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等四大城市群

从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在安徽召开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新变化规律，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     

国家战略经济区风险和对策

近2年国家批准了20个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区.在这些地区,随各自自然环境的变化其自然灾害风险有所不同.该文基于对国家战略发展区域的历史(1949-2009年)灾情调查统计,构建了以人均损失、地均损失、损失占GDP的比重及人均GDP、地均GDP等5个指标为主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为低度风险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地区、沈阳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中度风险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中部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综合试验区为较高度风险区;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甘肃省、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高度风险区.该文针对各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特点提出了发展对策.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 0.700 0 之下，与 “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空间关系及其协同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城市群内历年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差异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整体水平较低；城市群内部四大城市圈（群/带）的生态效率存在不平衡性，武汉城市圈的平均生态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再次，襄荆宜城市带最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城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呈现出空间负相关性，且部分地区存在“污染俱乐部”现象。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效率需要城市间的有效合作和协同行动，应该统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健全城市群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     

我国中部崛起的城市群发展策略思考

中部地区崛起是国家经济重心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中心城市实力较弱，辐射作用不强，城市群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群间缺乏沟通与合作。针对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现状问题，提出了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都市圈等中部6大城市群的发展策略：尽快建成我国中部经济发展轴，壮大节点的经济实力，努力建成产业集聚的核心地区，发展传统农业，但要引导向现代农业、都市农业方向前进，强有力地提升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同时注重我国中部地区城乡统筹规划与示范区的建设，保护本区域的旅游生态区、建成重要的国际旅游区，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全面推动区域城镇化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探讨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7年12月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面临巨大的蚕食开发压力。重点分析了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背景，论述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和绿心生态构建思路，强调“保护与开发并重，保护优先”的规划策略。通过构筑绿心生态安全格局，对绿心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进一步对限建区进行细分，从而在非建设区强化生态服务功能和绿心生产功能，达到“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目的。〖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长江经济带经济演进的时空分析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与沿海经济带共同构成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建设的“T”字形宏观格局,是全国经济联系的中心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实施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上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得到了超常规发展,带动了全国经济的繁荣,而作为我国另一条发展主轴线的长江沿岸地区,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提出则相对较晚。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的时空分析,选择1992~2010年作为时间序列,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空间序列,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手段,在概括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长江经济带空间分异的变化过程,以期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供可行性的线索和建议     

从河流网系整体出发开发整治长江流域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干流长6300km,流域面积180万 km~2,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5。整个流域大部分位于湿润亚热带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工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5%,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但流域内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下游地区的发展超过中游和上游,干流沿岸城市的发展超过丘陵山区。因此,从河流网系整体出发,均衡开发长江流域很有必要。     

长江产业带开发区现状特点与发展前景

长江产业带开发区处于超常规发展期，以工业开发为主导，开发水平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开发区总方向应坚持以工业、外贸、出口为主的方针，以浦东为龙头，发挥地区优势，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长江产业带经济发展。开发区大体划分为六种类型：工业加工型、高新技术产业型、贸易型、工业港口型、综合型和度假型     

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国家公园廊道空间策略研究

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数量庞大、保护类型多样，为了实现对长江流域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和管理的目的，从全域尺度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是梳理长江国家公园廊道构建的重要基础。通过数理统计与ArcGIS空间分析，结合中国自然地理表征和人文地理表征，对长江流域现有8类共计996处国家级保护地空间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总体呈集聚分布，并形成三江源区域、三江并流区域、川西高山高原区域、秦岭中段区域、渝西盆地区域、环洞庭湖区域、环鄱阳湖区域、黄山区域、环太湖区域9个集聚区；（2）长江流域国家级保护地主要集中在中切割高山区和中下游低山丘陵平原区，覆盖了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土壤肥沃、可达性较高、人口密度适中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和中部区域。基于其国家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提出构建“长江源头—入海口”重要保护节点、“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重要保护片区、“武当山—华釜山—大凉山、巫山—武陵山—药山”重要保护带的“三重要”模式与“国家公园先行区—国家级保护地聚集区—自然、社会、经济优势区—原生动植物本底”的“四层次”体系相结合的长江国家公园廊道空间策略     

