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修正人力资本法的北京市空气污染物健康损失评价

本文运用修正人力资本法评估了2011年北京市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经济损失。在剂量-反应模型建立上,新加入了温度、湿度和饮食模式三种自变量,并且采用样条平滑函数对变量数值进行前期处理,以增加计算结果的准确度。研究表明,北京市可吸入颗粒污染致死人数占空气污染物排放全部死亡人数的约60%,是城镇居民健康的最大威胁。2011年北京市空气污染物排放导致的健康损害经济价值为60 394.55万元,其中,心血管疾病潜在寿命损失值为42 683.09万元,呼吸系统疾病潜在寿命损失值为17 711.46万元。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是北京市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由此造成的健康损失值也最高;延庆、怀柔、密云地区受污染情况及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相对最低。老年人是构成心血管疾病早逝健康损失的主要人群,儿童是构成呼吸系统疾病的早逝健康损失的主要人群。为有效减轻大气污染物对北京市居民健康威胁,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及城市化进程对空气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与空气污染问题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产业结构是化解两者之间矛盾和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的关键。京津冀区域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科学考察京津冀地区城市化、产业结构及空气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1995—2015年统计数据,构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空气污染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在分析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和空气污染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与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各指数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证明:(1)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在稳步提升的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3)天津市城市化水平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要大于北京市、河北省。(4)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北京市与河北省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文章最后根据结论与相关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北京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重点分析

在北京市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循环经济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引入进一步提升了北京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北京经济向着“低投入、高产出、可循环”的方向发展。在压缩的工业化和工业制造业耗能过大的双重压力下，北京应积极探索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立足予北京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现实，提出企业清洁生产模式、生态工业固模式和工业废弃物可持续利用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能源消费与水资源消费的数据进行标准差和平均值的比较计算。认为北京应积极压缩耗能商、污染大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实现产业的循环转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是北京市循环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最后通过对重点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产业集群分析，提出今后北京重点发展的生态工业园。     

长株潭一体化中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包括株洲、湘潭的一个典型的城市群，它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区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在行政区经济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从发挥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效应着手．针对长株潭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用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来进行协调。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措施和设想。     

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治理的合作机制

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问题对公众的健康造成极大损害,亚洲各国在治理越境空气污染问题中的尤其需要国际合作,根据当前亚洲地区的越境空气污染的现状,梳理了亚洲地区在合作治理越境空气污染问题中的合作框架、合作项目、资金筹措、信息收集与交流的现状,分析其缺陷和不足。通过对北美地区以及欧盟地区在关于越境空气污染治理的合作机制的借鉴和分析,提出对完善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议:(1)整合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治理的合作框架;(2)优化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合作治理的管理体制;(3)增强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的数据和信息交流;(4)拓展亚洲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合作项目范围;(5)深化亚洲地区越境空气污染防治的民间合作;(6)加大对亚洲地区内低碳和空气污染控制项目的投资和融资力度。     

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双重倒“U”型关系的解析与检验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生产活动的活跃引致空气污染排放的加剧，明晰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意义深远。该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城市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均满足倒“U”型关系，且规模与密度均对倒“U”型门槛值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1)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均符合稳健的倒“U”型特征，2018年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由升转降的规模门槛值和密度门槛值分别为105万人和3 469人/km²。(2)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密度已超过门槛值，步入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双下行”通道，这些城市人口增加延长了非生产时间，对有效劳动供给造成的损失超过劳动力时间禀赋的增加，从而使得生产受限减少了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同时，城市高就业密度有利于创新扩散和知识外溢，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产生的减排作用强于高就业密度带来的生产激励效应对空气污染排放的增排作用，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使得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趋于下降。...     

垂直监管改革与空气污染——来自县（市）改区的证据

空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而政府制度是影响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引入县（市）改区的政策背景,探究政府制度中垂直监管改革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1999—2019年卫星图像与县域经济社会数据,该论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县（市）改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县（市）改区可以降低改革县域空气污染约0.62个百分点,表明垂直监管改革具有对空气污染的改善作用。(2)经过替换因变量、子样本回归、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干扰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3)机制分析表明,县（市）改区强化上级政府的垂直监管力度,在财政效应上减轻了改革县域的财政压力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提升空气污染治理能力;在结构效应上增强对改革县域的企业监管程度,减少了当地的空气污染企业数量,并降低了空气污染企业的产值,实现对空气污染的源头管控。(3)异质性分析表明,是否位于行政区边界、改革的方式以及县域地理位置导致改革的效果存在差异。由此,该研究建议应继续深化生态环境、财政税收等相关垂直监管改革,合理调整市县两级的权力配置关系,充分考虑县域实际,从财政支持与...     

