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生态安全的共生耦合测度模型与判据

基于生态与产业共生理论,推导和改进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的模型、算法和判据,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实用技术。为了既能保留林业生态安全特征指数的生态经济意义,又能通过其指标体系追溯生态安全问题的原因,构建了森林生态—林业产业复合系统的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林业L-V共生模型),以实现指标体系与特征指数的耦合。为此,首先采用包含林业生态安全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结构模型(FES-PSIR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构化和定量化方法,建立林业生态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同时,根据上述SEM方法,可以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从而克服传统权重确定方法的主观性。然后,根据权重系数和林业L-V共生模型,将指标体系进行逐层耦合,构造出综合特征指数:森林生态与林业产业的共生度指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林业生态安全在共生空间的动态演化规律,构建包含共生度和生态受力系数两个维度的林业生态安全级别动态判断矩阵。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林业生态安全测度方法能够显著提高林业生态安全测控技术的效能。第一,由于共生度指数是林业生态安全的前因,因此该测度方法能够实现林业生态安全的"前因性预警",克服了"就生态论生态"的传统方法的滞后性。第二,通过动态判断矩阵又可以预测林业生态安全的未来走势,因此该测度方法在"前因性预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现了"后果性预测"。第三,对上述林业生态安全的共生耦合测度过程进行回溯解耦,可以逐层分析出导致林业生态安全问题的各种具体原因,从而为相关部门制定林业生态安全的有效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影响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规模巨大的循环经济体。是可再生、可降解的绿色能源，是生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重要阵地，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本文回顾了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①建立完备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②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③繁荣具有创意的森林文化体系；④完善先进实用的林业科技支撑体系；⑤建立科学的林业法规、政策制定与评估体系；⑥强化林业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与参与体系。     

引入森林资源中介变量的林业产业与生态作用机理研究

经文献梳理后发现,在国内外林业产业与森林生态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存在撇开两者所处的森林资源环境而孤立地就两者关系论两者关系的缺陷。为此,引入森林资源环境中介变量,运用结构化的压力-状态-影响-响应(PSIR)和定量化的结构方程模型(SEM),确定了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指标及其作用路径系数,据此定量测度了其相互作用程度,并揭示了其相互作用机理。首先,基于三者理论关系分别提出了林业产业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森林生态作用的研究假设模型SM_P和森林生态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林业产业作用的研究假设模型SM_C,并构建PSIR系统结构以选取其初始指标。其次,搜集相关数据,运用SEM对初始指标筛选获得最终指标,同时分别建立林业产业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森林生态作用的实证模型SEM_P和森林生态通过森林资源环境对林业产业作用的实证模型SEM_C以验证SMP和SM_C。最后,得到三者相互作用系数,定量测度了其相互作用程度,还揭示了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两两相互影响,任何变量在另两个变量相互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强度大于间接效应强度。(2)林业产业对森林生态、森林资源环境具有主导作用。(3)中国林业产业与森林生态相互关系正由恶性循环向良性互动过渡转化。(4)就目前数据计量所言,中国要达到林业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状态,还任重道远,亟需引起高度重视。未来本成果可用于林业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评价等研究,有利于深入探讨林业产业、森林资源环境与森林生态协调共生机制。     

碳排放约束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因素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是当前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对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排放总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别运用传统DEA模型和非径向SBM模型分析碳排放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探究碳排放约束下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长江经济带整体旅游碳排放总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上海市始终保持最大,其次是四川省,而安徽省是唯一一个碳排放总量下降的省份;(2)碳排放对旅游产业效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时序上看,长江经济带环境约束下旅游产业综合效率较低,贵州省始终处于高效状态,上海市降幅较大.从空间格局上看,上下游地区空间差异较大,中游地区逐渐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分解指标的不协调发展,特别是规模效率.(3)从影响因素上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专门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耗水平对碳排放约束下的旅游产业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旅游产业专门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影响程度较大.而产业资本和交通发展水平不利于碳排放约束下旅游产业效率的提升.     

