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张掖市退耕还林(草)工程影响综合评价

利用抽样调查和收集资料得到的数据,对张掖市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影响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张掖市退耕还林（草）社会可持续性的评价结果为“较好”;2002—2004年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在三年内给农户带来了17229．62万元的纯收入;通过三年的退耕还林（草）,能增加植物碳量累积（NPP）170658．11t,NEP总量增加44544．94t。同时,还针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完善提出建议：希望继续增加退耕还林（草）面积,在今后的退耕还林（草）工程中安排合理的还草面积,增加退耕还林（草）工程的配套费用。政府有关部门应切实解决退耕农户关心的问题。     

从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工程的可持续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补偿问题。通过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构建退耕还林动态模型，从补偿的角度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工程可持续性建议，即：①对生态林和经济林实行差别补偿；②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补偿标准；③延长补偿期限，实行分年度对农户进行不同数量的补偿；④对工程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户技能培训。     

基于RUE的宝鸡地区生长季退耕还林（草）工程生态效果评价

综合评价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期间（2001~2008）、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2009~2013）及第二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2014~2017）宝鸡地区的生态修复效果，为后续国家生态修复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参考。研究基于植被降水利用效率（Rainfall Use Efficiency, RUE）模型，综合气候、土地利用/覆盖及光学遥感3个维度，采用经分离后的人为干预（增加/减少）因素探讨了自然和人为驱动因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2001年以来，宝鸡地区造林面积呈增加趋势的区域遍布全区（83%），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植被改善面积占比为83.32%，林地（介于0.64~0.67）植被改善最好；（2）夏季人为干预区域降水量最大，RUE值最小。春季RUE增加最显著，夏季RUE减少最显著；（3）累计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与RUE在2001~2008年、2009~2013年和2014~2017年，均呈较好的正相关性。∑EVI分别以0.148、0.029、0.143/a的速度逐年增长；（4）3个时间段上，林地的RUE值最高。其中2001~2008年、2009~2013年人为干预减少的年均RUE值（0.40、0.43）小于人为干预增加（0.48、0.46），2014~2017年人为干预减少的RUE值（0.54）大于增加的RUE值（0.51）。可见，时空尺度上人为干预在短期时间内能够促进植被恢复显著改善，但气候因素对宝鸡地区植被覆盖的影响是长期效应。     

天保、退耕工程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革新,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在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达到人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探讨了两大工程顺利推进并充分发挥生态效益的因素：（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原则;（3）加强恢复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制定科学的工程评估和监测标准;（4）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5）完善工程机构建设;（6）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办法。     

基于效益的鄱阳湖流域水生态保护补偿标准计算模型

补偿标准确定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关键，也是生态补偿的重点和难点。针对鄱阳湖流域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分配以流域水资源四级区为基础的实际情况，提出以流域水资源四级区为计算单元、以水资源四级区各行政区为计算单位、以下泄水资源是否达标作为被补偿与补偿的依据，按照利用某行政区水资源产生效益（或增加利用成本）大小来确定行政区间的补偿量，建立了流域内补偿的鄱阳湖流域水生态保护补偿标准计算模型。并以鄱阳湖流域水资源四级区袁河为例，计算了2008年袁河流域内及其下游各行政区受到（或付出）的水生态保护补偿量。补偿标准计算模型为建立鄱阳湖流域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供依据，对别的流域确定水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入世后三峡库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三峡库区的发展基础发生变化，库区的产业结构必然地要有所调整。百万移民促进新的城镇体系的建立。加入WTO对三峡库区的发展产生新的冲击，库区产业结构必须进一步调整。以大力发展林业为主，其次加强牧业的发展，再次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加强旅游业的发展，最后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同时要合理调整城镇体系。根据三峡工程和入世对库区的影响，提出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建议：（1）以市场为导向，立体开发，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商品率，确可经济的发展；（2）提高人才素质；（3）培养人们的生态价值观；（4）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管理、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     

