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世界石油供给格局中的地位及演变

推进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称"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和战略突破口。鉴于现有研究对经济带内的石油资源储、产、消、贸情况少有系统分析,文章采用箱线图分析法,探讨经济带内主要产油国的相对供给位序及其在世界石油供给格局中的地位与演变,并结合各国石油供需平衡状况的变化,提出我国与带内主要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经济带无论是在石油储量、产量、储采比还是出口量上,均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石油供给增长的主源地;2)经济带内以大中型以上石油供给国居多,且呈高度集聚态势,形成波斯湾沿岸供给极核和环里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供给金三角,特别是环里海地区增长势头强劲,与波斯湾地区的供给差距有所缩小;3)经济带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波动非常明显,主要是受地区局势变化、OPEC产量调控以及供给国内部需求波动的影响;4)未来我国仍应以波斯湾沿岸国家作为带内石油合作的主要对象,并在该地区进一步推进来源地多元化战略;环里海地区是我国另一大战略合作地区,近期应以石油运输基础设施合作为基石,并逐步构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合作金三角,对冲合作风险;5)中印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增强地区石油议价话语权,提高地区石油运输安全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分析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研究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的科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水资源数据库,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自然禀赋、利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水资源开发潜力。结果表明：（1）从水资源禀赋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表水、地下水和水资源总量均以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高,中亚、西亚等地区相对较低;人均水资源量则以中东欧、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较高,西亚、南亚地区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来水依赖率整体表现为跨境河流下游高,上游及海岛国家低。（2）就水资源利用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水量整体呈现“东多西少”的格局,人均用水量表现为“中亚最高,周边较低”的特点;用水结构亚洲国家多以农业用水为主,中东欧国家则多以工业用水为主。（3）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发现,阿拉伯半岛地区各国水资源开发潜力很低,中东欧及东南亚地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很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下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生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通过对沿线国家粮食生产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40年来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粮食的重要产区,粮食产量占全球比例50%~60%左右,1977-2016年粮食产量呈增长趋势,单产是其粮食总产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1995-2016年人均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国别差异显著,人粮关系逐步改善,区域粮食保障程度整体增强。（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生产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中国、印度、俄罗斯是其主要粮食生产国,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粮食产量普遍较高,阿拉伯半岛国家的粮食产量相对较低。（3）稻谷、小麦和玉米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对粮食总产变化的贡献最大,1977-2016年玉米占比不断增加,三大作物区域分布特征明显。     

“实心”与“空心”：旅游地乡村聚落土地利用空间“极化”研究——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两个村庄为例

从土地利用视角关注乡村发展转型是近年来国内外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论文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内两个临近乡村聚落为例,研究了过去30 a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化过程。研究发现：以1986年旅游业导入为分界点,两个原本发展背景相同的传统乡村聚落,呈现相背离的“极化”发展态势。苟各庄村逐步演化成为新型旅游城镇,日趋繁荣和“实心化”;交界口村则相反,逐步走向衰败和“空心化”。研究认为,旅游地聚落“实心”与“空心”的“极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旅游地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具象空间投射。在苟各庄村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导入引起的“内生式”非农化进程,在交界口村则主要表现为外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外拉式”非农化进程。对于旅游地而言,这种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极化影响的空间外溢,也为区域内发展相对滞后的“空心村”的再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熟人社会”农村与“原子化”农村中的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博弈、仿真与现实检验

以生猪粪便制沼气为例,应用博弈论和仿真方法,探究了“熟人社会”农村和“原子化”农村中养猪户的行为演化规律和稳定策略。进而以规模养猪户微观数据为基础,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博弈和仿真结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性共识”引致的隐性激励是维系“熟人社会”农村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的重要机制。而在“原子化”农村中,由于人情机制与礼俗机制的衰弱,“地方性共识”近乎消失殆尽,养猪户倾向于成为严格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导致生猪养殖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集体行动举步维艰。据此,在强化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推动“地方性共识”建设,以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生态振兴。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聚落“双修”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以祁东县沙井村为例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凋敝对城乡协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寻求乡村发展路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迫在眉睫的核心任务。在厘清乡村聚落物质要素修补与非物质要素修复的聚落“双修”内涵基础上,针对乡村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通过“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人口”“土地”“产业”和“配套设施”的转移及建设,来探究根治“乡村病”的科学模式与振兴路径：对标双修、绿色发展以振兴乡村生态;六位一体、文化繁荣以振兴乡村文化;高效输出、对口回流以振兴乡村人才;横向联合、纵向推进以振兴乡村产业;三治融合、多元共建以振兴乡村组织。以祁东县沙井村规划实践为例,从人、生、文、地、产、设等六方面提出修复修补策略与措施,以达到修复乡村生态、培育乡村文化、恢复乡村社会朝气、振兴乡村产业经济、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的目的。     

