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发展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减贫注入了新的动能,同时引发了信息贫困现象。评估信息化在区域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对制定与调整信息化背景下的扶贫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信息化的动态属性及区域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文章基于2002—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区域贫困治理效果的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信息化对区域贫困治理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2002—2018年,区域贫困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2)总体来看,信息化不利于本地贫困减缓,但对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加权后,结果依然稳健。从区域差异来看,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信息化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抑制效应不明显,但信息化发展明显推动了西部地区的贫困治理。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相邻省份贫困治理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贫困治理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贫困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3)信息化弱化了自然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的负向影响,但强化了其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强化了经济资本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制度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强化了技术禀赋对本地贫困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但弱化了技术禀赋对相邻区域贫困治理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建立信息化与区域减贫联动发展机制,不仅要建立差异化、层次化的信息化发展策略,也要从顶层设计上将信息素养水平纳入区域信息化建设。同时,合理统筹要素禀赋与区域贫困治理的关系,并依托信息化优化区域贫困治理效果。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如何更有效率的发挥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人口指标、产业指标、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四个角度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指数,然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1)在东部地区硕博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远好于对中西部地区;(2)在中西部地区本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好于东部地区;(3)在西部地区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更大。为此本文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应该加大对博士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高层次人力资源保障;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域内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为高层次人才发挥对新型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供物质基础,逐步缓解在该地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问题;第三、根据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匹配的原则,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特定本专科专业招生规模,以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为中西部地区储备人力资本;第四、根据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薄弱、产业层次结构不高的特点,邀请中东部高校对西部地区开设网络教育课程,以发展适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进程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中国CO2排放量变化

基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特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方法对我国1990~2007年的CO2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分地区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效应对CO2排放量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效应使东部地区碳排放增加，使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降低，能源利用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因此，要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需要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中西部地区需要逐步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低能耗制造业。     

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2000-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考察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贸易与环境方面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增加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减少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总的来说,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东部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积极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有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确实存在"污染天堂"的现象。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力度,阻止国外污染企业的转移,同时要加快贸易结构调整,逐步降低污染行业的贸易比重,大力促进清洁型、环保型行业的发展,从而降低对外贸易对中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并扩大其积极影响,使对外贸易的正面影响不仅局限于东部地区,也可以惠及中西部地区。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

农村公共信息服务的贫困已成为制约农户增产增收的关键因素.完善农村公共信息产品的供给可以有效弥补城乡的信患差距,对农户增产增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该文在对湖北省英山县有关乡镇农户信息服务需求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信息服务的供给方式及农户对农村信息服务需求的特点.调查表明,农户信息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是农户获取信息手段落后,信息产品供给模式单一,农户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边疆农村贫困

区域贫困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在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连片特困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农村贫困在地理和人口的分布上更加突出,就其产生的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与地理条件恶劣两大方面,边疆地区特别是与外界接壤区域社会、经济、人口等背景尤其复杂,使得边疆农村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贫困发生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当前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密切相连。当前中外研究区域农村贫困的文献较多,从内容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割裂区域社会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联系,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偏重于整体定量分析,本文通过2006-2012年新疆边境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面板数据,采取面板分位数条件回归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边境县市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贫困发生,研究结果显示:1模型整体分析表明,一线居民守边、农业产值比重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农民增收和减贫都有显著作用,教育年限、扶贫资金因素显著减缓农村的贫困。平均海拔、人均林地和矿产资源等地理条件因素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但作用方向不完全一致。2不同分位数点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分位数点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譬如扶贫资金在0.75,0.9高分位点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以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减贫效应更显著。3从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两大维度结合上分析,社会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区域不利地理条件的贫困效应。为此本文提出边疆农村的脱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从而跳出"扶贫陷阱"的怪圈。     

旅游需求波动、风险管理与非线性减贫效应研究

旅游发展能够有效匹配贫困人口的资源禀赋,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支撑。为更好地发挥旅游的减贫效用,本文基于旅游波动和风险管理视角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多样化关联进行了逻辑统一,在使用HP滤波方法测度旅游需求波动的基础上,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2000-2013年中国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旅游波动是影响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的重要因素,但国内旅游波动和入境旅游波动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国内旅游波动主要体现为上行波动,能够在增长的稳定预期下,有助于旅游企业和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旅游从业者进行专业化供给,从而有助于减贫。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体现出双门限的非线性特征,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并未能体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越过第一个门限值后,旅游减贫效应开始凸显,但在第二门限值之后,处于第三阶段旅游发展减贫弹性递减。因此,旅游产业具备成为阶段性重要减贫动力来源的潜力,但在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秉持辩证和动态视角,当意识到旅游减贫效应已经步入递减区间时,要进行主动、系统、综合的风险管理。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旅游发展冲击的潜在结果,通过旅游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贫困人口应对风险冲击的韧性,并通过互助、保险等风险应对手段,促进资源在不同风险状态之间的转移,提升旅游减贫绩效。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中国区域间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对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Panel Data模型,并运用4大区域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数据(1991-2008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62,说明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每增加1%,会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262%;中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37;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145;西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087,可见,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就其他解释变量来说,各地区的人均GDP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这些充分说明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还提出了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的对策措施。     

基于模糊评判法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分析

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使得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     

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

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以灾害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中国农村水贫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4个子系统共44个指标组成。对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进行测算的情况下,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风险得分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为降低水贫困风险状况,实现子系统的适应性发展寻找方向。进一步了解我国农村水贫困风险的空间分布状况,利用有序聚类,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将农村水贫困状况分为3类:高度风险水贫困、中度风险水贫困、低度风险水贫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地区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省(市)农村地区属于中高度风险水贫困状况,低度风险水贫困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地区社会配套设施完善,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小,但应积极协调各系统综合发展,降低子系统灾害风险,实现农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国区域间制造业转移及其结构演进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以2006、2011、2016年我国21个主要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及从业人员为研究数据,应用动态集聚指数、产业梯度系数、改进偏离份额模型(SSM)等方法,对我国制造业转移及其结构演进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部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但2011～2016年江苏、浙江等地的化学原料、医药等制造业出现了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2)东部地区的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金属冶炼业等边际产业的转移与技术授让,不仅优化了自身的产业组织形态,还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则须防范产业流失,引导制造业集聚发展;(3)研究期内,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效应指数W大于1,且平均结构偏离分量P较大,表明其制造业含有较大比重的朝阳产业,制造业产业结构较好;湖南、贵州等中西地区制造业竞争效果指数U大于1,且平均竞争效应较大,表明其制造业发展较为迅速,竞争力较强.研究有助于厘清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移及其结构演进的新特征,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失灵及对策选择

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扩大农地非农化的权利而率先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却遭遇到了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管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加剧,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失灵.首先从东中西部区域不公平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研究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耕地资源非农化指标的不公平配置,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利用的竞争是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根源.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的对策选择是创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经济制度供给.调整国家公共政策,构建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