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足迹的江苏省生态安全动态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引入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占用指数和生态经济协调指数作为评价区域生态安全的指标，并构建了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对江苏省1999~2008年的生态安全进行动态的定量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1999~2008年的人均生态足迹由1526 hm2逐年增加到3.08 hm2，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则呈现波动式下降（从0.522 hm2降至0.477 hm2），万元GDP的生态足迹自1.43 hm2下降到0.78 hm2;生态赤字则由1999年的1.004 hm2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2.603 hm2；生态压力指数从1999年的2.922增至2008年的6.462，同期的生态占用指数亦从0.694增至1.399，生态经济协调指数则从1999年的0.237下降至2008年的0.217。数据表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整体上生态安全趋势不容乐观，生态压力加大。同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资源不断减少。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亦有所下降，且处于很差的状态。同时对未来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线性预测分析，并提出了适当的措施。
     

洞庭湖最小生态需水量研究

从湿地水文的角度对典型通江湖泊--洞庭湖3个时期的最小生态需水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1974和1988年的最小生态水位均为24 m，而1998年为246 m；（2）1974、1988和1998年的最小生态蓄水量分别为2106×108、1804×108和1880×108 m3；（3）1974～1987、1988～1997和1998～2007年的最小出湖生态需水量的平均值分别为3 396、3 379和4 717 m3/s，最小入湖生态需水量的平均值分别为2 657、2 704和3 745 m3/s。可见，随着洞庭湖的演变，1974年最小生态水位比1998年大幅减少，最小生态蓄水量明显增加，出、入湖最小生态需水量不均衡增加。最后，对洞庭湖最小生态需水量的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生态恢复对策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分形特征分析

为探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特征，利用分形模型，分别测算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体系的集聚维、网格维和关联维。研究表明：(1）南昌市和九江市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体系自组织演化过程中核心作用明显（集聚维数分别为1.042 5和1.151 6），前人认为该区域城市体系具有双核结构特征，集聚维数的测算从城市自组织演化角度印证了该论点；(2）研究区城市体系在空间上以线（如公路、铁路）为轴线展布（容量维（1.035 6）、信息维（107）、关联维D→1），区域内各主要城市之间通达性良好（牛鸦维数比Q=0.941 6）；(3）区域内城市体系系统演化动力比较单一（D1≈D0），自组织演化过程中明显受到鄱阳湖平原水陆生态系统的驱动     

引入森林资源中介变量的林业产业与生态作用机理研究

经文献梳理后发现,在国内外林业产业与森林生态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存在撇开两者所处的森林资源环境而孤立地就两者关系论两者关系的缺陷。为此,引入森林资源环境中介变量,运用结构化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和定量化的结构方程模型(SEM),确定了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指标及其作用路径系数,据此定量测度了其相互作用程度,并揭示了其相互作用机理。首先,基于三者理论关系分别提出了林业产业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森林生态作用的研究假设模型SM_P和森林生态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林业产业作用的研究假设模型SM_C,并构建PSIR系统结构以选取其初始指标。其次,搜集相关数据,运用SEM对初始指标筛选获得最终指标,同时分别建立林业产业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森林生态作用的实证模型SEM_P和森林生态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林业产业作用的实证模型SEM_C以验证SMP和SM_C。最后,得到三者相互作用系数,定量测度了其相互作用程度,还揭示了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两两相互影响,任何变量在另两个变量相互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强度大于间接效应强度。(2)林业产业对森林生态、森林资源环境具有主导作用。(3)中国林业产业与森林生态相互关系正由恶性循环向良性互动过渡转化。(4)就目前数据计量所言,中国要达到林业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状态,还任重道远,亟需引起高度重视。未来本成果可用于林业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评价等研究,有利于深入探讨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协调共生机制。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长江下游江段秋季浮游植物生态指标与理化指标评价

采用种类相似性指数、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学指标分析2009年秋季长江下游段的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并结合理化指标评价其水质营养状态。结果表明：2009年秋季，长江下游段共检出绿藻(Chlorophyta)、硅藻(Bacillariophyta)、蓝藻(Cyanophyta)、裸藻(Euglenophyta)、隐藻(Cryptophyta)5门27种，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变化在5.68×104～7.08×104 cells/L，平均为6.01×104 cells/L，浮游植物生物量变化在30.43～34.73 μg/L，平均为32.46 μg/L；各采样站位之间的浮游植物相似性指数变化在0.30～0.63，介于轻度相似至中度相似之间；多样性指数变化在2.38～2.73，多样性较好或丰富，显示出长江下游段的浮游植物群落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水质CODMn、TN、TP和TLI（∑）分别变化在2.71～3.23 mg/L、1.24～1.35 mg/L、0.058～0.072 mg/L和44.87～45.96；综合水质生物学和化学评价结果可知2009年秋季长江下游段的水质较好；但从水质评定级别来看，化学评价得出的水质等级与生物学评价得出的水质等级有所不同，显示出两种方法的差异性，因此，生物监测应与理化监测相结合，以提高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安徽省粮食生产的主成分分析及其趋势预测