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时空变化及协同/权衡关系

揭示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协同/权衡关系,可为县域空间规划布局提供理论支持。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识别体系,以空间自相关和相关系数法定量测算江苏省55个县域1996年、2005年、2015年三个时期的“三生”功能时间效应及协同/权衡关系。结果表明：（1）江苏省“三生”功能生态位宽度变化各异,空间分布各具特色,具体表现为：1996-2015年生产功能生态位宽度时序上总体呈增长状态,变化过程具阶段性;空间上呈“南高北低”格局特征,长江南岸条带状集中分布,长江北岸则呈多集聚斑块状。1996-2015年生活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压缩,空间上具以市辖区为中心向外同心圆衰减规律。1996-2015年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增大,空间上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具依山傍水呈高值特征。（2）江苏省1996-2015年间,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均有随时间变化正相关类型（高高、低低）集聚明显,“组团”式分布;负相关类型（高低、低高）集聚性低,“离散”状分布规律。 （3）生产与生活功能存在空间协同关系,生产与生态功能呈协同/权衡波动变化态势,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与生态功能,交叉变化更明显,不同年份协同/权衡关系在不同单元有明显差异。研究表明,以上特征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吻合性,未来应逐步改变以生产功能过速扩张压缩生活、生态功能的现象,应以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三生”更加协同。     

科学理性与决策机制：“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思考

“双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具有前置和基础性作用的制度设定与技术基础。结合实践案例对“试行指南”进行理论思考,结果发现：“双评价”的技术、逻辑路径内含有科学问题和假设;同时,对制度建构具有约束和纠偏作用。“双评价”发挥有效作用需兼顾科学性和政策性,也因此难以两全齐美。技术方法和数据方面存在“加合困境”“分解困境”和“排序困境”。合理有效的“双评价”需要提高两个评价内容的技术合理性,并通过两者耦合进一步提升合理性。也要充分适应决策机制与主体目标,认识科学研究与决策支持研究之间的差异,根据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事权层级和分工关系优化分析评价方法。结论对“双评价”定位优化与技术逻辑改进有实践指导意义。     

世界石油资源空间分布格局演化分析

文章以石油探明储量为考量指标,以1980-2009年为研究时段,分析世界石油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化特征。根据1980-2009年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阶段性上升走势,可将其大致划分为5个演化阶段,并选取相应的特征时点;针对各特征时点,依托ArcView GIS的空间分类与可视化功能,考察世界石油资源分布的等级体系、空间组合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世界石油资源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多中心的圈层结构,其中波斯湾储油圈层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储油圈层分别是东、西半球的油极,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其他七大区域性储油圈层则呈差别成长态势;②世界石油资源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升西落"的演化态势,总体分布格局经历了多元化(1980-1985年)、极化(1986-1990年)、再多元化(1991-1997年)、再极化(1998-2001年)、复又多元化(2002-2009年)的演化过程,形成"北集中、南分散"的分布态势;③西半球石油储量空间逐渐分裂,而东半球中部的储油圈层则逐渐对接形成一个巨型弯月状储量带。     

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国供应安全的定量评估

原油供给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定量评估可为防范风险提供政策参考。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测度中国与21个主要原油进口来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大多数原油贸易伙伴的关系处于中低水平,但近十多年总体保持上升趋势,原油进口存在一定的政治关系风险但趋于下降。选用资源、政治、经济、运输、军事5个方面的11个指标,通过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方法评估中国21个原油进口来源国的供应安全度,并识别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1国供应安全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中东国家、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供应安全度较高,多数非洲国家和亚太国家供应安全度较低。供应国的原油资源状况、运输风险、政治风险是制约多数国家供应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为防范风险,中国需坚持开展多边“能源外交”,扩大战略石油储备等多方面施策方针。     

我国饲料粮区域产消平衡特征及政策启示

我国饲料粮消耗量大且增长迅速,已经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首要影响因素,准确判断我国饲料粮的区域产消平衡特征对农业相关政策的制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在详细分析各省区不同畜牧产品粮食转化系数的基础上,对区域饲料粮的产消平衡状态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近年来我国饲料粮消费量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21 730万t增长到2015年的30 549万t,15 a间增长了8 819万t。2）2015年生猪饲料粮消耗量最大,比例达到了44.4%,占据了我国饲料消耗总量的半壁江山。其次为禽蛋与禽肉消耗,消费占比分别为15.8%与12.7%;牛肉、羊肉、牛奶与水产品的饲料粮消费量比例均在5%~9%之间。3）2015年全国饲料粮总计短缺4 276万t,区域上呈现“北余南缺”的格局,东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饲料粮供应区域。从粮食转换系数与饲养结构来看,“北粮南运”现象是粮食资源的合理配置。论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转变消费结构,增加牛肉与牛奶的消费量;2）推动“以粮为纲”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转变;3）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从全球视角保护粮食安全。     

