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比较研究

贸易中的隐含碳流动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尽管出现了大量的针对中国贸易中隐含碳的相关研究,但由于数据及方法的不同,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本文对现有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研究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隐含碳的具体数量上差异巨大。定性来看,中国是一个隐含碳净出口国,净出口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定量来看,1997-2007年,中国隐含碳出口量从3.1-8.8亿t增长到17.2-30.2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进口量从1.0-7.0亿t增长到5.8-16.5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从1.8-7.3亿t增长到11.4-22.6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国内总排放量的比重由5%-20%增长到17%-30%。贸易中隐含碳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核算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数据融合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原始数据引入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结果相对稳定,可重复性较高;从数据精度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考虑,40个左右的部门分类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把中国划分为多个区域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在理论上更加可靠。国家气候变化对外谈判和国内减排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对碳排放进行精确管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重视隐含碳核算的不确定性研究,逐步提高隐含碳核算的精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国际贸易隐含水体氮排放转移研究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是贸易隐含污染物排放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近年来氮足迹与全球氮循环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水体氮是氮的主要存在形式,主要来自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氮肥生产以及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本研究利用全球污染排放数据库,基于2015年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从污染转移总量以及贸易流污染排放强度两方面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全球水体中的氮排放格局的影响。主要结论:(1)水体氮排放量的转移方向与大小与区域距离的远近、农业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有关。水体氮排放转移量较大的贸易流大部分为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向经济次发达区域的污染转移,一些农业资源禀赋程度相似、区域距离较远的区域污染转移量一般较小。一个国家向经济发展程度比自己低的区域出口的产品流隐含的污染强度低,向比自己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区域出口的产品污染强度高。建议通过农机具援助、技术培训等方式,加快对非洲、亚洲等区域的农业技术转移和扩散,帮助农业生产欠发达地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管理水平,降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出口的贸易流中的污染强度。(2)2015年,中国贸易隐含的水体氮污染净进口量为16万t,占到全球水体氮进口的2. 72%,谷物进口大幅增加是产生水体氮净进口的重要原因。大幅增加的进口以及过高的粮食库存不仅给世界带来资源环境压力,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不仅应从产量上关注粮食安全,还要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调整粮食供给结构、种植结构和进出口结构,最大限度的降低因农业生产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     

贸易隐含污染物测算及结构绿色转型研究

该文根据中国2002年和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C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污染物,分析了贸易隐含污染物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在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出口规模总量、出口结构变化、投入产出表中间结构变化及单位产值CO2排放量四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CO2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CO2、SO2顺差,2002年和2007年贸易隐含CO2顺差达6.21×108t和1.38×109t。2002年和2007年贸易隐含SO2顺差分别为323.99万t和674.54万t;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CO2大幅增加,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且出口贸易结构、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也增加了出口贸易隐含CO2的排放。但是单位产值的CO2排放量的降低对抑制隐含CO2增长值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故需要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就是贸易结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国对外贸易的物质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测算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即环境成本转移指数。本文运用物质流的方法,采用对外贸易内含污染的平衡指标(balance of embodied emissionsintrade)对中国在1976-2004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对外贸易的内含六种空气污染物污染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总进口的空气污染排放要大于总出口,总体上对外贸易有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中国同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条件(environmental terms of trade)在样本期内呈逐步恶化趋势。从部门结构看,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内含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和钢铁这两个部门。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中国林产品行业隐含碳的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结合行业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研究和测算了2007年我国各行业的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隐含碳排放总量高达96.20Gt,各行业间的隐含碳排放量差异较大;林产品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隐含碳排放总量的3.22%,林产品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占行业隐含碳排放的28.25%;林产品行业直接碳排放强度占其隐含碳排放强度的1.92%。为了实现碳减排,我国应该调整外贸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并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分解

对国际贸易产生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对隐含碳的研究.以中国2005年为例,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应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LMDI)对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因生产排放碳量远大于其消费需要排放的碳量,从国外净转移到中国的隐含碳为395.66MtC;净转移隐含碳影响因素中强度效应(进出口商品完全碳排放系数差异)贡献率为60%,规模效应(进出额差异)贡献率为55%,结构效应(进出口结构差异)贡献率为-14%,此结果表明中国相比国外的高碳排放强度是造成目前碳转移额外增加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构效应发现中国主要净出口行业大部分不是高碳排放强度行业,而净进口行业却主要由高碳排放强度行业构成,特别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能源行业居净进口行业首位.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测算

