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猪肉安全需求,防范猪肉的安全风险,国家商务部等从2010年开始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实施肉类可追溯体系.可追溯猪肉能否有效推广内在地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本文基于随机n价实验拍卖方法,对江苏无锡市区272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三种类型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愿意为具有可追溯属性的猪后腿肉支付一定的溢价,且对具有养殖信息与政府认证信息的可追溯猪后腿肉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而进一步运用MVP模型的研究证实,消费者对三种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属性的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并与政府认证机制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需求,促进可追溯食品推广普及的重要路径.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城市居民对低碳农产品支付意愿与动机研究

与普通农产品相比较,低碳农产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如何合理分担是我国建设低碳农业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而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所形成的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与支付动机又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对照法,通过对天津、山东和江苏等地的调查,以猪肉为例探究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水平,并重点评估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是源自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消费者愿意为猪肉低碳属性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87元/斤;如果消费者事先获知低碳食品并不意味着更高的营养价值或安全属性的信息,将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支付意愿。也就是说消费者为食品低碳属性支付溢价的动机来源于利他和利己动机两部分,如果消费者确信消费低碳食品只对环境有利而没有增加自身的效用,会显著地降低支付意愿。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是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河南信阳等四个城市的570位茶叶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54.2%的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额外价格,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的平均额外价格是高于普通茶叶的5.752%,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比较高,但其支付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茶叶安全性的担忧程度是影响其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两个显著因素;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茶叶可追溯的额外价格,则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态度将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额外价格的实际支付水平。因此,应该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的额外价格的能力,以加快中国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与茶叶生产者应当通过相关的宣传活动,普及茶叶可追溯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信任度,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由此提高消费者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水平。另外,由于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生产者和政府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可追溯茶叶生产企业的税赋等,调动企业生产可追溯茶叶的积极性,促进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完善。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选择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安全认证开始成为消费者购买猪肉时着重考虑的因素,但由于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差异,导致其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与实际行为不一致。因此,深入挖掘导致这种差距的因素并识别内在的逻辑机理便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文章通过对安徽和江苏两省844个消费者的实地调查,参照计划行为理论,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分层分析的方法对消费者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购买安全认证猪肉表现出普遍的自述偏好,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究其原因,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信念强度、结果评价、控制信念对其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服从动机和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文章进一步对过往经历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过往经历在通过信念强度、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文章从加强社会协作、完善安全认证系统、加大对销售人员培训力度、媒体正向引导、简化认证流程、强化购后体验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基于潜在分类模型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一个离散选择实验模型的实证

确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标准是建立和提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本文对当前我国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多假设受访者同质性偏好的现状,运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研究武汉市不同类别特征的市民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保有意愿情况,并进一步运用Gold Latent软件测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发现:193.5%的武汉市受访市民愿意为保有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支付,但仍有部分比例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还不够(如空气质量)。2武汉市不同受访市民对农田生态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93%的受访市民属于正常偏好型。另有7%的受访市民属于空气质量偏好型。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意识程度和是否愿意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支付三个变量是影响其类别归属的决定性因素。3正常偏好型和空气质量偏好型市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 888.74元/hm~2和518.50元/hm~2,计算得到基于武汉市市民平均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7 407.24元/hm~2。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武汉市农田保护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初步的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农田生态补偿筹集到除了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之外的来自于农田生态服务受益者的资金支付。     