采用安徽省1978～2010年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在对33 a来粮食动态变化的定量定性分析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探讨了区域粮食生产的影响因子。然后根据安徽33 a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数据,建立GM(1,1)预测模型,对安徽省未来20 a（2011～2030年）的粮食产量进行中长期的模拟预测,以期为相关部门粮食生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1978～2010年,安徽省粮食生产在波动中增长,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曲线的动态变化基本吻合。（2）影响粮食生产的3个主要成分分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成本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粮食生产在2011～2030年将保持平稳增长的良性发展态势,2030年粮食预测产量达到4 119万t,比2010年增长了1 039万t,年均增长15%。〖HJ1〗〖HJ〗     

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通过对一般生态足迹法的调整，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的时空特性和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2006年浙江省人均本地生态足迹 2.76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 0.437 9 hm2，人均本地生态赤字 2.325 9 hm2；(2)1991～2006年浙江省的本地生态足迹都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环境生态的不可持续性；(3)2005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本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4)浙江全省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从1991年的2078上升到2006年的5952，16年间生态强度指数增大了近3倍，单位可承载面积内的实际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有扩大之势.     

退耕还林(草)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研究——以西部黄土高原地区为例

生态补偿措施是退耕还林（草）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以退耕还林（草）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实施情况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退耕还林（草）工程的生态补偿机制：首先，建立退耕还林（草）的补偿组织体系；其次。以退耕还林（草）所造成的农民机会成本的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根据工程的进程和资金的投入情况．可将生态补偿划分为基本补偿、产业结构调整补偿和生态效益外溢补偿三个阶段；第三，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所需的时间来确定补偿年限；最后提出退耕还林（草）的补偿方式及可能的资金渠道来源。生态补偿计量方法的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以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工序中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和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为重点,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导向,基于钢铁全生产流程物质流分析,融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以新型节能清洁工艺技术、装备技术和仿真、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为切入点,融入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完善钢铁生态产业链,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生态技术创新。本文从市场引导、政策促进、环境监管、技术创新、过程控制、内部循环、外部联合、责任延伸、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10个层面,构建促进钢铁产业生态化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在规划、机制和技术层次上全面落实钢铁产业生态化政策,全面推动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

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测量水生态文明,指导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综述国内水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文献基础上,按水生态、水经济和水社会三大系统,从水生态、水工程、水经济、水管理和水文化等方面筛选了18项指标构建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平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沙、杭州、成都和贵阳的城市水生态文明综合得分靠前,上海、南京得分较低,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状况划分为5个等级,以体现不同城市水生态文明的差异性,并按空间格局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水生态文明程度。     

林业生态安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DEA-Tobit模型分析——基于生态与产业共生关系

林业生态安全的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利于实现林业生态安全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林业生态-产业系统的共生发展.运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05～2014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林业生态安全效率进行时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PSR模型构建了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体系并利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林业产业发展更依赖于规模的扩张而不是技术水平的提升,这不利于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动态波动较大且技术进步指数偏低,林业生态与林业产业的协调发展存在较大困难.在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影响因素体系中,城市化水平、森林消长比,生态林面积、单位面积森林蓄积,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财政支出等对林业生态安全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人均资源总量,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等对林业生态安全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产业规模集约高效发展、加强创新提升技术效率促进林业生态与产业一体化发展、实现林业资源总量提升和公众生态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等对策.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例,根据2009～2018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DEA、耦合模型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2009的0.692增长至2018年的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淮南市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

淮南市是一所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上的复杂系统。是城市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主要表现在：城市布局不合理。城市整体结构不完善；人类进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和景观产生了干扰和破坏。从而造成其生态结构、功能的破坏以及量观的破碎化。本研究从压力-状态-响应三方面构建了淮南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系统层、要素层和指标层。并给出了计算各评价指标值之闻均衡度的模型。量后结合RS、GIS技术实施该评价模型。对淮南市为实例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辨析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自然生态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两种关系并存于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中,成为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利益关系的冲突,正在使生态旅游经济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突破利益关系制约的瓶颈,重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正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因此,本文对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进行深入辨析,指出无论是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还是生态旅游经济过程,都具有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相统一的二重性,这些都决定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协调统一.针对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在实践发展中的扭曲变形,只有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平台,对失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进行修正,还原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本来面貌,即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的理想状态,才能实现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生态化人格及推进人格生态化的意义

人格与生态的内在关联,包括康德在内的法权论者认为作为法权主体的人格同外部自然物(包括生态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黑格尔明确地把外部自然界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尽管有了对于自然界的所有权,却也并不就是真正自由的独立的人格,近代的生态危机,归根到底同这种反生态人格密切相关。生态化人格是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合的作为生态文明主体的"生态人"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是一种权利和义务(责任)相统一的新型人格,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新型人格,是对其他人格富有同情和尊重的智慧型人格,还是一种具有审美视野的美的人格。它的真正确立,包含着实践的环节。生态化人格的塑造与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必需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不断推进铸就的。推进人格生态化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目的和要求。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天保、退耕工程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革新,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在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达到人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探讨了两大工程顺利推进并充分发挥生态效益的因素：（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原则;（3）加强恢复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制定科学的工程评估和监测标准;（4）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5）完善工程机构建设;（6）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