使用投入产出法,利用1999 -2008年中国海关货物出口商品分类数据,研究和测算了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碳的出口大国,出口贸易是中国CO2排放量逐年增长的重要原因.1999 - 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由1999年的3.8亿t上升至2008年的11.9亿t,在此期间,中国CO2年排放量的12％ -24％是因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中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主要集中在5大类行业,分别为:纺织业及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医药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5大类行业的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在中国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总量中占到80％左右.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的主要流向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应从生产者负责制和消费者负责制相结合的角度界定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目标；同时建议我国应提高生产技术,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强度,并限制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估算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在考虑隐含能和进出口能源产品的情况下，都按我国的能耗效率对进出口进行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我国的能源进出口基本持平．其中1999-2005年是一个微弱的能源净进口国，而1997。1998和2006年却是能源净出口国；按照日本的能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则是一个更大的能源净出口国，每年能源净出口量在10000-50000万t标煤之间，其中1997-2002年我国能源净出口量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之后该数字迅速增长，2006年更高达18．8％。可见我国进口的能源（包括进口产品中的隐含能）又以出口产品的形式输出到了国外。从能源净消费的角度看我国并没有多消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能源。虽然我国近年来能源产品进口增加较快，但我国快速增长的净出口使这些能源又“隐含”在产品中离开了中国。     

“十二五”时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分析

研究评析了我国"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污染排放总量控制进展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而探讨了总量控制与污染控制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并对国家"十二五"(2011-2015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十一五"时期污染总量减排预期目标基本实现,但是仍然存在污染总量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环境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污染总量控制要求等问题;从国内外污染总量控制的实践经验来看,污染总量控制的应用范围和成效与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基础有关,与环境质量改善并不一定具有直接响应关系。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实施污染总量控制约束结合环境质量改善指导的环境管理模式,构建"国家-行业-区域"污染总量减排体系,国家减排总量削减目标应通过行业和地区潜力技术经济分析来确定;区域排放总量应与环境质量改善密切挂钩;行业总量控制应采用基于排放绩效的管理模式。为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加强总量控制支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对进出口商品都采用中国的碳耗水平所作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倒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按照日本的碳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为j国该外转移排放的碳数量更为惊人。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和其出口国都是这些碳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一味对中国增长的碳排放进行指责是不全面的。     

主要部门污染物控制政策的温室气体协同效果分析与评价

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监督管理减排是实现我国污染物减排的三个主要措施,近年来我国SO2的排放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本文选取电力、钢铁和水泥这3个重要行业,测算了在"十一五"以来SO2的减排效果,以及由其带来CO2减排的协同效果。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3个主要行业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1 000万t,其中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700万t,结构减少污染物排放300万t。由此带来的协同效果显示,由于结构减排带来了超过7亿t CO2的减排,而由于工程效应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带来的CO2增加500万t,因此总计带来7-8亿t CO2的减排。而"十二五"前两年减少污染物排放400万t,其中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350万t,结构污染物排放减少了40万t。由此带来的协同效果显示,由于结构减排减少了CO2排放1.74亿t,而由于工程效应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带来的CO2的增加量为200万t,因此总计带来1.72亿t CO2的减排。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两种措施可以在行业内实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其贡献程度由于行业的差异有所不同。"十一五"期间电力行业较多是依靠工程减排实现SO2排放的降低,而水泥和钢铁行业则更多是依靠行政命令如关停落后产能和机组实现污染物的减排,显示出电力行业通过技术实现污染物的减排,而其他两个行业则主要靠调整结构来实现减排。电力行业中的末端治理技术即工程减排贡献了大部分的污染物减排,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末端治理技术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即引起CO2排放的增加,因此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效果较差,而钢铁和水泥行业的污染物减排则由于更多是通过结构调整的手段,如关停落后产能和机组,因此其协同效果较为显著。"十三五"期间,需要继续控制双高产业的发展,强化"前端"污染物控制减排,夯实结构减排的协同成效,加大工程减排的实施,缩小减排工程能力和实际减排效果的差距,实现"末端"污染物减排,加强"前端"审批和"中段"运行管理效果。     

全行业口径下中国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的转移测算

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对于地区水资源科学利用和水资源管理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水资源扩展型MRIO模型和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基于全行业口径对中国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进行了测算,重点从区域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的整体现状、主要流向、产业分解及对地区水资源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动态来看,东北区域、中部区域和南部沿海区域虚拟水净流出情况发生逆转,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始终为虚拟水净流出地区;2中国各地区间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量显著增加,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对外转移虚拟水增长幅度较大,中部地区与其它地区间的虚拟水转移量明显多于其它区域间的虚拟水转移量;总体来说,中国各地区的贸易隐含虚拟水转移存在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两条转移路径;3各地区主要的贸易隐含虚拟水流出行业具有明显的行业共性,各地区主要的贸易隐含虚拟水流出行业存在区域差异,中部地区为主要的建筑业虚拟水输入地区,京津地区为主要的服务业虚拟水输出地区;4南部地区虚拟水流出占本地水资源的比重低于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虚拟水流入占本地完全消耗水资源的比重高于西部地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中国应该重视贸易隐含虚拟水对节约地区水资源的重要作用,建立科学的各地区节水型产业结构,改进目前并不合理的区域间贸易结构。     