补贴期后农户退耕还林的态度研究——以重庆万州为例

如何在项目结束停止补贴后长期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是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基于重庆万州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方法首次就补贴期后的农户退耕还林态度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户在补贴结束不会再继续为退耕还林做出努力，项目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对补贴期后农户退耕还林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男性、文化程度较高、非党员和非农就业的户主在补贴期后保持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较低；劳动力较多、年人均收入较低、退耕面积较大和还生态林的农户保持退耕还林的积极性较低。结论建议在现有的直接经济补偿结束后，尽快建立与生态服务提供紧密相连的生态补偿机制，并通过多种非货币性补偿方式保障退耕农户的利益。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相关措施     

攀西地区实施退耕和天保工程的问题及对策

攀西地处长江上游，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生态退化严重。论述了攀植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问题，如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及地方财政的弱势地位造成对森林依赖性砍伐，法律法规等各项具体配套措施不到位，利益分享补偿机制等制度建设落后于实践，群众的落后思维方式和发展观念难以摒除等都使工程实施初期的经济效益不明显，当地群众脱贫又返贫，社会矛盾激化等。对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即区分当前和长远两个层次，在当前主要依靠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吸引民间投资，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强化普法执法，加强现有技术措施的推广应用等；远期内，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水电，旅游等资源商品型替代产品，重视农村科教文卫普及，摒除陈规陋习，控制人口增长，树立“环境容量／土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意义.等     

基于排污权的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研究

为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科学合理的测算生态补偿额，从经济学角度构建基于排污权的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模型。以福建省境内的闽江流域为例，分别测算流域各城市2011～2015年理论排污权和排污权损失，核定生态补偿额。结果表明：各城市生态补偿总额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福州作为闽江流域的下游城市，其生态补偿总额根据上游城市南平、泉州、宁德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而定；南平、三明作为闽江流域中游城市，生态补偿总额根据上游城市以及自身的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而定；泉州、龙岩、宁德作为闽江流域上游城市，生态补偿总额主要根据自身排放的污染物情况而定。研究结果可为福建省乃至全国跨界流域补偿总量测算的研究实施提供参考借鉴。结合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测算结果，提出了明确生态补偿主客体、兼顾上下游利益、建立流域排污权制度等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甘南州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案的比较

在预算约束和无预算约束条件下，分别模拟了6种不同的生态补偿区域选择方案，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补偿资金效率、补偿对象特征、吸纳的贫困人口、补偿额的分配情况、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和项目成本等7个方面对6种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效益成本比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最高，在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方面占优势，但方案的参与率最低，补偿的乡镇数量和贫困人口最少，在项目成本方面占劣势；效益成本比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和参与率较高，补偿乡镇数量较多，贫困人口的参与率最高，在生态重要性和项目成本方面占优势，但在生态脆弱性方面占劣势；效益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较高，补偿的乡镇数量较多，参与率最高，补偿的贫困人口最多，在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方面占优势，但补偿面积最少，在项目成本方面占劣势；成本标准方案的补偿面积最大，补偿的乡镇数量最多，参与率较高，补偿的贫困人口也较多，在生态重要性和项目成本方面占优势，但补偿资金效率最低，在生态脆弱性方面占劣势；如果不存在预算约束，只考虑生态脆弱性，风险标准方案最合适，可避免处于退化风险的草地没有得到补偿；统一标准方案可补偿整个区域，亩均补偿额相同，补偿额在补偿区上分配公平，方案实施便利，简单易行，但需要庞大的资金预算，且实施困难较大,补偿资金效率很低     

基于碳平衡的区域生态补偿量化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

在区域碳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生态补偿中观尺度模型，对长株潭及其生态“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做生态补偿量化研究，并就生态补偿体制的建立和实现形式等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总体属于生态赤字区，其中长沙、株洲、湘潭3地均为生态赤字区，昭山示范区为生态盈余区；2008年长沙、株洲、湘潭3地应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4067、7934、7430万元，长株潭 “绿心区”昭山示范区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1229万元，结余1 8202万元生态补偿资金；建议由长株潭生态补偿管理部门统一支配，用于统筹长株潭及其“绿心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研究以长株潭绿心昭山示范区为例，以生态固碳与区域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生态补偿模型，力求为解决低碳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区域间矛盾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水库工程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通过调节人类生产生活行为来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在实践中常是产生争议的关键．本文以厦门市莲花水库工程生态补偿为饲．选择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计算方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厦门市莲花水库运行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12858．27万元，由此确定生态补偿费额度，并通过政府补贴和征收附加水费两种方式获得。     

