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指标优化和权重计量的实证研究——基于PSIR与SEM相结合方法

研究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对客观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为解决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研究的不足，创建了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及31省域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来优化筛选生态文明指标和计量其权重，并将PSIR SEM、熵权法、AHP法算得的指标权重进行比较以揭示PSIR SEM方法在指标选取和权重计量的特性。研究表明：（1）生态文明指标包括社会产业经济(8指标)、资源环境(9指标)、生态效益(7指标)、生态文明响应(10指标)4方面且相互发生关系，并强化了生态、注重生态文明响应，弱化了产业经济，较已有未考虑生态文明响应、注重经济而非生态等更合理；（2）生态文明指标权重为生态文明响应（0.292 9）、生态效益（0.250 3）、社会产业经济（0.239 3）、资源环境（0.225 3），生态指标与产业经济指标权重差距不大，更能全面反映生态文明产业与生态共生的本质属性；（3）31省域中，处于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4省域，占比45.16%）要少于处于非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7省域，占比54.84%），较已有“无论区域是否处于生态文明阶段，均采取‘一刀切’地对其生态文明评价”等更合理     

燃起生态文明的火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历史已经走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人类所企盼的生态文明正向我们走来。文明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整体体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生态文明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如能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将会大大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意义深远。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研究

云南要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必须探寻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本文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四个子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模型,并对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检验。根据云南实际,选择8个能够全面并重点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8个显示生态文明建设效果的变量,设计维持现状发展路径、社会发展优先路径、经济发展优先路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优先路径、协调发展路径等生态文明建设的5条路径,通过模拟仿真,得到2025年和2035年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并从生产总值、总人口、就业人数、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等五方面进一步分析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有效性,得到:(1)经济发展优先路径和维持现状发展路径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2)社会发展优先路径促进了云南就业人数增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优先路径提升了资源效率,但都不能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3)协调发展路径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子系统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是优先选择发展路径。针对选择路径提出三方面建议:(1)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2)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3)充分发挥公众的环境监督作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及优化

摘 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更为艰巨。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构建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节14个控制变量设计5条路径，模拟2018~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协调发展路径更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但该路径模拟结果显示2020年后资源供需平衡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检验得出该路径2018~2030年间人类与自然系统未达到真正协调，需进一步优化路径；（2）根据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供需间的矛盾，设计了以加快资源开发为主的优化路径Ⅰ和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的优化路径Ⅱ，其中优化路径Ⅱ耦合度较高，能够更好地帮助该地区摆脱经济发展与内外部资源支撑不足的困境，故将其确定为有效路径。研究发现，该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在完成脱贫任务的同时，需要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保证与其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发展多元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特色与融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是保证宪法生态文明条款实施的重要途径。地方享有立法权的主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时，应当遵循宪法上的哪些规范依据，又如何对宪法生态文明条款予以落实，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体系构建的应有之意。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的法学方法，明晰宪法中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职责条款的规范内涵，包括确立政府生态文明职责目标、明晰政府具体生态文明建设与监督职责、完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组织程序保障、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保障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合宪性逻辑，包括明确规范依据是合宪性首要前提，遵循宪法规范为合宪性重要内容，界定特色边界需合宪性规范授权。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是对上位法的具体化。因此，立法中如何平衡中央法制统一与地方治理灵活性之间的张力，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依宪、依法构建的关键。对于地方立法自主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保持特色；对于地方立法从属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保持融贯。在特色空间方面，应当从规范创制性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先行先试功能和增强实施性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因地制宜实效两个方面来凸显地方立法特色。在融贯要求方面，应当从立法依据的程序...     

高原湖滨人居环境特点及生态文明建设策略研究

文章以高原湖滨人居环境及其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出发点,分别指出高原湖泊的生态脆弱性以及高原湖滨人居环境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总结出高原湖泊与高原湖滨人居环境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人居环境开发强度过大以及生态缓冲区域小等。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策略,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科学划分高原湖滨人居环境建设区划,合理制定土地开发利用强度,采用"串珠式"来引导城镇空间形态发展以及利用GIS等科学技术手段等,为高原湖滨人居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镇江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简要分析镇江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便为今后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镇江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主要有:具有良好的自然禀赋;成为苏南生态文明实验区;实施全省唯一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入选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低碳城市建设全国领先;创建其它各种城市名誉;确立和实施生态立市和生态领先战略;全国第一朵生态云建设全面铺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生态环境面临多重挑战;可持续发展存在多重瓶颈;生态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缺乏公众参与氛围和机制;全社会整体生态文明意识比较薄弱;多部门存在职能交叉现象;环境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生态文明建设监督机制不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繁多且不统一;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力度尚待加大。     

