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空间效应的视角

在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6—2018年的数据,运用多种“近邻”权重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以及二者的融合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二者间存在“波特假说”,但这种效应却具有“度”的限制;产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助推自身以及与之“相邻”（地理邻近、经济互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2）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在中国东、中以及西部三区域间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关联性;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来源于多样化集聚,而中西部来源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3）在效应分解方面,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中,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单单是由于地理“相邻”造成的,更多是地区间地理邻近与经济互动协同的结果。（4）环境规制与专业化集聚的融合发展,抑制了专业化带来的正效应,而其与多样化集聚的融合发展对推动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更强效果。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新常态下山东省环境规制对工业结构调整及其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论文利用动态面板的系统GMM估计方法、LMDI分解模型、历史值外推模拟及线性规划约束模型等探究了新常态下山东省环境规制对工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大气环境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2001—2013年,山东省工业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污染密集型行业比重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二者的环境规制强度基本呈上升趋势;2）环境规制对山东省工业比重、污染密集型行业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3、-0.451和0.523,说明山东省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工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具有正向作用;3）随着山东省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工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率效应抑制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而污染密集型行业结构效应虽然是工业结构减排的主要原因,但其减排绝对量较小;4）对比宽松、适度、严格3种环境规制情景下的预测结果,新常态下山东省工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和大气污染物减排潜力依次增大。值得指出的是,适度环境规制下山东省工业结构调整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制造业及劳动力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就业效应

将环境规制的就业影响识别为：劳动投入-污染排放弹性、环境规制的相对成本和环境规制-污染排放弹性,并利用2003~2017年的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总体就业造成显著负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其研发和非研发人员均受到显著负向冲击;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影响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体就业和非研发人员就业受到显著正向影响.弹性和相对成本测算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规模（减小）、挤出、技术替代等多效应的负向冲击;技术密集型行业受规模（增大）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的正向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各效应均不明显.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减排成本补贴、劳动力技能培训、新型环保产业培育等措施减少环境规制的负向就业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的污染型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是促进污染型产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源动力,但极易造成产业生产成本提升、技术创新受限、进入状况不佳等方面问题。文章逐一分析生产成本提升、技术创新受限、进入状况不佳情况,对污染型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根据每一项条件,带来的具体影响情况,分别展开讨论,通过总结讨论结果的方式,得出环境规制给污染型产业发展带来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升污染型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     

基于DOAS地空观测的典型热带地区臭氧敏感性研究

为实现中国节能减排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本研究选取中国碳排放重要来源之一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采用空间全局自相关，标准差椭圆，空间局部自相关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域能源密集型产业格局、碳排放强度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在空间溢出视角下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结构演变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表明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密集型产业集聚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②标准差椭圆表明，能源密集型产业有重心迁移的现象，但迁移效果不明显.③空间杜宾结果显示，能源密集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强度呈现"N"型曲线关系，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数量和外商投资会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     

环境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研究

结合国际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将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划分为政府立法、政府执法和公众参与。使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公布》（2001－201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了这三种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对中国环境规制效果作用最大的是政府执法，其次是公众参与和政府立法。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优化考核机制、明确权力划分、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分解验证

通过搜集中国2000~2014年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30个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进一歩分解求得技术水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验证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间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分別运用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技术水平退步是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为负,波特假说不成立.环境规制与纯技术效率存在单门限效应,且环境规制在不同区间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波特假说始终成立.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均存在单门限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正,此时波特假说成立;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影响为负,此时波特假说不成立.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需要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效果的差异.     

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异质效应

基于2013~201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果以及经由技术、结构、外贸对资源诅咒的破解路径.研究发现,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破除资源诅咒;提升技术水平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主要方式;成长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提升;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呈现促进资源产业占比的趋势;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加剧了资源产业对其他行业的挤出;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尚不能通过优化产业与贸易结构实现显著的经济促增效果.     

