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深圳宝安区为例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协调评价在应用方面多集中于现状评价和短期动态分析,关注城市化长期进程的案例较少,且研究尺度多数是城市及以上水平,对于行政区及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典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区——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选取与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9个指标,建立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协调发展度,对1994─2012年宝安区的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年间,宝安区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大致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先稳定升高后大幅下降再持续升高最后略有降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经济滞后-环境经济同步-环境滞后的转变,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可将1994─2012年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初期(1994─2000年间),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城市化中期(2001─2006年间),协调发展度大幅下降,从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2006年);城市化后期(2007─2012年间),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变化。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与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历程关系密切。研究成果可为城区可持续发展决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其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研究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经济和生态的矛盾日益突出。选择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变异系数的协调函数模型对其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1999—2008年,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地市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总体由失调状态转向勉强协调,其中天水市呈直线上升趋势,咸阳、宝鸡、铜川3市的协调度在波动中有所增加,西安市变化幅度不大;2）人口、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变化,西安市生态子系统协调度的下降,制约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3）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为关中-天水经济区中部地市的协调度较高,渭南和天水市的协调度始终处于该地区的较低水平。     

成都市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从城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方面分析了成都市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间协调度的变化趋势，评估了成都市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类型，得出了成都市属于总体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的结论。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测定——以陕西省为例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本文采用2008年陕西省10市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陕西省十市区2008年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并通过隶属函数测算资源、环境和经济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值,分析了陕西省各市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宝鸡、咸阳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西安、延安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度最低;榆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资源、环境和经济也在向协调方向发展;汉中、安康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比较低,但资源、环境和经济基本协调发展;铜川、渭南、商洛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也比较低。陕西省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待提高。     

基于时空理念的区域协调度模型及实证分析

以区域关系的实质为着眼点,将协调度的内涵界定为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的定量指标,以此为基础,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入手,选择指标构建评价模型,对1990-2003年新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阶段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子系统及资源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提升,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整体上在逐步改善;从空间上对新疆87个县市协调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空间差异性较大.     

基于CA-Markov模型的惠州市生态与经济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模拟预测

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关系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土地科学的焦点。基于2000—2015年惠州市遥感影像,通过CA-Markov模型预测研究区2025年土地利用状况,以1 km×1 km惠州市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生态,以GDP表征经济,运用经济协调度模型对惠州市生态与经济协调度进行耦合,开展时空演变分析及预测,同时采用Getis-Ord Gi~*分析其空间异质性,以此揭示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模拟预测2025年的惠州市土地利用格局与其他时期相比,土地利用效率较高,景观破碎化现象相对于前期得到有效缓解。经济环境协调变化指数在近20 a变化较大,生态经济失调区域面积大于生态经济协调区域面积,空间分布上失衡,生态环境质量低和经济发展过快的两极化现象较为严重,生态与经济协调水平总体不高,发达地区周边的局部区域从不协调向协调转变,并有逐渐扩大趋势。经济协调度空间分布模式从2000年的冷点单一聚集发展为2025年的冷热点2种集聚模式共同分布,同时热点向冷点逐渐迁移。目前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形势较为严峻,但已有转好的趋向,并且空间差异不均衡和两极化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实现生态与经济协同可持续发展。     

县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以四川省丹棱县为例

建立基于自然-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县域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体系,评价2001-2010年四川省丹棱县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并分析土地生态系统协调度的动态变化,探讨丹棱县在眉山市所处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结果表明,2001-2010年丹棱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总体呈好转趋势,但至2010年仍处于敏感级和预警状态,综合生态安全值由0.630 6增长至0.697 2,其中土地经济生态安全值由0.236 6增加至0.327 9,但自然和社会生态安全值分别由0.262 3和0.131 7下降至0.253 9和0.115 3.2001-2010年土地生态系统协调度由0.670 9下降至0.535 6,从2007年起系统处于不协调状态.从2008年起丹棱县土地生态安全水平高于眉山市平均水平.     

半城市化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关系分析

高效、经济、洁净的能源保障是半城市化地区向城市化推进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经济、环境三者的协调作用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保障半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厦门市集美区半城市化的特点,分析了该区域能源-经济-环境(3E)之间的关系,揭示3E关系瓶颈产生的原因,旨在为构建半城市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3E系统提供帮助.分析结果表明,粗放型的能源利用方式、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忽视能源的集约利用以及环保意识薄弱是制约集美区3E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和经济结构体系以及加强环境保护意识都将是构建集美区和谐3E系统的有效途径.     

