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制造业转移与环境影响实证研究

为评价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建立区际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和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实证分析2003—2014年京津冀制造业的转移与环境污染影响.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借鉴偏离-份额法和增量分解思想,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规模;环境影响评估模型采用纳入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和环境管制水平等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区域环境污染格局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1%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生转移,会使转入地（转出地）的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增长（减少）3.4%和2.6%.“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地区间的制造业转移已经颇具规模,然而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重构已经对区域环境污染格局产生了影响,并且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环境积极效应尚不明显,京津冀环境污染在跨过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系可能并不能持续,更有效的环境规制或者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可以明显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生态环保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理论上,生态环保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取决于政策类型和力度、产业和企业行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性因素,从长期综合来看,严格的生态环保政策有利于促进和优化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从生态环保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途径、传导机制、作用条件依赖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解构,研究建立"生态环保政策—企业—产业—经济影响"为主线的逻辑关系链,分析识别生态环保政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关键因素,以期解释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困惑和关键所在,寻找生态环保政策发力点,优化政策制定与实施方式,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研究表明:生态环保政策主要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技术创新,对企业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主要取决于对政策影响的长短期预期、政策成本与技术创新收益对比、企业规模大小和企业性质等条件因素;生态环保政策与产业的升级、转型、转移、淘汰等密切相关,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短期和长期不同的影响;生态环保政策标准要求或实际执行力度差异与自然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地区开放程度等因素导致的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是引导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生态环保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的变化对投资、企业生产、劳动者消费等产生影响从而显著影响就业人数和就业结构,改变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的要素配置特征,并对地区和产业带来差异化影响;生态环保政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等变化,对贸易量和贸易结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异质效应

基于2013~201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果以及经由技术、结构、外贸对资源诅咒的破解路径.研究发现,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破除资源诅咒;提升技术水平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主要方式;成长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提升;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呈现促进资源产业占比的趋势;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加剧了资源产业对其他行业的挤出;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尚不能通过优化产业与贸易结构实现显著的经济促增效果.     

环境规制、声誉诉求与亲环境行为绩效的研究

基于肉鸭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Tobit模型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声誉诉求对肉鸭养殖户亲环境行为绩效的影响,在分析养殖户行为绩效组间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声誉诉求对养殖户行为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及通过养殖户行为间接影响养殖户行为绩效的作用路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声誉诉求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绩效,且环境规制中引导型规制的作用最强,养殖户对个人社会关系的声誉诉求更能促进养殖户行为绩效;环境规制、声誉诉求对养殖户行为绩效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和教育程度差异,而且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规制和声誉诉求对养殖户行为绩效的作用开始显现;环境规制和声誉诉求通过交互效应影响养殖户行为绩效的同时,通过影响养殖户行为间接影响养殖户行为绩效.为了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应在考虑目标群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适度环境规制政策,在提升政策有效实施的过程中加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技术培训,通过强化声誉效用提升养殖户认知、促进养殖户实施粪污资源化处理,进而优化肉鸭养殖的资源配置,实现肉鸭产业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空间效应的视角

在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6—2018年的数据,运用多种“近邻”权重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以及二者的融合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二者间存在“波特假说”,但这种效应却具有“度”的限制;产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助推自身以及与之“相邻”（地理邻近、经济互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2）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在中国东、中以及西部三区域间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关联性;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来源于多样化集聚,而中西部来源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3）在效应分解方面,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中,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单单是由于地理“相邻”造成的,更多是地区间地理邻近与经济互动协同的结果。（4）环境规制与专业化集聚的融合发展,抑制了专业化带来的正效应,而其与多样化集聚的融合发展对推动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更强效果。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

本研究在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和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背景下,着眼于国民经济行业中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空间特征,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并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山西、宁夏和内蒙古,有望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政策干预发挥减排效应,其他省区集聚水平的提高将会加剧环境污染;③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能显著降低污染水平.     

浅析齐齐哈尔市环保产业发展现状与建议

随着污染减排工作的不断深入,环保产业正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引领产业升级和各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技术支撑。以齐齐哈尔市环保产业发展为例,对老工业基地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建议。     

铅酸蓄电池行业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环境管理研究

铅酸蓄电池行业是当前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行业.研究在分析铅酸蓄电池产业各环节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对长兴县铅酸蓄电池行业产业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进行实例案例分析,总结其成功做法和实践经验.最后,研究得出有效实施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政策启示:积极推动产业集聚和绿色改造、开展绿色生产与技术创新、提升监管措施和管理手段和开展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     

我国钢铁行业环境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钢铁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实现新兴工业化的支柱产业,同时存在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对钢铁行业的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现状及特点进行总结,归纳了该行业突出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对策,并指导钢铁行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提高生产装备水平、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和严格环评准入等方面的建议。     

武汉市重污染行业发展及严格环境管理对策建议研究

重污染行业作为地方经济的助推器，一直都是区域行业调整的众夭之的。只有从严区域环境管理才能兼得“工业倍增”与生态文明建设之利。武汉市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化工、制药等重污染行业因其类别多、规模化程度低、排污量较大、空间发展无序已成为环境管理的难点。贯彻新环保法体系及十八大精神，从严环境准入前置门槛、科学统筹空间布局规划、规范环境监管与执法、实施诚信档案市场倒逼，是促进工业城市的生态文明发展的可靠途径。     

推进工业领域污染防治的实施战略研究

通过对工业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工业绿色发展态势和国家环境保护严峻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指出"十三五"是中国工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重点从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强化污染防治力度等方面提出了工业行业在推进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总体思路和发展战略。     

Technology-base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electroplating in Shenzhen,China

Severe industrial pollution has largely hinder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Taking Shenzhen’s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as a cas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industry and proposes a specialized policy framework to push it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re is a relatively comple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n Shenzhen’s government, but it does not work well when dealing with the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mainly because it lacks regulation aiming at produc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the underlying decisive factor of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industry. So, we first develop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which incorporates a technological index about whether enterprises engage identified obsolete technologies. With this evaluation criterion, enterprises are classified into “advanced” and “obsolete”. Then, we propose specific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including command and control mixed with economic tools, voluntary agreements, establishing electroplating parks, and improving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 Finally,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proposal and prove it to be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conclude it from a more general perspective.     

铸造业清洁生产审核与污染物减排研究

铸造业是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行业之一,要实现铸造业的持续发展,其出路在于实施清洁生产工艺。以铸造业树脂砂线清洁生产审核为例,探索铸造业实施生产工艺技术改造,提出企业环境管理与经营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公众环境关注、环境规制与中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

自十八大以来,公众环境治理与环境规制成为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重要因素。基于2011—2016年百度指数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环境压力划分为公众环境关注、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正式环境规制,采用Logit模型综合探讨了环境压力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入的概率,除环境建议与提案外,其他非正式与正式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抑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此外,在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区域,非正式和正式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入的抑制作用更强。     

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动力分析

从工业行业存在技术异质特征出发,在全局DEA分析框架下,应用共同前沿理论的M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1~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分解构成,并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对其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2001~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清洁型生产行业、中污染生产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依次递减的发展格局,群组间技术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减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是推动前沿面扩张的主力行业;增长动力分析显示,工业行业存在投入要素利用的规模经济,工业行业“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与能源结构调整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深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微弱,FDI抑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行业集中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群组的技术异质性导致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