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及其重心迁移研究

以安徽省72个区县为研究样本,基于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运用熵权法与专家法确定综合权重,根据综合指数法计算森林生态承载力指数,并对2001～2016年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进行时空分析,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对安徽省县域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轨迹的演变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生态承载力状况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全省大部分区县处于可载等级;政府林业投资强度、天然林保护面积占比、退耕还林面积占比、林分结构等指标权重较大;省内森林生态承载力水平分布不均衡,超载地区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可载地区则大多分布在皖西南山区;森林生态承载力重心在2001～2006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2006～2009年从东南向东北方向迁移,2009～2016再次向东南方向迁移,且迁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绿色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衡量经济产出的本质尺度是向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的质量和价值,而不简单局限于生产出的物质数量。为此,把环境、资源因素纳入传统技术效率测算框架:通过引入生态足迹变量,来表征自然资源投入;借鉴绿色GDP核算的思想,利用绿化指数对传统产出进行调整,以表征绿色产出;结合资本存量及有效劳动力指标,基于SFA模型测算出我国2001-2010年省级单位的绿色技术效率,进而从技术、制度、产业层面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与传统技术效率比较,不仅数值更低,而且区域间差异程度更小;技术引进必须与消化、吸收和改造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提升区域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作用,否则会起到负面的影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得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出口虽然加大了生态输出,但能促进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的环境资源负荷与较高的生态资源占用有碍区域绿色技术效率的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生态承载力及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构建以价值量为单位的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框架，选取2000~2015年陕西省9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Moran’s I、LISA集聚图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力指数的分布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及三大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先快速升高后缓慢降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低值集聚现象明显，且向关中地区集中。（2）林地面积和当量因子价值是促进生态承载力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人均消费价值是抑制生态承载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3）影响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工程投入力度，减缓人均消费价值增长速度，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承载力政策，以达到改善生态承载力的目标。     

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测度及其时空演化分析

在政府强化环境绩效考核的当下,科学考察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时空演化规律,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和自治区数据,考虑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和工业烟(粉)尘等非期望产出,构建SBM-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对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时空演化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渐递减的地带性差异;(2)要素配置失衡导致资源投入效率存在"短板效应",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资源投入松弛量空间分布状态、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无法达到最优状态;(3)空间全局Moran's I指数证实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逐步由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向较弱集聚状态转变;(4)Getis-Ord Gi*指数结果表明,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呈现出与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较为一致的地带性分布;(5)重心移动轨迹曲折,东西往复摆动,表明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分布存在振荡演化趋势。这意味着:要重视省际间的经济联系,强化区域联动和产业分工,在结构转换的带动下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步引导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使研发投入与产品和市场紧密结合,高层次人力资源,培养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延长热点区域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溢出半径,缩小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冷热点区域之间的失衡;政府要建立规范化的治污投资效益评价体系加强治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注重依靠市场化的手段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推动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     

环境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管理的影响

产业生态管理呼唤致力于改进资源效率和提高生态效用的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在产业生态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关注,但这种作用到底有多大尚缺乏定量研究.本文构建了由产业生态管理的产出和投入构成的计量经济模型,将产业生态效率作为产出变量,将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政策、环保投资和环保人员作为投入变量,考察了环境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管理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主要省份的环境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管理的作用不明显,中西部地区的情况更为明显,而如果将工业创新力全部用于产业生态管理,则可大大削减环保投资、环境政策和环保人员的投入.由此得到结论:如何充分发挥环境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当前我国生态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煤炭产业效率及其规制效应分析

由于煤炭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和能源安全保障需求,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规制以提升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应该成为煤炭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政府试图对煤炭产业实施再规制的当下,科学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评价现有主要政策对煤炭产业效率的规制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中国煤炭企业100强2007-2012年的数据,构建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并基于SFA方法检验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煤炭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但技术效率却出现了恶化趋势;2规模较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都高于规模较小企业,而特大型企业的规模效率却不一定高;3技术水平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正向效应明显,而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的负向效应明显。这意味着,要想规制不伤害煤炭产业效率,就要短期内鼓励煤炭企业加大RD投入以提升效率水平,而中长期要引导煤炭企业循序渐进加大安全投入以避免"暴饮暴食"和"消化不良",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支持煤炭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和努力构建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同时,应在目前资源整合政策效应已显现的基础上,继续"抓大放小",扶持适度规模的中大型煤炭企业和关停并转小煤矿,以促进整个煤炭产业效率水平提升。     

生态敏感区村域尺度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评估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有助于揭示区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以三峡库区生态敏感区江津区为例,在剖析土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土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土地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研究村域尺度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1)江津区土地生态系统发展逐渐变坏,总体表现出低等级村域空间挤压高等级村域空间的趋势,且土地生态系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2)江津区土地经济系统发展呈现向好趋势,但土地经济系统发展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并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分界;(3)江津区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朝着子系统相互促进的方向演进,但全区整体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还有待提升;(4)江津区村域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高耦合协调的村域零星分布,中、低耦合协调的村域广泛分布,失调村域主要分布在城区范围之外.     

