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 4%和15. 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 0%和64. 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政策激励还是价值认同?

以湖北省1 086个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t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围绕政策激励、价值认同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受到政策宣传、政府补贴、法规约束、环境危机意识和生态环境改善等多个因素影响;(2)环境危机意识、生态环境改善和农耕文明传承在政策宣传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生态环境改善在法规约束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政府补贴增强了环境危机意识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此,创新发展以农业绿色生产为导向的绿色补贴,积极开展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教育,转变只注重技术如何使用的传统技术推广方式,以便调动农户有机肥施用积极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绿色食品生产补偿的理论机理与政策设计

制约我国绿色食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生态环境成本难以通过市场来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以生态补偿为突破口,首先从理论上明确绿色食品生产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对其生产企业或农户进行补偿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进一步探讨其制度构建与政策设计。（1）构建一个包括政府、生产者、消费者三方的博弈模型,着重分析绿色食品供需过程中、政府影响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动机和博弈行为。模型结果显示,存在能够满足绿色食品供需平衡的1个纯战略纳什均衡解和1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这两个纳什均衡解的实现条件均要求政府对绿色食品生产者提供补偿和对消费者实施优惠政策。（2）利用C-D生产函数建构的利润函数和恢复费用法探讨绿色食品生产补偿标准范围,结果表明最低补偿标准应满足生产者生产绿色食品和生产普通食品利润相等,而最高补偿标准则应对绿色食品生产中创造的环境效益进行支付。（3）文章最后从“建立经济政策支持体系,构筑科技进步支撑体系,完善品牌质量保障体系,培育产业化生产体系”等4方面提出了现阶段我国绿色食品生产补偿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建立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思考

当前,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中还存在部门管理不当、政策不连续、缺乏群众参与、补偿金过低、资金使用未完全体现生态补偿等诸多问题,需要依据生态补偿的外部性理论,从市场调节、财政转移支付、保证金制度、协商机制等途径人手,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途径并综合利用其它途径的便利之处,推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顺利进行.此外,急需政府从政策层面上给予大力支持和观念上的引导.包括:①建立"环境财政"制度;设立环境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加大生态补偿和生态环保的支持力度;②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确立普遍征收为主的征收机制,扩大征收范围,调整税率;③改变由政府单一买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模式,建立起地方、民间、企业和个人等多种渠道的融资体制;④倡导建立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和绿色审计制度;⑤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法>,建立生态环境评估体系,完善环境执法监督管理体系;⑥尽快完成从"生态补偿"到"生态赔偿"的观念转变.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补偿一般理论框架,对鄱阳湖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的补偿者、受偿者、补偿标准及差别化、补偿方式和补偿条件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测算得到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为2 503.39元·hm~(-2)·a~(-1);补偿标准需要差别化,考虑因素包括农作物受损失程度、土地与湖区距离以及土地质量等,其中农作物受损失程度是实现生态补偿差别化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是弱监管的根源,应采用多种补偿方式相结合,或者分阶段选择不同的补偿方式。为了改进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应进一步明晰补偿主体,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并充分考虑农户资源异质性和机会成本异质性,实现补偿标准差异化,注重补偿的"条件性支付",兼顾补偿的公平与效率。     

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最基本单元,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农户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从农户的经营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热点问题。农户经营行为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户经营行为的短期性与环境影响的长期性;(2)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共享性;(3)农户经营行为的针对性与环境政策的普适性。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农户经营行为的政策影响机制研究;其二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环境影响过程的跟踪研究;其三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环境影响的定量模拟研究;其四是探讨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户经营行为最佳模式。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在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外部性理论与环境管制工具的演变与发展

文章对外部性理论的发展以及环境管制政策工具的演变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环境管制政策工具演变实际上是随人们对外部性的认识深化而不断演进的.具体表现为:对外部性的认识经由私人、社会成本的背离→产权界定不清晰→交易费用过高等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环境政策工具经历府命令-控制→政府征税手段→利用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工具→自愿参与制度的演变过程。     

软约束机制下的生态预算理论的问题及对策

在分权体制框架下,约束机制软化导致地方政府放大其自利性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减项。表现为：在当前政府绩效考核的经济指标压力下扩大自然资源的投入;与资源消耗主体博弈的经济人行为导致不规范的环境资源分配,使环境目标和环境管理目标的实现呈现高成本特征;与中央政府相较的信息优势导致全局性的非理性资源的浪费等。生态预算是ICLEI参照财政预算的程序创建的促进环境资源有效配置和可持续管理的政府工具,其以强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采用实物指标度量环境资源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实际流量,强调约束支出控制,以保持环境资源全部价值在代内和代际间的平衡。我国在引进生态预算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径选择及模式设计上,可能会出现因现实文化的惯性、双重代理机制、体制内监督等问题导致的生态预算约束软化,改进方向在于重视环境-经济-社会一体化考核的作用、确定合理的激励方式、由社会审计评价和监督生态预算执行,从而逐步走向制度完善的进程。     