低成本背景下食品可追溯体系难以推广的原因分析——以可追溯猪肉为例

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多基于条码进行追溯单元识别,建立和运营的成本较低,然而经过多年的推广,仍呈现普及率低、包含信息少和应用范围小等特点。本文结合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可追溯广度、深度和精度三个指标,以可追溯猪肉为研究对象,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为案例,根据对企业生产、供应、销售和品管的中层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员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和直接观察获取的资料,分析屠宰加工企业实施可追溯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屠宰加工与终端销售两个环节实施可追溯相应的利益分配,揭示可追溯体系推广不力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可追溯与内部信息化管理密不可分,存在实施可追溯的内在需求与动力,但由于不良事件的概率很低,很多可追溯的收益由于其无形的特性,外部示范效应小,对企业实施可追溯决策的影响弱。可追溯猪肉在销售终端被赋予高端产品的形象,价格跃升和以有机食品作为类比参照物的营销方式形成了价高量低的终端市场特征,影响企业投资可追溯意愿的决策,进而阻碍可追溯的推广,同时,屠宰企业实施可追溯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产品的同一性导致生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实现差异化定价,存在利润分配不均和产业链失衡发展。根据成本测算分析,为促进可追溯体系推广,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全产业链可追溯信息平台,减少生产、销售等环节实施可追溯的软件费用。     

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基于猪肉供应链的实证分析

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农业部、商务部和质检部等不同监管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分别发布了指导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不同环节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标准与规范。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程猪肉可追溯体系尚未建立。本文基于猪肉供应链,实地走访调查了供应链上的盐城生猪屠宰加工A企业,盐城部分农贸市场与超市,以及盐城阜宁县部分万头以上猪场(以下简称大户)和生猪养殖散户(以下简称散户),细致梳理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养殖环节的生猪已百分百佩戴耳标,但效果却形同虚设,养殖环节与屠宰环节之间的信息无法通过耳标进行有效对接,猪贩子时常临时加戴耳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得深层次原因是:生猪身份标识编码方式、信息记录的格式、信息上传的规范与管理平台等标准不统一,智能识读设备和数据库等配套技术不完善,体系后期运行与维护投入不足等。据此,本文提出了推动和完善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生态食品: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也使得生态食品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可,并引发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该文基于山东省济南等城市827个消费者样本数据,以有机蔬菜为例,构建多重选择的综合评价指数研究消费者对生态食品不同价值属性的偏好选择,进而采用列联表分析及卡方检验筛选影响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关键因素,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偏好选择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水平。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低药残"等食品安全价值属性和"美味"等享乐价值属性普遍较为偏好,而对"低污染"等生态价值属性的重要性评价则相对较低。年龄、受教育年限及对有机蔬菜的认知与信任等显著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选择。政府应致力于提升消费者对有机蔬菜生态价值属性的认知与偏好,企业应针对不同顾客群,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实施差异化营销战略。     

上海河岸带公众偏好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针对上海地区河岸带的环境质量提升情况,基于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上海市居民对河岸带的偏好、支付意愿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通过SPSS软件考察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率的主要因素。得到以下结论:①受访者对上海地区河岸带满意度与其使用河岸带频率呈显著相关性(p=0.001),表明受访者与河岸带的亲疏关系主要取决于其利用河岸带的实际频率。②使用五点评价法对河岸带状况进行分析,亲水性指标得分2.94,水质指标得分3.51,分别为受访者对河岸带最满意与最不满意要素。③针对河岸带10项评价要素进行因子分析,可将受访者对河岸带的满意度因子归纳为河岸带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且后者的影响权重更大。④受访者对树草结合、人行道位于绿化间且护岸保留湿地的河岸带布局的评价结果得分1 199,为最高得分,表明受访者偏好该类河岸带布局。⑤投标金额在一系列影响支付意愿率因子中,显著性p=0.000,影响最为剧烈。⑥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为537.6元/(年.户),整个生态系统的估算价值为2.74亿元/年。     

上海市居民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研究

绿色电力在具有环保属性的同时,生产成本也远高于火力发电,因而其市场价格要高于传统火电。在面对电力市场改革的政策背景下,需求侧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是绿色电力保持市场竞争力、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上海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对上海市绿色电力发展的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研究使用双边界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了上海市居民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并分析了影响该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上海市居民对于绿色电力的支付意愿受到被访者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对环境的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较低、收入水平较高、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较高,相比于自有住房居民,租住用户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居住在较为老旧住房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相对较高,该支付意愿也将随着被访者对上海市电价水平以及环境情况了解程度的加深而增高。进一步,根据本文对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的测算结果,结合2016年居民部门用电总量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本文测得2016年居民部门的额外支付意愿能够给予绿色电力约3.34亿元的支持。本文认为,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绿色能源的发展空间仍非常巨大,居民部门为代表的需求侧将成为促进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应该充分发挥需求侧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     

