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时空动态研究

研究湖北省内部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以2005年、2010年、201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法核算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在三个时间节点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对各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盈亏状况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动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的总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足迹呈迅速增长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05年生态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于以武汉为代表的中东部,2013年生态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于中西部,生态赤字空间分布的重心逐渐由东部向西部转移;6种生态生产性土地增长速度由快到慢依次是建筑用地、化石能源、草地、水域、林地和耕地,其中潜江、恩施、天门、仙桃、黄冈等地建筑用地生态足迹增速最快,十堰、鄂州、黄石、荆州、荆门等地则是水域生态足迹增速最快,草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和耕地的生态足迹增长共同决定各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     

江汉平原土地资源诅咒效应研究

将资源诅咒的研究领域由传统的矿产资源转向土地资源研究问题域,以近10a江汉平原18个县(市)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诅咒系数对其进行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发展滞后的荆州市所辖的监利县、江陵县以及其他7个县市的土地资源诅咒系数大于1,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且江陵县与监利县还属于严重诅咒区。通过对选取指标作进一步的计算分析,得出导致其产生资源诅咒的原因主要为: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农业没有得到高效发展,而受到发展观念与投入等束缚,其二、三产业发展同样滞后。根据影响资源诅咒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因素,有针对性地给出化解土地资源诅咒的对策建议,为今后资源诅咒地区打破诅咒束缚,持续快速发展指明方向。     

试论宜居性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

在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宜居性城市已逐渐成为新的城市发展观。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也由过去的点缀性工作上升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内容。但从城市的宜居性角度分析，我国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主要存在定位比较模糊，重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绿地、轻社区绿地，重绿地美化亮化效果、轻绿地生态效益，重整体性评价指标、轻宜居性指标等问题。立足于城市绿地规划的宜居性导向，提出了合理定位、绿地工程与主体工程“四同时”， 按自然规律进行城市绿地的建设与管理，突出社区性绿地，推行“绿径＋缀块”的绿地网络布局，强调绿地的“可达性＋开放性＋复合性”，以及适度兼顾绿地规模等宜居性城市绿地规划与建设的策略。     

江汉平原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鱼米之乡饮水难 江汉平原位于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是我国南方四大平原之一.江汉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城镇密布、经济比较发达,而且该平原江河交织、湖泊众多,长江和汉水流经该区域,形成500多个大小湖泊,其中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有洪湖、长湖、斧头湖和西凉湖.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与机理研究

文化整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城乡文化整合已经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关注焦点。围绕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遵循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城乡文化资源整合、城乡文化要素整合、城乡文化产业整合与城乡文化发展整合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进行测算，据之将其分为4个等级。阐述了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空间分异整体上呈以武汉市为圆心，随距离的递增向周边地区递减的网络化格局，其中沿“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县级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强于同等距离的其他区域。论证了城乡文化资源差异是城乡文化空间结构分异的根本，城乡文化系统改善是城乡文化整合度提升的关键，城乡文化产业协调是促进城乡文化整合的基础，城乡文化科学发展是城乡文化整合的最终目标     

武汉城市圈产业发展的空间优化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市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等周边8市共同组成的城市密集区。该区域具有悠久的产业发展传统,其历史轨迹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49）为产业发展起步时期,第二阶段（1949~1994）为产业结构强化时期,第三阶段（1994~）为产业体系调整时期;与此相适应,区域产业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均呈现典型的集中特征,以2003年区域制造业的增加值为指标,武汉市的空间集中度为50.5％,前10类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为60.6％。据此,目前的武汉城市圈是一个松散的“经济联邦”,但存在区域整合的产业、空间和创新基础。以2001~2004年武汉城市圈9城市的统计资料为基础,以制造业分行业的年均增加值和增长率为指标,计算和分析其区域产业发展潜力,结果表明：以钢铁、汽车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为依托,构建区域集群网络,能够充分发挥武汉市的产业组织和创新扩散功能。武汉城市圈应进一步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坚持创新驱动路径,通过完善集群网络规划、强化区域空间关联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等政策措施,有效推动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中国中部农区乡村重构特征及其地域模式——以江汉平原为例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以乡村地域系统内部要素变化解析乡村重构特征、外部环境变化解读乡村重构机理、外源驱动因素与内生响应要素耦合解译乡村重构模式。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乡村地域持续经历重构过程,表现为乡村重构综合指数不断增加,高值区主要沿域内交通干线分布、低值区主要分布长江沿线和平原腹地;（2）乡村重构机制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外源驱动因素与经济、社会、空间等内生要素的耦合作用,非农产业规模扩张引发乡村人口外迁和就业转移,进而推动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存量”要素重组;（3）经济—社会重构主导是江汉平原乡村重构的主流模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变化加剧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恶化,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水环境污染和水灾害侵袭的双重挑战。研究框架能够揭示江汉平原乡村地理剧变特征,中国中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重构具有与发达地区不尽相同的图景。研究结果意在为乡村地理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