淮北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协调发展研究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影响城市的整体发展。本研究鉴于淮北市资源型城市的特殊地位,用1998—2007年的数据对淮北市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协调度模型分析历年淮北市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998至2007年淮北市的总体发展形势是经济水平逐渐提高,生态环境状况逐渐改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逐渐走向协调,其中2003年到2004年是淮北市总体发展的转折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之间由基本不协调转向基本协调。最后提出在淮北市临近资源枯竭的关键时期应加强生态建设,加大产业转型力度。     

甘肃河西走廊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协调发展

在分析城市化与水资源交互胁迫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对甘肃河西走廊城市化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自1985年以来,河西走廊城市化水平在曲折发展中呈现出明显升高的变化趋势;水资源压力不断增大,并呈现出对城市化具有一定影响的特征。目前河西走廊正处于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协调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二者的耦合状态有不断减弱的趋势。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干旱区,水资源压力随城市化的推进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城市化的发展往往是需要一定的水资源压力为代价的,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与水资源的关系不断得以磨合,最终将朝着协调共生的方向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测定——以重庆市为例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1996-2006年重庆市人口、环境与经济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计算了重庆市1996年以来的综合评价指数和三个系统间的协调度值。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生态经济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合动态评价--以雅安市为例

在对雅安市实例评价中,综合考虑了城市化质量、环境和生态3个子系统,最终选取了42个要素指标,建立了3级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合评价指标体系;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用于整合动态评价,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在参考国家标准值和国内良好特色城市现状值的基础上,结合雅安实际,构造了各项对应指标的目标序列,将其作为该市2007年目标值,计算得到各子系统分指数和整合指数,对其变化趋势和关联性进行了评价分析,发现雅安市正处于强生态弱城市化的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中国不同城市群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度分析

采用定量为主和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城市群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度。通过分析发现：第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整体协调度不高,绝大部分属于轻度失调类,经济发展是其主要影响因素;第二,协调度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递减的梯度变化,而社会与经济的滞后性影响力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现象;第三,协调度呈现＂三高两低＂的城市集聚格局,其中3个协调度高值城市集聚群分别位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2个协调度低值城市集聚群位于内陆中部地区。     

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模式探究

促进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将物质流分析方法和系统动力学结合,构建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经济加速发展模式、惯性模式、资源环境保护模式和协调发展模式,通过不同模式的对比探寻京津冀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优路径。结果显示:协调发展模式下各地社会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环保和科技投资,提高工业固废回收利用率等措施,3地资源环境压力减轻,协调发展度提高幅度高于另外3种模式,是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对最佳方案,但是河北省仍需注意化解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压力上升的问题。     

大亚湾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变化及其对水温上升的响应

大亚湾核电站1994年建成运行。文章研究大亚湾长时期的生态和环境变化,分析大亚湾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变化与环境变化,特别是水温上升的相关性。研究显示,网采浮游植物种类数目在1994年后减少了16种;1994—2004年间,网采浮游植物细胞相对密度以2.13×107m^-3·a^-1的速率下降,而在1985—2004年间核电站建站的下降速率为2.85×106m^-3·a^-1;与1982年和1994年相比,1998年的浮游植物群落优势种中细胞个体相对较大的种的比重下降,细胞个体相对较小的种的比重上升;从1985年到2003年,叶绿素a（Chl-a）质量浓度的上升速率为0.069mg·m^-3·a^-1,而1994年到2003年的上升速率加快,为0.076mg·m^3·a^-1。与此同时,大亚湾的水温在1994年后明显上升,海水盐度、溶解氧（DO）、化学耗氧量（COD）、和营养盐在1994年后变化幅度也增大。研究结果揭示,核电站热排放导致的水温上升是影响大亚湾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因素。     

山西关帝山神尾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环境关系的研究I．丰富度、均匀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

以89个植物群落调查样地数据为基础，运用8个多样性指数对山西关帝山神尾沟物种多样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1）群落总的表现为多样性和均匀度随海拔升高而下降，丰富度从1700m下降到2400m后开始升高；（2）群落不同层次表现为乔木层和灌木层多样性、丰富度和均匀度随海拔升高而下降，草本多样性和均匀度表现为上升趋势，丰富度下降到1900m后开始上升；（3）乔灌草三者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值以及变化幅度都表现为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三者均匀度相差不大；（4）群落不同坡向表现为阳坡多样性和丰富度都大于阴坡，均匀度相差不大.图6参7     