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北京市空气质量价值评估

科学地评估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是政府制定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必要前提。近年来选择实验方法逐渐兴起,并被研究者广泛应用于环境价值评估。与其他陈述偏好方法相比,选择实验的一个优势是其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选择实验方法在国内的应用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本研究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两次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网络调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随机参数Logit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空气质量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空气质量价值。根据2015年样本的估算结果,雾霾天气(PM_(2.5)超标)和沙尘天气(PM_(10)超标)对北京市居民的平均边际价值分别为6.32元/d和2.69元/d;根据2016年样本的估算结果,两个价值分别为7.72元/d和2.81元/d。上述估算结果在两次调查样本中基本稳定,而且,在多种模型设定下都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与近年来的同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以2016年样本的估算结果为基础,2015年北京市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引起的价值损失分别为239.61亿元和45.13亿元,占北京市当年GDP总量的1.04%和0.20%。进一步研究发现,北京市2015年和2016年空气质量改善的价值均低于北京市政府同年用于治理空气污染投入的财政资金总量,说明资金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虽然空气质量对高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以收入水平为指标设计的累进税率并不比固定税率更优。     

小清河水资源综合利用现状和对策分析

本文概述了小清河的水资源条件及航运、农业、养殖等综合利用水资源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对继续挖掘小清河水资源潜力提出了初步设想。本文提出了在综合开发利用水资源上,应建立综合机构和保护性法规的建议。并对“南水北调”开发小清河新水源进行了初步探讨。     

2000年前后区域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前景与设想——关于“九五”规划及21世纪环境地学发展项目的建议

本文提出一种研究区域环境地球化学解决宏观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按照环境—地球化学—地质构造三对应的原则提出“八五”后期、“九五”和2000年后区域环境地球化学分阶段发展的设想。除了为国家提供保护治理环境的决策依据外,区域环境地球化学在理论上需要建立起地质地球化学—生态系统物质大循环模型,进行典型环境元素全球对比研究。     

PM_(2.5)污染对京津冀地区人群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控制空气污染的重点区域。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影响不仅会增加额外健康支出,还会导致过早死亡和工作时间减少,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为了评估该地区PM_(2.5)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控制空气污染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福利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效益模型(The Greenhouse Gas and Air Pollution Interactions and Synergies-Model,GAINS-Model)和健康影响模型对2020年京津冀地区PM_(2.5)污染引起的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进行评估。模型结果表明,2020年Wo Pol情景下PM_(2.5)污染引起的额外健康支出分别为北京44.2亿元、天津27.5亿元、河北97.5亿元。PM_(2.5)污染引起人均每年劳动时间损失分别为北京81.3小时、天津89.6小时、河北73.1小时。而劳动力供给和劳动时间减少所造成GDP和福利损失依次为天津(GDP和福利损失分别为2.79%和8.11%),其次为北京(2.46%和5.10%)、河北(2.15%和3.44%)。如果采取积极的控制空气污染物排放政策,在2020年WPol情景下,PM_(2.5)污染引起的额外健康支出分别为北京8.8亿元、天津4.9亿元、河北2.0亿元,较Wo Pol情景下显著下降。PM_(2.5)污染引起人均劳动时间损失分别下降为北京22.0小时、天津23.2小时、河北22.4小时。空气污染物控制政策给北京、天津和河北带来的经济效益分别相当于GDP的1.75%、2.02%和1.46%。因此,本研究显示控制京津冀地区PM_(2.5)污染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其中天津效益最高,其次为北京,河北最低。空气污染物的迁移扩散会影响周边省市的空气质量,因此京津冀地区联合控制空气污染效果更好。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研究

对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北京城八区生活垃圾收集、分类收集、转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垃圾物流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改进的建议及处理处置设施的规划,为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建设和完善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分析是完善空气污染与城市化互动机理研究框架的关键,亦是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文章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反映城市化综合水平,并选取2013—2018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来衡量空气污染,探究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空气污染对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是空气污染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空气污染对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负面作用,进而对城市化产生负向反馈效应。(3)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反馈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空气污染对北方城市、中部与东北地区、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更为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二者在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污染气体减排仍是当前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负向反馈效应的有效措施,而集约高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更是根本举措;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以创新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结构以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在对大中城市进行污染防治的同时,要警惕小城市的空气污染发展态势。     

