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流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正确协调“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选择深圳、东莞、上海、无锡、武汉五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搜集上述城市近20年来耕地资源流失量及人均GDP统计数据。分析耕地面积减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流失量最初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越过某一个阈值后。就开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降低。虽然这样的演化规律受政策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有所波动。出现阶段性变化。但基本上仍吻合库兹涅茨曲线的一般特征；耕地资源流失量下降的阈值受城市经济、消费水平的影响，有所差异，上述五城市的阈值在5192元至17751元之间；相应地，二、三产业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相应所占的份额基本在86％～97％之间变动。     

实施土地管理“五个统一”的体制提高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蕴含着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当今普遍关注的中心议题。人多地少,人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2/3的珠海来说,在进行特区各项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既充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的地理优势,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载体,实现地尽其利的     

安徽省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利用1978年以来30年的耕地资源统计数据，分析了安徽省耕地资源数量变化总体特征，探讨了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耕地资源总量和人均耕地占有量均有呈直线递减趋势，其中耕地资源总量年均减少率为024%，人均耕地面积年均减少率为115%。（2）粮食产量总体呈增加趋〖JP2〗势，但具有较明显波动性，粮食安全仍将面临着很大挑战。（3）粮食总产量与单产水平和复种指数密切相关；而粮食总产量年变化率，则主要受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影响。1978年以来，耕地资源数量逐渐成为影响该省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限制因子.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今后1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承前启后,迈入中华民族为之百年奋斗、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的关键时期。因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又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其核心问题是发展。这种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     

控制人口增长 实现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川省是我国西南部的一个大省,拥有57万km~2国土面积和1.1亿人口。40多年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里,四川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四川省的人口压力大,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等都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人口增加与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等问题也密切相关。在这种形势下,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实现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必然。     

“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与措施

“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与措施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我国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了今后５年以及１５年的环境保护目标，即到２０００年，力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国家统计局拟定小康量化标准

国家统计局最近组织有关单位就2000年实现“小康”目标共同拟定了全国、城市、农村三个小康生活标准的量化指标。就全国来说,小康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达到2400元人民币(下同);人均年收入1400元;人均住房面积15.5平方米;人均日摄取热量2600千卡;恩格尔系数在47～49％;平均期望寿命70岁;中学入学率为55％～60％。据悉,1990年,全国接近上述小康指标的程度为57.7％。城市小康生活标准共有15项,其中主要     

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对江西省42个县74个行政村的《耕地流转现状及农户耕地流转意识》专题调研基础上，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对当前农村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反映区位条件水平的指标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地貌；反映资源禀赋的指标包括常年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耕地破碎度、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收入、耕地收入占年收入的比重。研究表明：耕地离县城距离越近，其流转补偿额会越高；随着地貌的复杂化，〖JP2〗耕地流转补偿相对就较少；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越多，耕地流转时补偿费用就越低；家庭耕地收入比重越大，补偿费用也越高.     

浅析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

浅析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邢廷铣（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１９５０年比，我国土地产出率提高了３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１倍，用占世界７％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温饱...     

我国能源节约战略研究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国万美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节能潜力很大。其中工业部门是我国的能源消费大户。其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其节能潜力也居第一位。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人均GDP是3000美元，按届时人口15亿计算，全国GDP为49500亿美元，所需要的能源总量是33亿t标准煤，万美元GDP的能耗是6．67吨标煤；人均能耗是2．13吨标煤。只要政策选择适当。我国完全可以以当初发达国家一半的能源供应实现其相应的人均经济发展目标。为此，我们需要继续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推动能源节约与资源综合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制定与《节约能源法》配套法规，引导和规范用能行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中国区域经济与资源丰度相关性研究

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水、耕地、森林、能源、矿产等五种资源．验证了1978—2004年中国不同种类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问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①资源诅咒原理在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仍然成立，除水资源外．耕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等四种资源的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程度由裔到低依次是：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森林资源；②遭遇“资源诅咒”的省处于“资源丰度一经济发展”坐标系第Ⅳ象限。并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③各省人均GDP与综合资源丰度的对数成反比．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④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往往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荷兰病”效应、制度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区位和交通因素等方面。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度与分析