流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研究——基于2001～2009年长江流域数据的面板计量分析

流域经济是以水系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其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其研究为区域开发提供新视角。在理论方法上，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采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包括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要素的流域经济增长框架。在实践论证上，以长江为样本域，运用面板计量分析方法，测度生产要素对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生产要素对流域经济不同域段作用强度不同，且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即沿江而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加大，物质资本则恰好相反。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流域经济的不平衡程度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促使流域上游地区人力资本开发、实施流域大开发战略和推进流域城市化等     

生态红线划定方法及其在长江岸线中的应用

长江岸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划分长江岸线的生态红线对于长江生态保护以及岸线的有序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生态红线的概念和内涵,概述生态红线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功能重要性、禁止开发区3个方面,建立长江岸线生态红线评价指标体系,最终阐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的划定技术方法和流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长度为597.11 km,占长江岸线长度的7.55%,包括荆州、咸宁、安庆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实施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禁止任何开发建设的活动。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长度为1 171.29 km,占长江岸线总长度的14.81%,包括岳阳、池州、苏州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应严格空间开发活动的强度,确保生态红线功能不降低,红线面积不减小,且不超过资源利用上线。该研究对于岸线科学合理利用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长江三角洲人口集聚与布局探讨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是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代表地区,也是最主要的人口聚集区。随着国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和经济环境在空间上的均衡发展,长三角在产业和人口方面的集聚效应将更加明显。从生态景观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入手,开展了人口承载力和人口集聚的研究,大胆提出未来长三角人口集聚的规模以及在空间上的分布,同时提出建设六大都市圈和六大国际门户,形成网络化的城市空间布局,有效承接大量流入的人口和支撑产业的发展。     

江苏沿江地区城市空间格局发展构想

江苏沿江地区包括拥有长江岸线的6个省辖市和15个县级市,土地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的25.9 %和30.2 %,而GDP却占全省的48 %。沿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江南与江北区域差异明显,在所选择的8项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指标中,除城镇密度外,其它7项指标江北均低于江南地区。沿江城市带可构建成宁通、宁苏、苏通三条城镇发展轴,宁仪、三江、泰扬三个城镇发展组团,其中宁通、宁苏二条沿江发展轴是城市带的中心轴线。各发展轴及城市组团的协调发展要以市场为纽带,以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加大区域合作的力度。离岸港口城镇有港区功能较单一的发展模式及功能较全面的一种发展模式,规模较大的离岸城镇宜采取港区功能较全面的一种发展模式,小城镇则选择港区功能较单一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意义及生态功能区段的划分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机遇和挑战同在。欧美各国近年大力推行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对第三世界商品质量设置入关的环境门槛。长江产业带作为世界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现在世界通行的环境管理认证体系和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对长江流域产业尤其是外贸出口产业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这种认证制度,一方面对我出口商品设置了新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将环境保护压力直接施加到企业。重视流域生态环境将从政府行为、公民压力扩展到企业行动,由于流域生态环境的负荷愈来愈重,流域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和恢复功能大幅下降,引起了日益严重的流域性生态安全问题。根据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特征、不同的生态功能及存在的主要生态安全问题,将长江流域划性生态安全问题。根据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特征、不同的生态功能及存在的主要生态安全问题,将长江流域划分成以下五个不同的生态功能区段,即长江源地区、金少江段（直门达至宜宾）、长江上游段（宜宾至宜昌）、长江中游段（宜昌至湖口段）、长江下游段（湖口至入海口）。针对不同区段主要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防范和整治措施。为保护与恢复生态功能服务。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及区域互动的三大关键问题

在我国加入WTO、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发展，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建成为我国区域功能完善、产业布局合理、城乡关系协调、生态与环境优良的现代化示范区，更重要的是在长江流域和全国发挥经济带动作用，提高服务功能，成为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竞争的基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农业基地和支援西部大开发并提供知识经济服务的基地。但是长期的计划体制造成的地区分割与部门分割不利于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协调，也不利于共同进行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从区域互动的角度就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布局、以港口为主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协调、水土资源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