基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影子价格法、防护费用法等评估方法，以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构建了5个生态补偿主体受益评估模型和8个生态补偿对象受损评估模型，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角对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皂市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为0676 0×108元/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水电开发业主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其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6805%和2658%；移民和河流生态系统本身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其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7574%和1695%     

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区为案例

长江中游地区湖泊湿地的退田工程是恢复长江生态功能系统工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而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又在于退田还湖农民在其中损失的利益能否得到补偿，及其为生态恢复所作的贡献能否得到承认，本文以鄱阳湖退田还湖的生态补偿为案例，对解决生态补偿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和怎样补偿作了初步研究。     

生态修复项目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为了讨论这些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及其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展评,研究环境修复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以及其他环保政策使项目区的绿色植被覆盖度迅速提高。但是与撂荒地的自然恢复过程相比,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降低了总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退化土地面积增加,加剧了当地的沙漠化;同时,由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部分可以通过在更适宜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环保政策的态度也在平稳进步。与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护项目所实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补偿措施,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植树种草应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当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结束后,许多已修复的植被面临被再一次开垦的危险。由此可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提供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在改善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困与环境恶化。同时,必须警惕不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环境类指标构建研究——以崇明岛为例

提出了将压力 状态 响应（PSR）模型与系统分析法理论集成起来构建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环境类指标的方法和步骤。指标构建过程分为4个步骤：（1）首先利用已有生态区域（岛）相关环境类指标确定备选指标集；（2）利用PSR模型对指标逻辑关系进行分析筛选；（3）以2010年为近期目标年，利用系统分析法确定指标核心要素，得到二次筛选指标；（4）以2030年为远期目标年，以综合性和动态性为依据确定最终指标。以上海市崇明岛为例，确定水、气、土为核心考核要素，构建了基于崇明生态岛建设过程的近期及远期目标的环境类考核指标体系。指标评价结果表明，崇明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环境类综合指数为72，其中环境压力指数、环境质量指数、环境保护指数分别为85、80和51，与崇明岛实际较为吻合。部分研究结果已在崇明岛生态建设过程中得到实际应用。     

基于WTA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湿地保护局面的形成，对鄱阳湖湿地周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基于禁渔期、保护候鸟和封洲禁牧等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1）鄱阳湖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湿地紧密相关，湖区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2）193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户均生态补偿意愿为3399元/(a·户)，由此估算出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额约为每年582亿元；（3）Tobit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生态效益的认知及生态保护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湖区农户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影响退耕还林农户返耕决策的因素识别与分析

可持续收入能力是西部贫困地区退耕还林农户返耕决策的关键。而可持续收入能力又可以表征为收入水平、途径和结构。以及决定其实现的各种条件。理论分析与调研结果发现．农户可持续收入能力受制于自身资本积累。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三方面。其中．人力和物资等资本存量不足限制了农户在可能的收入途径问的选择；自然条件影响农户依靠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缺乏等经济条件制约了退耕还林后短期内农户形成较稳定的收入途径和结构。本文提出政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消除这些限制因素的影响。为退耕还林农户可持续收入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以确保退耕还林的长期生态效果的巩固和实现。     

围填海工程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以江苏省两个典型工程为例

围填海工程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一直是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领域广泛关注的焦点。运用直接市场法和替代性市场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碳税法、替代成本法、成果参照法等，第Ⅰ类方法）、条件价值评估法（第Ⅱ类方法）两类方法，选取江苏省连云港市海滨新区和南通市通州区滨海新区两个典型的围填海工程为案例，从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角进行了围填海工程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结果表明：（1）两个典型案例第Ⅰ类方法的评估结果分别为0818 2×10⁸元/a和0696 2×10⁸元/a；（2）第Ⅱ类方法的评估结果分别为1273 9×10⁸元/a和1186 0×10⁸元/a；（3）用两类方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生态环境损失值区间，可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研究结果可为围填海工程生态补偿标准和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