城市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识别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聚集对空气污染产生的影响效应,利用2004—2018年25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Landscan全球人口动态统计数据、DMSP和Flint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集聚效应、蔓延效应及净效应。结果表明:(1)2005-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聚集度变动对空气污染造成的集聚效应略强于蔓延效应,集聚效应使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降低26.67%,蔓延效应使环境污染水平上升24.66%,两者的综合作用使城市实际空气污染水平比“污染边界”低2.01%。(2)随着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蔓延效应则逐渐减弱,两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联动性;城市人口聚集度跨越门槛值后,集聚效应超过蔓延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对空气污染的综合影响由“加重污染”转变为“减轻污染”,总体上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有利于改善空气污染。(3)不同聚集类型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松散型和中低聚集型城市的蔓延效应仍占主导地位,高聚集型和聚合型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主导作用。(4)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净效应均值在不同年份变动不大,但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正,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负。上述结论对于开展城市人口与空间管理具有启示意义,应从推动人口集聚、防止城市蔓延、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布局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城市人口聚集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一直是空气污染防范治理的重要一环,但空气污染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面对严峻的空气污染,微观企业是会"知耻后勇"强化社会责任履行还是"放任自流"降低社会责任履行?迄今没有文献就上述议题做出探讨。考虑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理念的践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巨大。那么,地方金融发展是否真正以绿色为导向呢?探讨上述议题,对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推动空气污染防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城市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当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会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通过断点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在分别以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刻画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边际改进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资金实力的同时,会强化空气污染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城市金融发展并非绿色导向的金融发展,由此导致高污染地区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倾向于"放任自流"而非"知耻后勇"。考虑到企业融资约束差异性后,我们发现,对于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根据研究,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空气污染减少企业就社会责任方面投入进而损害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防止出现空气污染加剧和企业环保投入萎缩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提高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理念,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激励机制,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北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验证

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2005年北京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和重化工阶段。在这一特定发展阶段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综合决策。推动北京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同经济增长尽快达到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mmental Kunznets Curve。EKC）假设,以北京为例验证EKC假设及其条件。本文采用北京市1990—2004年闾的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解析十类环境指标的EKC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验证表明：除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N形外。其它环境指标虽下降或倒U形。即已跨越了EKC顶点正逐步实现解耦。本文引入了“强度EKC曲线簇”,通过确定不同城市在该坐标系中的相对位置来比较城市间的耦合状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PSR（Press-State-Response）政策分析框架。从环境政策、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探讨了北京EKC演变的驱动因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市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到2020年要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实现北京市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必须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最终实现三地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本文依据统计局最新的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表,编制了19部门完全劳动消耗表,提出了劳动影响力、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并具体给出了某一产业是如何影响其他产业就业量的计算公式。利用完全劳动消耗表所反映的各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结合各产业的具体特点,提出了直接转移、转移上游、限制需求、转移环节四条疏解办法。并进一步定量测算了产业疏解后对本部门和关联部门就业人口的影响程度,模型结果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转移北京市批发零售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9.8、4.1万人就业,最终减少23.9万就业人口;转移制造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4万、8.2万人,最终减少22.2万就业人口。     

空气污染视角下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模拟研究

空气污染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是缓解该问题的重要途径,探究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空气污染问题的改善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为双重目标,以投入产出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一般的具有政策权重的产业结构双目标优化模型。模型目标中的权重体现了政策对两个目标的倾向性需求。给定了某种政策权重,就能根据优化模型计算出最优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我们以SO 2的排放量作为环保指标,以GDP作为经济指标,利用上述模型,依据实际数据,在不同政策权重下,对北京市2017年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模拟测算,从而给出了与之对应的北京市最优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特别地,选择了其中三种政策倾向力度,即经济增长偏向性政策、中性政策、环境保护偏向性政策方案,分别给出了最优产业结构方案的数量结果和两个目标的值。我们注意到,2017年的实际值与2016年的实际值相比,2017年的污染物SO 2的排放量大幅减少,且GDP也有所增加,这表明了政府部门的政策相对有效。但是,我们计算出的三种最优化的产业结构对应的两个目标值均优于2017年实际值。事实上,对于经济偏向性政策,最优化的产业结构使得GDP的数量上升更多,而SO 2的排放量也减少了不少;即使是采用环保偏向性政策,不仅使污染物SO 2的排放量更少,而且使GDP的数量仍然高于2017年的实际值。这说明本文提出的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环境保护是一个可行的、合理的途径。     

汽车消费和空气污染相关性的面板数据分析

汽车尾气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在近几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其它学者不同的是,本文从汽车消费行为入手,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讨论了我国私人轿车消费行为同空气污染的关系。通过对私人轿车需求量和空气污染产生方程的估计,我们发现可支配收入、家庭平均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及汽油成本是影响我国私人轿车消费者购车需求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解释我国60.6%的轿车需求量,并且我国消费者对排量为1-1.6 L的轿车需求的收入弹性最高,为1.88;对小于1L排量的汽车需求的收入弹性最低,为0.44。轿车保有量和空气污染的回归结果表明,使用人口数量、汽车保有量、制造业产出份额以及收入水平来解释空气污染的PM10、SO2和NO2指标,解释度分别为37.8%、30.7%和50.3%。     

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价值观上,可持续发展是从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和谐的关系。在发展观上,可持续发展是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指标转变为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对首都北京来说,人与自然和谐方式的建立,需要通过两个层面体现:一个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系统;一个是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人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发展思路、发展水平,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北京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北京应当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榜样。论文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北京市水资源、人口规模、环境污染、城市交通、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北京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