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等四大城市群

从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在安徽召开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新变化规律，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增长效应

多中心城市群是要素在经过多重集聚扩散后形成的空间均衡，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目标。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时间较短，地区差异较大，因此需结合具体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研究其空间优化问题。基于2005~2014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的市域数据，从人口规模分布和产业空间布局两个维度出发，定量分析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2）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中部地区如何合理有效引导要素等资源流动来拓展发展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城镇化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意义。     

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分析

以经济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建立相应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机制和空间极化差异进行分析。研究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化机制在于经济发展成果、经济投入和城市化发展，它们对区域经济极化贡献程度依次降低,进一步的评价指标变化度揭示，不同指标对关键因子变动的贡献也不一样，由此得出10项重点控制指标；通过对前两个全局主成分投影的组合分析，发现中部省份的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效果差，着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是该地区极化系统得以完善的根本。进一步的综合变动轨迹分析显示，中部地区经济极化程度不强，但经济极化强度随时间正逐步加强，因此，加大对极化程度较强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扶持有助于该区极化系统的完善。     

长江沿江国家战略发展区功能识别与培育

分析了长江沿江六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即长三角地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状况。基于极化区理论，提出了国家战略发展区识别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产业和服务业区位熵的定量分析，初步识别了各战略发展区的功能，即长三角经济区主要承担参与国际竞争、创新和门户功能，皖江城市带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带动和创新功能，鄱阳湖经济区主要承担生态保育和区域带动功能，武汉城市圈主要承担中部带动和创新功能，长株潭城市群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和带动功能，成渝经济区主要承担西部生态保育、西部带动功能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中国30个地区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分类特征

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增长的关键,是区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通过搜集环境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关联的相关变量和数据;利用Q型聚类方法,提取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指标;然后对缩减后的变量作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随之,按照各区域的主成分值进行聚类,确定各区域所属类别,并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各区域所属类别进行检验、调整.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主要包括海南在内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相对较少的我国西部地区;第二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吸收能力强、区域内企业实力强、人力资本积聚能力强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三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农业向工业快速发展,所遭受的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的中部地区;第四类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四川等我国工业制造业最集中和发达的地区;第五类地区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完善、环保方面的经济活动表现相对较优的东南沿海地区.最后,结合各类别地区环境技术创新的实际状况与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为提升各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21世纪前期湖南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对策研究

湖南是我国中部农业精华地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国家政策导向和原有基础等多重影响，形成了传统农业发达而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21世纪前期，为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追赶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湖南提出了工业化带动的区域经济战略。由于现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加之在科技发展、资源结构和区域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大的差异，湖南的工业化必须在对原有传统工业化战略有所扬弃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战略的基本点表现为：(1)将优势传统农业产业进行工业化改造，实现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2)打破城乡户籍隔离体制，依托城镇化的率先突破，带动工业化发展；(3)高度警觉工业化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分类推进，实现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战略。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社会各界所接收，并逐步深入到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政策制定中。以区域差异分析为基础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口与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选取23个指标，构建其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认清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及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和201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GIS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其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综合发展分值有所提升，但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整体呈现出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以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发展格局，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制约各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各异。因此，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努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应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投资强度；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区位及资源、科技人才优势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保护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区域宏观调控，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平衡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及内部差异，促进技术转移和优势互补     

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与评判——以长株潭和泛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的发展阶段是研究城市群或城市群规划建设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鉴于目前对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划分没有统一标准，综合国内外对城市群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方法，借鉴生命成长规律，把城市群发展划分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并对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述。结合城市群各发展阶段的特征，构建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城市群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并制定了指标评判的界定标准。最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对长株潭城市群与泛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实证评判。评判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已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仍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中前期；泛长株潭城市群仍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但已处于雏形发育阶段的中期。     

丰水期乌江上游干流水库-河流体系硫同位素组成

2007年7月对乌江上游河流、乌江干流上的3座不同库龄的梯级水库（洪家渡水库、东风水库、乌江渡水库）表层及垂直剖面水体的可溶性硫酸盐的硫同位素组成进行了研究。在垂直剖面上，洪家渡水库硫同位素值（δ34S）介于+03‰~+31‰，下泄水为-07‰；东风水库δ34S值介于-75‰~-55‰，下泄水为-68‰；乌江渡水库δ34S值介于-43‰~-06‰，下泄水为-29‰。上述结论表明，硫同位素组成变化反映了水库硫的不同来源及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不同水库表层和垂直剖面水体的硫同位素平均值有差别，水库表层的硫同位素比值主要受输入水体的控制，垂直剖面由表层向下硫同位素比值偏负，主要是由于生物作用以及有机硫的氧化造成的。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城市群(圈)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框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城市群将成为新的竞争单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城市群发展战略，并开始了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从战略环境影响高度，文章提出了在编制城市群规划同时应编制城市群环境规划，并就城市群环境问题辨析、城市群环境规划目的任务、规划理论依据、方法论作了阐述，同时，还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划为例，对编制程序、主要研究内容等作了概述。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专利申请总量为主要指标,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和马尔可夫链方法,从时间、空间和地理临近性视角来分析200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分散,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缓慢扩散的演变趋势,出现高水平和低水平趋同俱乐部强化锁定,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局部变动的趋势。(2)城市群城市创新类型发生空间转移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差距越小,发生转移的概率越高;反之,发生转移的概率越低;(3)邻域创新环境影响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演变,地理临近性在低水平、中低水平城市创新类型表现不明显,而在中高水平城市创新类型显著增加。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县（市）作为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1986、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经济活动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沿海指向，空间发展依然以极化为主，新的发展极已经出现，但分布在区域的边缘地带，带动作用不大；大都市区整体规模加剧膨胀，核心和外围地区出现极化和反极化现象；东部地区出现网络化发展的雏形。原有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全球化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群竞争与共生的时空机理分析

城市群演化是一个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的过程，竞争是指在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在共同发展中为获取有利的发展地位和发展条件而进行的角逐，而共生是指群体发展中的统一规划和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城市共生关系的根本内涵和特征是空间上的临近性、时间上的长期性、功能上的分工互补性、个体之间的差异依赖性以及作用关系的支持协调性。依据系统论的原理，提出竞争与共生作用可以划分为弱竞争弱共生、强竞争弱共生、强竞争强共生、弱竞争强共生4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周期性特征，这从城市与区域的演化中都找到了实证。并将城市群竞争共生作用划分为群内竞争与共生、群外竞争与共生、群内竞争与群外共生、群外竞争与群内竞争4个空间作用层面，初步总结出竞争共生作用的一般模式。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长江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思路

长江流域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目前该流域的城市格局正处于由传统的封闭型工业生产城市向经济型、开放型和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单体城市也开始向相互依托、相互发展的城市群体转变。本文分析和总结了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规划同城市发展不相适应、城市建设资金就足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等。在此基础上重点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２１世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