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272.34亿美元/年，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贡献45.34亿美元/年，占总生态服税务价值的16．65％；湿地生态系统贡献58．46亿美元，年，占到总服务价值的21.53%；农田生态系统贡献4.08亿美元库，占总价值15％；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29．48亿美元，年，占总价值的47．54％；浅海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34．89亿美元，年，占总价值的12．84％。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提供者是水为主导因子的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浅海海域生态系统，提醒人们水是该地区主要而富有特征的生态要素，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要关注区域水问题。长江三角洲生态服务价值占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1／4多．这一比例虽然与世界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相对较低，但不说明生态服务价值是可以被忽略的，相反，说明支持国民经济运转的自然生意服务非常重要，需要保护相关的生态系统。长江三角洲的生态系统服务在干扰调节、水调节、水供应、养分循环、废物处理等方面的价值较大，分别占总价值的比例为119％、3054％、11.99％、22.97％和7.22%。这与水在区域中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另外，长江三角洲生态系统在气候调节、防止侵蚀、食品生产、原材料、文化娱乐等项服务上也有一定价值。     

雨洪的经济学属性与管理模式转换研究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但同时雨洪排放又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公共负担。所以为了减少雨洪灾害的发生,减少因雨洪灾害而造成的损失,同时解决我国很多地区严重缺水现象,应转变原有的雨洪管理模式,实现雨洪管理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换,即由传统的废弃物排放管理转换为资源的收集利用管理,使雨洪真正转变成为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本文分析了雨洪的经济学属性以及其对雨洪管理模式转换的重要启示,分析了雨洪管理模式转换的可行性,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虚拟耕地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及贡献份额研

虚拟耕地资源被广泛认为是缓解国内耕地资源压力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在论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计算1996~2018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并对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进行实证分析，为调整对外贸易战略及优化耕地资源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虚拟耕地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农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决定了中国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大国，其中，油料是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最大的品种；虚拟耕地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26%，观点得到了佐证。同时，还提出了要试点实施虚拟耕地资源，全力以赴做好贸易政策调整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倒逼主要农产品进行结构调整；努力构建虚拟耕地资源管理新模式，推动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结合等政策建议。     

耕地资源等值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以耕地基本产出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隐性失业等情况，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产出模型，并在建模过程中剔除了科技进步因素对产量的影响。从效用原理出发，以一定投入水平和自然条件下的拟合耕地复合产量作为衡量耕地资源质量的标准，从理论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评价方法和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20世纪90年代耕地投入和产出数据为依据，建立了各市的耕地产出模型，并以1999年江苏省平均投入水平为标准，计算了经耕地资源等值化后的人均耕地资源拥有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耕地资源等值化前后，人均耕地资源拥有水平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耕地等值模型不仅考虑了耕地资源的数量，还考虑了耕地的质量，而耕地质量的高低取决人于耕地本身的基础地力和对投入的反馈能力。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降耗效应测算及其实现策略研究

西部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化石类能源人均占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变动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机理分析，设计编制了中国西部能源投入占用产出表，并结合多目标规划技术，以节能降耗、经济增长和劳动者收入增长作为目标，以投入产出基本关系、生产能力和劳动力作为约束，构建了西部能源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模型。对我国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结果表明：在技术、产品价格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便可以降低单位GDP能耗2．7％，同时可保证西部地区GDP总值和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为超过8％，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是完成节能降耗指标的一个有效手段。本文最后从产业链和财税政策等四个角度提出了切实可性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的关系

近20年来，湖北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这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产生了一定隐患。选择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应用对比分析与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90~2007年湖北省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其能够解释耕地资源占有量的9298%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是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单位经济增长付出的土地代价会逐渐下降；同时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流失严重，平原地区比丘陵地区耕地减少量大。研究结果可以为湖北省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为其他省份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中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     

基于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湖北省利川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以湖北省利川市2010~2014年统计年鉴为基础,利用生态足迹研究方法,对利川市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利川市2010~2014年平均人均生态足迹为1.805hm2,平均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303hm2,平均人均生态赤字为1.502hm2。其中,耕地和草地的人均生态足迹所占的比重最大,另外,耕地和林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在2010~2014年之间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而草地和水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不大。人均生态盈余呈现递减趋势,由2010年的-1.338hm2/人下降到2014年的-2.421hm2/人。其中,6个消费项目中人均生态盈余最高的是草地。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利川市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源过度开发的基础上。此外,本文还提出通过创建生态市来改善利川生态环境,减缓区域生态压力提升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建议。     

基于资源丰度指数模型的石家庄市农业资源研究

选用资源丰度指数模型对石家庄市19个县市区农业资源进行横向比较，综合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选用10项代表性指标，分析研究各地农业资源的相对数量、匹配程度及高效利用状况。结果表明：石家庄市68.4％的县市水资源量低于平均水平；73.68％的县市我均耕地面积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PD和人均纯收指数，市区远高于西部山区，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明显。利用AreGIS做出各地资源空间分布图，直观的看出农业资源配制最优的是石家庄市区和平山县，靠近市区周围的县市农业资源处于中等水平。说明社会经济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的大都市高于其他县市区，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信息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