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环境恩格尔曲线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家庭消费行为及其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分析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演变趋势,探讨影响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收入增长的作用,对于降低消费侧隐含污染排放、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六种家庭消费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一步使用OLS回归分析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变化对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种污染物的环境恩格尔曲线(EEC)存在,EEC曲线向上倾斜且为凹型;技术进步是降低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会因规模效应导致家庭隐含污染排放增加,但同时也会存在替代效应,即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从而减少隐含污染排放;家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会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环境政策变动的冲击,也会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变化的影响。该研究得到了如下启示:(1)绿色发展要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的生活方式向清洁消费转变,特别是要推动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2)政府要加大对绿色产品创新、技术改革以及设备改造的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综合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复合政策将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的隐含污染排放,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国际贸易对污染-收入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家SO2排放的面板数据分析

描述污染排放与经济收入之间关系的EKC曲线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现有研究多分析国内生产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较少探讨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隐性污染转移对这一关系的影响。本文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出发,依据"谁消费、谁负责"的基本理念,重新构建了基于消费的各国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与传统的基于生产的污染-收入关系进行比较。基于29个代表性国家SO2排放与收入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70-2000年间,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外转出污染,促使EKC曲线拐点提前到达,其中发达国家由基于生产的7 775美元右移至基于消费的11 060美元,新兴工业化国家则由5 717美元右移至6 841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在两种情况下的污染排放仍不断上升,尚未出现转折。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国内污染排放,因此在大力开展现有污染减排工作的同时,应重视贸易中隐含的污染转移排放以降低其对国内环境的影响。     

省际煤炭贸易中的污染转移评估方法及实证

省际贸易带来的污染转移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和研究。本文利用相关的数据,从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石油类和工业固体废物(煤矸石)4个指标对省际原煤贸易中的污染转移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初步建立了省际原煤贸易中污染转移量评价的方法,并选择原煤调出量大的山西省和调入量大的山东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2006年山西因省际原煤贸易而多产生的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CODcr)、石油类和工业固体废物(煤矸石)分别为44 686.37-50 044.97万t、68 036.7-77 509.4t、2 172.4-2 253.9t和3 607.52-4 021.20万t,实际多排放的工业废水量、CODcr和石油类分别为16 434.04-19 450.01万t、8 818.8-13 215.9t和487.2-557.3 t;而山东因省际原煤贸易而少产生的工业废水量、CODcr、石油类和工业固体废物(煤矸石)分别为39 706.51-48 204.30万t、48 301.4-52 350.5 t、1 068.8-1 120.4 t和1 756.68-1 943.66万t,实际少排放的工业废水量、CODcr和石油类分别为20 868.53-29 041.92万t、10 102.2-12 764.0 t和328.7-379.6 t。     

中国八大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研究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很大。在全国尺度上,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切实贯彻区域统筹原则,这就需要对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转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利用EIO-LCA方法及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核算中国八大区域间产品(服务)以及隐含的碳排放在区域之间流动和转移总量。研究发现,经济拉动作用收支方面,东北区域、京津区域、南部沿海区域、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总量大于其承接其他区域拉动作用的总量,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反之。区域间隐含的碳排放转移收支方面,北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碳排放转入量大于转出量,承接了其他区域的高碳负荷产业转移,其他六个区域情况相反。另外,本研究还采用万元碳排放量表示区域间经济拉动的碳负荷系数,来衡量经济拉动作用的碳环境友好程度,即碳效率。区域承接的拉动作用的碳效率从大到小顺序是:京津,西南,东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北,南部沿海,中部区域。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京冀区际环境污染转移的测度研究

由于区域产生污染的数量与其产业形态存在密切联系,伴随着京冀区际产业转移,京冀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内环境污染源的转移。本文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测度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污染转移状况,以SO_2排放为研究对象,将污染分为自生性污染和转移性污染,通过使用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测度,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北京市和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负值,河北省的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正值。说明北京市人均SO_2的排放量低于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出性污染;河北省人均SO_2的排放量超过了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入性污染。②北京市SO_2转移性排放总量呈稳步下降状态,而河北省的SO_2转移性排放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状态,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的环境状况都在改善。③北京市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下降与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上升是具有相关性的,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之间存在转移性污染。本文为量化区域内转移性污染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研究方法,并为改善区域整体环境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