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释义与路径探索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抉择，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简而言之就是要形成生态文明新格局。该研究阐释了生态文明新格局的科学内涵，分析了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面临的形势，继而探讨了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的关键路径。分析发现：(1)生态文明新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中国式现代化特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使生态文明建设支撑和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2)生态文明新格局与原有生态文明格局的主要差异表现在目标定位、构建思路和主导战略三个方面，即生态文明新格局在目标上更加注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构建思路上更加注重源头治理与末端治理协同、提升生态环境要素配置效率和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促进作用，在主导战略上则以降碳为主、协同推进减污扩绿增长。(3)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已经具备了思想、制度、物质基础、国际影响力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但也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挑战：即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影响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存，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尚不完善。(4)根据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识别

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创民族伟业、中国圆梦的时代重任,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需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识别。本文从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行为三个方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2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法降低DEMATEL模型中专家打分建立关联矩阵的主观性,结合摆幅置权法(SW)得出综合重要度,遴选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因素。其中,年份最近的2014年计算得出的关键因素按照重要度排序依次为:本级环保能力建设资金使用总额、排污费解缴入库户金额、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颗粒物、网站主动公开各类政府环境信息条数和环保系统人员总数。将这些因素按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划分为三大类,得到3点结论:生态意识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能强化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理念,生态文明意识所占的比例先降后升,不断提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丰富,逐渐感受到成熟的制度设计、明确的制度规范才是根本,生态文明制度类别在关键因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生态文明行为作为表现形式,随着其他两方面的变化,生态文明行为不断改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中所占比例下降。本文在生态文明意识方面提出要针对性地帮助和鼓励各级环保部门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在生态文明制度方面提出强化环保能力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发挥排污费的真正作用,提升环保系统人员的能力素养,探索新工作思路等举措;在生态文明行为方面提出综合车、油、路等多方面措施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等建议。     

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发展阶段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环境道德关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作为环境意识的核心内容，决定着人们的环境行为取向。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发展正处于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阶段。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尚须由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阶段向生存系统协调论阶段迈进。     

循环经济学:学科特征与趋势展望

在比较分析有关循环经济学研究内容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从“自然-人类社会-空间”三维系统的角度，提出循环经济学的内涵．认为循环经济学是以缓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为目标，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物质流、能源流的运行机理、方式、技术、效率、机制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并且从人地关系系统分解角度．分别界定了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循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认为循环经济学是以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而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所涉及的只是人地关系中的子系统。据此，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发展趋势。研究视角主要包括技术流程分析、深层生态分析和模式分析；今后的研究趋势则主要在于寻求理论创新、加强对循环经济模式的经济学分析，加强对于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期分析、加强对于循环经济运行的多角度分析和加强循环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对比与借鉴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理论体系、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在内的循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仿真与优化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为核心的动态复合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进行仿真检验,证明模型结构、行为与实际状况是一致的。模拟维持现状、经济优先、资源环境优先和协调发展等4种方案条件下,2011~2030年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对系统仿真方案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协调发展模式下,其能源供需平衡指数为–0.113,环境污染程度为0.083,既使社会经济高效发展,又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友好,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较优方案。研究为江西省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

本文从整体论视角出发,从讨论文明的概念和表现入手,对"文明"和"社会"的定义进行了新界定。文明是指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以及居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对待,或者说是认识和行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文明演变的历程和今后的走向,剖析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在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的不同样式,提出了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阶段的论断。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演变和演替的规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人类所处时代的特点,特别是要对当今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Human–forest relationships: ancient values in modern perspect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forests has been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 is based on various productive, ec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forests. The cultural functions, including the spiritual and symbolic role of forests, are often not addressed with the same attention as the other function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ut a stronger emphasis on the fact that the acknowledgement of cultural bonds is needed in the discus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est should not only be considered as a technical mean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o achie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pendency of society on forest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se the role of forests in our consciousness of being human. Giving a historical overview about the cultural bonds between people and forest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puts focus on non-productive aspects in human–forest relationships. Through history, forest values have changed and new functions have emerged. Industrial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have contributed to an alienation from nature and weakened the connection of humans to forest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se cha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its environment are discuss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Finally, it is elaborated how the awareness of the cultural bonds can be strengthened in the population and especially in forest management; a management which should relate to cultural, emotional and aesthetical aspects,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and lead towards a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s and society.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层次及其政策设计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使企业成为积极的环境行为主体是环境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存在达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及污染完全控制三个目标层次的选择,企业在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上,其行为是有差异的.本文针对企业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提出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存在循环经济、利益调配、非此即彼三个行为层次的选择.每一个行为层次和相关的目标层次相对应.不同层次的环境行为,其行为动力和政策要求是有差别的.本文指出,从循环经济层次到利益调配层次、再到非此即彼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是逐步递减的,并针对这一特征分别设计了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以促进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