏好

基于农户偏好设计合理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是促进农户参与合作的关键,也是农村生活垃圾末端分类治理的重要保障。运用选择实验法设计了由参与合作户数、退出合作灵活性、距离、技术支持及政府补贴5个属性构成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实验情境,结合陕西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RPL模型估计了反映农户偏好的合作模式。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提升阳光堆肥房的农户合作意愿。(2)农户偏好于参与合作户数较多、合作灵活性较高、距离村子较近以及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3)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具有村干部或党员身份、环境关心水平高、社会网络广、社会信任以及社会规范程度高的农户参与阳光堆肥房的合作意愿更强。据此建议: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适当的政府补贴调动农户参与环保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充分考虑农户诉求及偏好,设计合理的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农户合作模式。积极鼓励村干部、党员以及文化程度高的年轻骨干带头示范,发挥他们的榜样先锋作用及层级带动效应。依托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墙体板报等宣传手段提高农户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提升农户环保事业的合作意愿。借助农村信息交流渠道增强农户交往频率,利用基层组织强化村庄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提升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然而,当前农民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有其各自的阶层属性与认知,这对农地流转意愿必然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在反映农民分化程度的两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21.7%和36.4%。此外,反映其它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机制探究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是中国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机制是推进这一改革的主要难题。本文按照产权结构变化与使用权退出用途不同两个标准,将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划分为部分-公益、部分-经营、完全-公益、完全-经营四种理想类型,分析了不同退出类型的现行价格形成机制及其缺陷。初步研究发现:以耕地产值为标准的政府征地指导价是目前农户退出宅基地使用权的主要价格标准,它以低于耕地的价格标准征收农户宅基地,未能体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稀缺性;集体议价在经营性征地中剥夺了少数人的自由交易权;市场议价的合法空间狭窄。基于这些问题,文章按照国有土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重新设计了一个以基准地价为标准的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模型。模型应用与案例比较发现,与耕地产值标准相比较,基准地价标准显示出良好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它同时考虑了供需关系、产权结构和政策干预等因素,在农户宅基地使用权不同退出情形中,均显著提升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体现了宅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产权转让的公平性,显示了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的差异,兼顾了政府、集体与个人收益。本文建议,在立法方面,修正《土地管理法》中以耕地产值标准作为征用农村建设用地参照标准的做法,改用基准地价标准;在模型运用方面,以地方政府公布基准地价的40%作为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估值标准的底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土地开发状况较好、土地市场活跃的地方,可以适度提高这一比例。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研究

测算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民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对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福利补偿的差别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已完成宅基地退出的扬州市公道镇获取的24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总模糊指数为0.584,福利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养老保障及房屋质量是现阶段农户关注的焦点。(2)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职业分化特征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福利状况越好;经济分化特征下,农户福利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3)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各功能性活动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农户职业分化及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职业分化Ⅰ类及经济分化低收入农户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受偿需求;集中居住对于各类型农户社会机会、居住条件及景观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受偿需求,尽快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弹性福利补偿体系,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且从构成农户福利的各功能性活动方面对各类型农民群体进行细致化补偿,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城镇化核心需求。     

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国9省551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接受意愿取决于农民依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某种治理方式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状况的预期。农民接受有偿收回和流转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于其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零散居民点方式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年老的农民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接受无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较高;农民拥有宅基地处数越多,接受撤并零散居民点和有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越高;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和了解"一户一宅及面积控制"政策的农民更倾向于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方式;东部地区农民较之西部地区农民更愿意接受流转方式,中部地区农民则更愿意接受撤并和有偿收回方式;郊区农村的农民接受流转和撤并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今后要根据农民经济、教育、就业状况和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政策。     

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