区域粮食储备的地区差异与规模确定分析

粮食储备对维护粮食安全和保障社会安定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粮食产供需的时空差异持续加剧背景下,以省域为单元,利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法研究我国近年来区域粮食储备的时空演变和地区差异,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粮食储备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给出分区域的粮食储备规模确定方式。结果发现：我国粮食储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高储备区向东北地区扩展,低储备区进一步向西部地区转移,两者的显著集聚范围逐渐扩大,致使地区差异逐渐增大;区域粮食储备规模与粮食生产能力、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灾害影响、交通条件和社会影响力紧密相关;综合考虑空间效应和相关因素确定区域粮食储备规模,为我国分区域粮食储备研究提供新思路。     

石油储备库建设项目安全风险管理研究

运用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合我国石油储备库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分析石油储备库建设的必要性及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生产安全风险因素,研究石油储备库从项目立项、设计、施工及运行期间的安全风险管理,提出应采取的风险对策措施,构建大型石油库建设项目风险预警及应急管理体系,以期保证石油储备库建设项目全过程安全。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Six Black sea and five Caspian sea riparian countries began their way to modern managerial practice at their coasts in 1990s of the previous century. For five Black sea and four Caspian sea countries the time has coincided with launching complicated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socialism to market economy.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within framework of the Black Sea and the Caspian Sea (CEP) Environmental Programs and resulted 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ICZM Reports (Coastal Profiles), ICZM Networks, Transboundary Diagnostic Analyses, Strategic Action Plans. Th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n ICZM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large specificity of the regions and countries required and keeps demanding improvement of the approaches, methods, criteria for efficienc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The paper analyses heritag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prospects of ICZM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under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last decade, important steps have been take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rial process at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countries coasts, but the clear need should be emphasized now to move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ation stage. Among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age are: ICZM is very difficult for real implementation and takes years, it needs proper understanding, and it has to be implemented using both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it has to be implemented using all possible tools and procedures. At the moment the u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to the coasts depends, in the first plac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vital motivation of certain key decision-makers, especially at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s. Meanwhile, two recent events: (a) new activity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initiated by EU, and (b) launching of the long-waited CEP second phase – produce real infrastructural opportunities for moving forward.     

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领域与均势区演化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世界能源贸易版图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美国成为新的传统能源权力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 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及均势区变化：（1）随着国际能源权力体系和能源贸易网络的发展演变,中国和美国的能源权力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中美煤权力和天然气权力空间基本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组团,中国原油权力空间保持强劲的全球扩展趋势,而美国原油权力空间面临转型重构。（3）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均势区不断碎片化成点状镶嵌,相对集中于欧洲大部、非洲南部和东亚,形成资源禀赋型、资源消费型、地缘通道型、政经倾向分离型、“第三国”控制型等五种类型。（4）中国对五种类型国家的能源合作政策宜因地制宜,有所侧重。通过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吸引资源禀赋型国家,与资源市场型国家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确保地缘通道型国家安全畅通,对政经倾向分离型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影响外交政治,合理安排与“第三国”主导型国家的能源合作。结论可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格局重塑的复杂性变局,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合作与要素资源投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区域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

长期以来,东海区一直是中、日、韩三国海洋渔业的传统作业渔场。由于长期的过度捕捞,东海区的主要经济鱼类总体上已严重衰退,需紧急加以养护。东海区多数经济鱼类的洄游经过中、日、韩三国近海,养护与管理好该区的渔业资源,需三国共同参与,这也顺应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在东海区的渔业生产与管理中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三国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东海区渔业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目前东海区进行渔业资源的区域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还面临一些困难,因此,可以分近期和远期实施不同的区域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方案,近期实施以控制捕捞努力量为主体的管理方案,远期实施以总可捕量(Totalallowablecatch,TAC)制度为主体的管理方案。     

中国冰川旅游资源开发模式与对策研究

中国冰川资源规模巨大,形态各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具有绝对的垄断性地位。然而,我国冰川旅游发展却较为缓慢,景点稀少,与冰川资源禀赋极不相符,与国外冰川旅游发展差距较大。冰川旅游资源的吸引功能并非由冰川旅游单体决定,往往由冰川及周边景观的组合程度大小决定。鉴于此,中国冰川旅游需要改变以往冰川观光和其他单一景点开发模式,进而向冰川、雪山、森林、草甸、湖泊、峡谷与民族文化组团式开发转变,通过冰川与其他景观的组团式开发模式,扩展其冰川旅游类型与内涵,延伸其高山带山地旅游产业链,提升我国冰川旅游产品品牌价值,以此为我国冰川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