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共治模式下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规范建构

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受消费欲望驱使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强调在资源投入、生产制造、产品选择及回收利用过程中贯彻绿色消费理念并构建绿色消费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无疑是改变非理性消费行为并进而摆脱环境问题困扰的必然选择。但消费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建构绝不可脱离环境治理模式而孤立存在。作为现代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共治在依靠行政主导型或市场自决型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强调和谐善治、统一法治及多元共治等价值理念,并涵盖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方式协作性、治理规则开放性、治理成果共享性等内涵特征,为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提供了理论机制。当前绿色消费法律制度运行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法律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足、法律规范的协同性不高、政策与法律的融洽性不强、法律治理结构的均衡性不够等,不仅整体影响了规范绿色消费的效果,也削弱了法律制度的支撑功能。为破解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困境,应遵循环境共治模式,明确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的规范取向,即以系统化法律安排为主线,逐步实现法律价值标准的协调一致、法律规范的协同发展、政策与法律的和...     

困境与期待：基于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转型研究述评与思考

党和政府在“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深刻影响并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使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远战略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隔阂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重生产，重技术，轻消费”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转变消费模式上尽快取得突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破解的难题。本文在系统回顾、评述国内外十五年来对可持续消费概念的争论、可持续消费驱动因素以及可持续消费战略推进面临的困境与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对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亟待突破的五个研究方向。     

第三次文明

人类社会已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次文明形态.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文明".古代中国成功地抓住了"第一次文明"的机遇,从而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数千年.近代中国由于错失了工业文明转折期的机遇,从而被排除于世界强国之林.当代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生产大国,面临着资源严重短缺的压力,作为消费大国和污染大国,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挑战.从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和技术革新三个层面开启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折,为中国摆脱资源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重大的历史机遇.     

从“保护”到“回馈”——论环境法义务观的逻辑嬗变

传统环境法义务观存在三方面不足:义务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宣示性;强调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模式,缺乏事中控制:义务的架构缺失一种对自然的回馈机制.环境回馈义务是指人类对环境负有的回报和补偿责任,具体表现为涵养水源、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积极地对环境进行投入的行为.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它要求必须对环境为一种积极的投入.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生态法域的义务,它旨在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善,丰富和发展了环境保护义务的内容,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环境回馈义务的有效履行有利于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对自然回馈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要求.实现人类对自然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是符合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尊重和回馈.环境回馈义务也是生态正义的要求.     

中国的低碳转型与生态现代化

生态现代化理论探讨了国家在社会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为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团体和个人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应该如何做出调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本文综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基本要素,并探讨了该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争论。考虑目前国内经济的发展动态和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需求,这一理论对推动我国经济的低碳转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该理论发展过程中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讨论,更为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定位等问题提供了参考。结合生态现代化观点和争论,本文提出我国经济的低碳转型,需要从尤其强调生产端导向的碳减排向同时兼顾上下游并重视消费者作用的战略思路转变;经济变革同时强调制度变革,转变行政命令控制为主的规制格局,促进多角色的参与;作为生产的微观主体,企业需强调以保护生态为己任的机构和管理改革,长远的发展更需要构建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效衔接的消费导向战略。这些转变都将有利地推动中国经济的低碳现代化。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生态文明与中国环境立法

当今社会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而克服人类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是建立生态文明的主攻方向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修改完善我们的环境立法，从而规范预防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法理论变革的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环境法理论也随之发生着变革。近年来。众多学者对环境法理论的变革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生态文明的法律观。承认自然界及其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学理论支持。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可持续发展理论三项进展

过去10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都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些进展当中,本文辨识出3个核心的概念: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低碳经济概念,对这3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分析了其中十分密切的理论联系。地球系统观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所处地球环境的认识,被称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从而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颠覆了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低碳经济概念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理念,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实践的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3个概念都突出了地球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同时也都强调了对地球表层这个自然与社会剧烈交互作用的生态圈和人类圈的理解必须运用全新的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理解这3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论10年进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