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影响

在数字化经济时代,通过高效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策略引导在线消费者做出绿色购买决策是加快构建绿色消费体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在线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理论和偏好不一致理论,通过2×2的被试者间因子设计实验(在线实验方式)分别发放370份和700份实验问卷,共收集有效实验问卷340份和660份。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ogistics回归分析等方法,验证了消费者在不同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影响下对线上绿色购买两阶段决策过程(包括筛选考虑和支付购买两个阶段)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筛选考虑阶段没有显著影响。(2)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支付购买阶段有显著的影响。(3)在个性化广告推荐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支付购买路径上,绿色涉入度有显著的调节作用。(4)在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对在线绿色购买决策过程的支付路径上,产品属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的对策建议:(1)根据消费者购买决策阶段不同,线上购物平台(企业、在线商家等)应当在消费者决策的支付购买阶段向目标消费者适度推送根据他人推荐类型的产品。(2)线上购物平台应采用大数据手段将自己的目标用户进行合理细分,着重对高绿色涉入度用户进行绿色产品的个性化推荐。(3)要采取产品属性与推荐类型相匹配的个性化广告推荐类型方案。     

公众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吗?——基于“碳中和”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我国碳市场CCER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以公众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为着眼点来研究公众是否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对于设计碳中和激励机制以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清洁项目投资产生的CCER的有效需求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基于四个维度设计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调查问卷,通过网上发布在线调查的信息技术,覆盖了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和不同特征的人群,获得了1 328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学历与个性变量与支付意愿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而月收入以及人际影响对支付意愿是正向作用。月收入、人际影响以及个性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作用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对于调节效应,则发现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激励公众进行自愿碳中和,一方面需要根据月收入和学历设计不同类别的碳中和产品,另一方面应当增加公众的购买意图,从而达到提高支付意愿的作用。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基于随机效用理论的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

研究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建立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在随机效用理论框架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着重研究了心理距离、心理所有权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引入区位和类别虚拟变量对比分析了异质性支付意愿产生的原因。通过对赣江流域593份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感觉河流离自己越远,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低;居民对河流的心理所有权越强烈,则其支付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意愿越高;对水质满意度较低、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高是下游居民支付意愿偏高的主要原因;与赣江的心理距离较远,对环保部门的信任度较低是抗议性响应群体支付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在于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生态补偿制度时应该重视居民支付决策的心理机制,因人因地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从心理上缩短人与河流的距离,提升居民对河流的占有感,都有助于提高赣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     

流域生态补偿社会资本模拟

为探寻在社会资本变化(社会信任、社会规则、社会网络)的情况下,个人决策变动对流域水环境和生态保护支付力度的影响,选择永定河上游册田水库保护区(山西省大同市)、官厅水库保护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作为典型区,针对3种不同情景(基于国家-1、基于市场-2、基于居民区-3)对民众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量(国家税收、旅游收入、社区民众纳税)进行研究。民众积极接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支付额度变化范围为55-68元/月;民众对拒绝生态保护的支付区间为35-46元/月。在具有保护体制的生态补偿支付案例中,边际影响值是0.29,表明在支付意愿的实施过程中,具有生态保护知识区域的支付意愿比例比其余地区高29%。在第1种情景中,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大,性别在第1,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为显著,而年龄在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小。年龄在情景1和情景3中是积极的影响因素,教育在情景1和情景2中也是积极的影响因素。册田水库流域民众的生态保护支付意愿较高。从负面社会资本的影响层面考虑,在第1种情景下,被调查者虽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但支付意愿水平却较低。社会规则、社会信任机制对个人的支付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基于WTP的社会因素影响程度模拟方法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并且区域空间经济社会数据分析的不精确性以及研究对象影响程度划分的局限性,研究结果的精度尚且不高,难以准确体现区域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