基于DEA模型的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绩效评价——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

选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绿当量、人均生态足迹赤字和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作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借助DEA模型对区域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劳动力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和资源投入的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苏州市10年来生态环境建设总体而言绩效良好,DEA有效年份占30%,弱有效年份占20%,无效年份占50%,并且无效年份的效率指数都在0.97以上;(2)导致苏州市最近5年生态环境建设DEA无效的原因主要是乔资源投入不足,生态用地成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刚性约束;(3)通过调整生态环境建设要素投入比例,各种生态环境指标值都将有所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也将显著改善;(4)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绩效下降还受地区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态占用增长、生态环境累积效应影响.最后从促进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应用

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断完善,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形成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正在形成,有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文章基于生态产品分类和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体系,从产业规模、产业变化、产业结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产业关联等5个维度构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多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分析了中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形势。结果表明:(1)在产业规模上,2019年中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总产值92万亿元,五年平均增速为6.9%,与同期GDP增速基本一致。(2)在产业结构上,2019年中国生态产品供给服务(EPV)、调节服务(ERV)和文化服务(ECV)结构比值为18:65:17。与2015年相比,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作为初级生态产品的占比增加了5个百分点,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有所增加。从生态系统角度看,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是生态产品的最大供给者,分别贡献了总产值的55%和11%。(3)在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上,绿金指数为0.96,生态产品初级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4)在产业关联上,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地理空间集聚程度呈增加趋势,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人均GEP西部地区相对较高,而单位面积GEP东部地区相对较高的空间特征。由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正在形成初期,理论及实践仍待深化,建议进一步厘清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边界、规范产业分类体系、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接轨经济核算体系,从而完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调查制度,评价区域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绩效,科学规范收集产业数据,促进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健康发展,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构建。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林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吗?--基于林地流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厘清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可为盘活集体林区林地资源、促进家庭林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考察林业生产性服务对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首先构建了考虑林业生产性服务及林地规模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设:林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将促进农户增加林地要素投入,即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福建500份经营商品林农户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及工具变量处理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及联立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林业信贷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分别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19.6%、15.9%,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分别扩大66.8%、38.5%。林业物资与技术服务仅在是否流入林地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8.9%。林业劳动力服务仅在林地流入规模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得农户林地流入规模扩大66.9%。林业销售服务由于买方垄断特征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负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降低12.3%,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缩减73.2%。因而,政府应有针对地激励和规范各类林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集体林区家庭林业发展。     

江苏省生态足迹动态分解及区域差异

测算了江苏省2005~2015年间的生态足迹,构建LMDI生态足迹分解模型分析了土地结构、技术、经济和人口因素对生态足迹变动的影响,并利用基尼系数、对数离差均值和泰尔指数分别测算江苏省生态足迹主要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江苏省人均生态足迹从2005年的2.82 hm2/人增长到2015年的3.88 hm2/人,年增长率为3.24%。土地结构变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递增对生态足迹的增长起推动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抑制资源消耗。技术和经济水平是影响江苏省生态足迹变动的主要因素,总体差异在逐年递减,苏南、苏中、苏北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江苏省应加强区际协调发展,促进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技术学习、经济互补。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仿真与优化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为核心的动态复合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进行仿真检验,证明模型结构、行为与实际状况是一致的。模拟维持现状、经济优先、资源环境优先和协调发展等4种方案条件下,2011~2030年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对系统仿真方案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协调发展模式下,其能源供需平衡指数为–0.113,环境污染程度为0.083,既使社会经济高效发展,又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友好,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较优方案。研究为江西省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及优化

摘 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更为艰巨。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构建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节14个控制变量设计5条路径，模拟2018~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协调发展路径更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但该路径模拟结果显示2020年后资源供需平衡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检验得出该路径2018~2030年间人类与自然系统未达到真正协调，需进一步优化路径；（2）根据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供需间的矛盾，设计了以加快资源开发为主的优化路径Ⅰ和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的优化路径Ⅱ，其中优化路径Ⅱ耦合度较高，能够更好地帮助该地区摆脱经济发展与内外部资源支撑不足的困境，故将其确定为有效路径。研究发现，该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在完成脱贫任务的同时，需要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保证与其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发展多元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开发研究

依据可持续发展和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信息处理技术,采用景观生态格局分析与景观生态适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福建省峨嵋峰自然保护区景观生态开发的关键内容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该区域森林景观面积大,斑块数也多,是主导景观类型;但是,由于受到人类的干扰,森林景观出现一定程度的非连续性.居民点、农田景观破碎度较大,不利于自然保护区内物种的繁殖、扩散、迁移和保护.景观的类型面积多样性指数为0.817 25,类型斑块数多样性指数为0.922 34,类型周长多样性指数为0.962 58,该区域须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景观改造和利用,提高景观多样性.通过景观生态适宜性评价,确定该区域景观生态保护核心区的面积1771.3.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2.69%;景观生态保护缓冲区的面积2 874.06 hm2,占总面积的53.05%;景观生态开发区的面积772.77 hm2,占总面积的14.26%.最后提出了该区域景观生态化设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