外商投资与国际贸易对中国沿海地区资源环境的影响

论文从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的角度,分别对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沿海地区的资源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在产值总量上,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沿海地区的资源压力和环境污染做出“贡献”,但是从弹性系数角度,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地区资源压力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在逐渐减缓,表明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并不是导致我国沿海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罪魁祸首”,反而是减缓这种压力的主要贡献力量。但是,不可否认,在我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早期阶段,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以及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的确在某些方面,外资和外贸对沿海地区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Constituting leadership via policy: Sweden as a pioneer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Sweden’s role as a pioneer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limate and energy policy unveils Sweden’s ambition to ‘lead-by-example’, by virtue of a win–win combination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via stringent regulations and an early-mover strategy on eco-innovations. The extent of the unilateral approach is constrained by concerns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a persistent debate on the fate of Swedish nuclear power. Whilst Sweden has made significant demonstrative progress in reducing emissions and introducing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these issues may limit her role as a pioneer in years to come.     

环境要素的环境收益、数量测算与受益归宿

为定量测算环境收益及其受益归宿,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复杂耦合关系,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环境统计数据库,用2011~2013年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企业治污成本函数,分介质、分行业加总得到了工业环境收益,采用受约束模型估计了其在企业利润、工资与税收间的分配.结果发现中国年度工业环境收益约9000亿元,是当年GDP和工业增加值的约2%与5%;高耗能行业占了环境收益的近70%.环境收益的最大受益方是企业职工,摄取了总额的约80%,政府是第二大获益方,进入企业利润的份额不足3%;环境收益贡献了企业工资的近25%,高耗能行业该比例达50%.环境要素的使用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工业的深度污染治理可能带来利益格局的不对称调整,对企业工资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应建立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平衡机制.     

A profil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concisely introduced the eco-environmental survey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scientific programm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which is being practiced or being planned.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nation-wide system relating to environment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has taken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 environment problems: (1)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promulgated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 punishment. (2)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pro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or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planning. (3) spreading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ies have reduced the pollutant sources and have increased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profit.     

基于网络搜索行为的公众环境关心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利用环境相关的网络搜索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程度进行评价.构建的环境关心指标体系包括环境污染关心、环境知识关心、环境法规关心和环境行为关心4分类指数和42具体指标.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关心指数主要受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等环境行为关心类指标影响;2011年以来,中国公众环境关心指数取值集中在100~200之间,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动特征.     

中国煤炭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影响分析

对煤炭开采、运输和使用各个环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外部成本进行核算的基础上,运用GREAT-E模型对煤炭环境成本内部化政策给GDP、居民收入、产业结构和贸易竞争力等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煤炭开采、运输和使用各环节分别进行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即使是全生命周期的煤炭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也只导致GDP出现0.15%左右的轻微下降.煤炭环境成本内部化将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从高耗能行业向低耗能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和现代服务业部门转移,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在煤炭生产、运输和消费环节通过征收环境相关税费能够更直接地刺激生产部门的环境行为调整,降低煤炭的生产和消费量,进而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公众态度和机构监督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虽然以往对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的研究中考虑了正式制度因素如政府机构监督，但是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重点检验两种制度情境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环境态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宏观层面的环保机构监督形成的正式制度对大气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基于CGSS2010-2013和2015年的数据库，从中提取出体现环境态度的问题，将其赋值指标化后，作为制度情境纳入环境方程.经过公开数据的收集，得到我国26个省份2010-2014年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发现机构监督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对氮氧化物、烟（粉）尘、二氧化硫排放都有影响，但是公众态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只对烟（粉）尘排放有影响，从而对不同制度情境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进行了探索.     

公众态度和机构监督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虽然以往对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的研究中考虑了正式制度因素如政府机构监督,但是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重点检验两种制度情境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环境态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宏观层面的环保机构监督形成的正式制度对大气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基于CGSS2010-2013和2015年的数据库,从中提取出体现环境态度的问题,将其赋值指标化后,作为制度情境纳入环境方程.经过公开数据的收集,得到我国26个省份2010-2014年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发现机构监督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对氮氧化物、烟（粉）尘、二氧化硫排放都有影响,但是公众态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只对烟（粉）尘排放有影响,从而对不同制度情境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