冬绿肥-春玉米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冬闲田种植绿肥是中国华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文章基于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结合绿肥作用特性,选取农产品供给、气体调节、土壤养分累积、土壤保持和水分涵养5类服务功能,采用生态经济学方法,构建了冬绿肥-春玉米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华北主要豆科绿肥作物毛叶苕子(Vicia villosa Roth)和非豆科绿肥作物二月兰(Orychophragmus violaceus)轮作春玉米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并与春玉米单作对照。结果表明,二月兰、毛叶苕子轮作春玉米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分别为7.14和6.90万元·hm-2,较常规春玉米单作分别提高23.45%和19.15%。冬绿肥-春玉米农田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中,气体调节价值最高,占总价值的60.84%~61.13%;其次为农产品供给功能价值,占总价值的19.92%~20.30%;其他功能价值贡献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水分涵养功能、土壤养分累积功能和土壤保持功能。两种冬绿肥轮作春玉米农田生态系统在土壤养分累积功能价值上表现差异最大,二月兰-春玉米主要表现为提高土壤有效磷和有机质累积价值,毛叶苕子-春玉米则主要表现为提高土壤碱解氮累积价值。该研究实现了对冬绿肥引入农田的综合价值核算,有利于全面认识绿肥的综合效益,同时可为种植绿肥的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家庭经济水平能唤醒农户生态自觉性吗?

绿色化生产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不但为政府所提倡,更是农业发展的未来导向,农户是否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关乎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利用山东、湖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全国合作社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水平是制约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户的家庭经济水平有利于增强农户实施秸秆还田和减少普通农药施用的生态自觉性。然而,农户减少普通化肥施用的生态自觉性普遍较低,改变农户的传统观念,提高其生态自觉性,促使农户合理施用化肥尤为重要。同时,务农年限、绿色认知、种植面积、家庭总人口、技术指导和地域差异也会影响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对此,政府应着力于农户收入多元化发展,努力提高其家庭经济水平,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因地制宜加大新型实用农机研发力度,以此促进农户生态自觉性的养成与提高。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与其亲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本禀赋,文化资本是这些地区获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称号的文化资源,也是区别于其他社群的文化符号,构成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一部分,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基于敖汉旗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加入文化资本,定量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在农户资本结构中,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占比较高,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偏低。(2)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亲环境程度。(3)当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时,在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比较低的状况下,文化资本的增加会抑制其亲环境行为。在自然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负向影响其亲环境生产。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时,农户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注传统农业文化力量、提升农户农牧业收入、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文化资本在亲环境生产方面的持续性促进作用等建议。     

农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评述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的考虑,我国一直采用非均衡性的农田保护政策来保障农田的有序供给,然而配套补偿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农田保护政策失灵,社会整体福利下降。因此,如何从政策层面上实现农田的非均衡性保护到均衡性的经济补偿,构建和完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从农田生态补偿概念界定、补偿利益相关主体界定和关系分析、补偿标准、补偿模式和方式、跨区域补偿以及补偿实施评价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动态,并指出当前研究在农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和跨区域生态补偿3个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研究可为政府设计出更加完整和富有针对性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农民背景特征、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农药施用行为的关系

规范农民的农药施用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从农民生产行为理论出发,运用湖北省和海南省8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施药农民背景特征、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农药施用行为(农药安全间隔期执行、施药浓度配制、施药后剩余农药处置)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民性别、文化程度、种植规模和家庭人口数等背景特征对其农药施用行为影响显著;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仅显著影响其农药施用行为,而且对农民背景特征和农民农药施用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江苏省农户秸秆还田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秸秆还田不仅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而且在发挥我国农田土壤固碳潜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秸秆还田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制定促进农户秸秆还田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户对于秸秆还田的决策存在差异:在较为发达地区,秸秆还田与否,农户更多的是从秸秆处理的边际成本出发;而略欠发达地区,则主要是基于秸秆的利用效益.此外,技术因素也影响农户秸秆还田的行为决策.在制定促进秸秆还田技术应用的激励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及差异,因地制宜,有效地促进秸秆还田在各地区最大限度地被应用和推广.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分析

以陕西省安塞县大南沟和县南沟两个典型小流域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多变量的描述分析与双变量的相关分析方法,对农户主要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家庭收入、收入来源和户主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均有较大的差异.88%的农户表示愿意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以增加家庭收入.其中绝大多数农户都表示愿意通过增加土地投入和提高单产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且投入取向受市场价格机制的驱动.主要以蔬菜和林果等经济类农产品为主.而小部分农户希望通过扩大承包地面积或外出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对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调查分析表明,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比较模糊,89%的农户不能正确地回答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这一根本制度.只有54.7%的农户知道"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政策.大部分农户对这一政策比较赞成,认为此政策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有利于土地质量的提高,也愿意增加土地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土地质量,但仍然有近一半的农户担心政策会发生变化.     

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立法构想

分析了以往生态补偿的定义,并从法律的角度给出了生态补偿应有的涵义,即是指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国家对导致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或利用者收费(税)以及国家或生态受益者对为改善、维持或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为目的而作出特别牺牲者给予经济和非经济形式的补偿。回顾了我国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与法律的规定,并探讨了其缺陷:我国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与法律虽然较多,规定得较早,但这些规定很不规范和系统,而且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负外部性行为的生态补偿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缺位,即使是对正外部性行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补偿,而只是一种补助或补贴。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立法构建提出了初步设想:一要补偿政策应当法律化,使生态补偿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法律制度;二要要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