典型城区与郊区环境两种灌木生理生化特性比较

选取北京城区与郊区典型样点,针对栽植多年的大叶黄杨（Euonymus japonicus）和小叶黄杨（Buxus sinica subsp.sinica var.parvifolia）成龄植株,分别于春、夏、秋3季取样测定叶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研究了城区与郊区环境下2种灌木的生理生化特性的差异。结果表明：生长前期（春季）城区车公庄2种灌木的叶绿素总量高于郊区植物园,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低于植物园（夏秋）。Chlb的城郊变化幅度大于Chla。Chla的变化趋势与Chlb相反造成了Chla/b的大幅度变化。大叶黄杨的叶绿素总量和Chla/b比小叶黄杨受城区环境影响更大。城区环境下2种灌木自由水/束缚水降低,脯氨酸质量分数、丙二醛质量摩尔浓度升高,说明城区环境下2种灌木生理代谢水平降低,膜脂过氧化。城区环境下大叶黄杨的自由水/束缚水、脯氨酸质量分数的变化率较小叶黄杨高,2种灌木丙二醛的变化率相近。综合来看,城区环境下大叶黄杨的生理生化反应比小叶黄杨更敏感。     

基于脱钩理论的城市化水平与耕地安全水平的近程耦合关系研究

当前我国快速城市化推进对半城市化、农村等近程区域分布的耕地产生直接、强烈的影响,也对耕地安全造成强大的胁迫效应。为此,构建城市化-耕地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计算城市化指数和耕地安全胁迫指数,并基于脱钩理论方法对城市化水平与耕地安全水平的近程耦合关系进行量化分析。以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例,定量分析2000—2014年间其城市化水平与耕地安全的脱钩-耦合关系及耕地安全对城市化进程的响应程度。结果表明,2000—2014年间,连云港市城市化指数持续增高,耕地安全胁迫指数波动降低;2000—2007年为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及扩张脱钩的波动状态;2008—2014年呈更加强烈的波动状态,包括2008—2012年的强脱钩和2013年的扩张负脱钩状态,这反映出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对这一典型近程耦合系统产生了较大影响。研究期内连云港市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耕地安全所受胁迫程度不断降低,两者虽总体呈强脱钩关系,但仍需注意近程耦合结果波动性较大所揭示的不确定性问题,需要谨慎权衡城市化相关政策对耕地安全的影响。与过去的宏观、单一指标模型相比,基于近程耦合关系提出的多指标脱钩-耦合模型更具综合性,能更加全面、精细化分析快速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安全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半城市化地区景观安全格局评估提供支撑,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化对北京霾日数影响统计分析

近年来,随着超大城市/城市群大气灰霾等复合污染加剧,引起人们对区域生态环境与及公共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应用北京地区1980—2012年气候资料及同期城市发展统计指标,统计分析了城、郊区间霾日数的变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北京城市化及局地气候差异对霾日数的影响。分析表明：北京城区霾日数要明显多于郊区,在2007年以前城、郊区站点均有相似的波动增长趋势,但城区站霾日数增加速率（约21 d/10 a）要远大于郊区站（约7.2 d/10 a）;北京各地霾日数与主要城市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001显著性水平,随着城市化而迅速增加的能源消耗和机动车尾气排放是导致北京地区灰霾天气逐渐增多的主要污染源,污染源的不均匀分布是导致城、郊霾日数差异的主要因素。分析还发现,城市化导致的区域气候差异对局地灰霾亦有较明显的影响。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郊区气候差异逐渐变大,城市下垫面粗糙度增加导致近地面层风速减小。大城市热岛效应背景下,更容易出现较厚的逆温层,这将阻碍空气垂直方向的对流输送。此外,城区气温持续上升,相对湿度下降,平均风速减小,小风频率增加,也会阻碍空气的水平流通,使得城市排放颗粒污染物的扩散难以扩散,有利于霾日增加。这表明北京地区城市气候效应对区域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石家庄市经济-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河北省石家庄市空气污染较为突出,研究其经济-交通-环境3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对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各系统之间演化方向、演化速率的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指数由0.42增至0.77,表明研究期该区域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逐步改善。从发展水平看,环境系统(0.53)交通系统(0.39)经济系统(0.35)。从演化方向看,经济与交通系统的发展趋势差异逐步缩小,经济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逐步增大,交通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缩小。从演化速率看,环境系统(0.01)经济系统(-0.04)交通系统(-0.11)。研究表明石家庄市环境质量加速改进,但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增速逐步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