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户认知特征与兽药使用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已证实,我国养殖户在生猪养殖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已形成严重的兽药残留、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可能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本研究在分析江苏省阜宁县654户生猪养殖户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综合考量其期望收益,构建行为概率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养殖户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形下,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变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相对于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其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等负面行为影响较小,且影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的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对遏制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高抽查比例、增大违规处罚额度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生猪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力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基于山东、安徽等6省养殖户的实地调研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畜禽产业中的养殖环节更是同时关系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决定着产品质量安全,更直接影响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产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本文利用山东、安徽、湖北等6省271份调查数据,从养殖户生态认知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人特征对其生态行为决策影响不大,而养殖户家庭年纯收入、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养殖培训、是否进行过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及养殖户生态认知等5个因素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提高养殖户生态认知、加大农村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对养殖者生产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     

基于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比较视角的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购买行为研究

畜禽等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其食用的饲料质量密切相关。在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生猪饲料为案例,基于饲料生产经营全程体系,以江苏省阜宁县442户生猪养殖户为样本,以生猪养殖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的比较为视角,观察生猪养殖户的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研究影响饲料质量安全的因素,为提升饲料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猪养殖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生猪出栏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随着户主学历的提高、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以及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比例的增大,生猪养殖户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与此同时,在饲料生产、加工、贮存、流通等环节变量中,饲料生产经营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违禁药物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养殖户判断的饲料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规范性、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高,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观察以上变量可以发现,养殖户户主年龄、生猪出栏量对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影响最大。相关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进一步证实,随着养殖户户主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出栏量、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提高、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升,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选择购买中高质量饲料的概率较高;而受户主年龄增大的影响,生猪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购买低质量的饲料。     

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基于猪肉供应链的实证分析

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推动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近年来我国农业部、商务部和质检部等不同监管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分别发布了指导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不同环节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标准与规范。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程猪肉可追溯体系尚未建立。本文基于猪肉供应链,实地走访调查了供应链上的盐城生猪屠宰加工A企业,盐城部分农贸市场与超市,以及盐城阜宁县部分万头以上猪场(以下简称大户)和生猪养殖散户(以下简称散户),细致梳理猪肉可追溯体系实施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养殖环节的生猪已百分百佩戴耳标,但效果却形同虚设,养殖环节与屠宰环节之间的信息无法通过耳标进行有效对接,猪贩子时常临时加戴耳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造成上述现象得深层次原因是:生猪身份标识编码方式、信息记录的格式、信息上传的规范与管理平台等标准不统一,智能识读设备和数据库等配套技术不完善,体系后期运行与维护投入不足等。据此,本文提出了推动和完善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条件下的适度生猪养殖规模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环境规制、地区间策略互动对生猪生产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随着生猪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规制政策压力逐渐加大。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发展有何影响?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是否有策略性互动行为?文章利用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0-1、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出栏量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生猪生产布局和规模化养殖的影响,验证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的交互性及其对生猪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本地和全国生猪生产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对出栏量"距离"接近地区生猪出栏量有促进作用,对地理与经济距离相近省份生猪出栏量有抑制作用,限制区省份环境规制抑制生猪产能作用显著。(2)环境规制促进了生猪养殖规模化,尤其是对发展区生猪规模化生产作用显著。(3)地理与经济距离相近地区间生猪环境规制政策互动呈现逐顶竞争,生猪出栏量"距离"相近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互动既存在逐底竞争,也存在逐顶竞争。(4)地区间环境规制政策互动"惯性"更倾向于逐底竞争,其他地区整体环境规制强度下降时,本地区环境规制反应程度要强于其他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整体上升时本地区的环境规制反应程度。(5)环境规制较严格地区对其他地区环境规制整体变化的敏感度更高,环境规制较宽松地区反应相对延迟,限制区和发展区环境规制差异加大,促使养殖主体进行空间转移,推动全国生猪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认为:尽管环境规制会抑制生猪产能,但会倒逼生猪产业布局优化,促进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是生猪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应加快生猪产业技术进步,统筹各地区生猪产业环境规制政策,防止"各行其是"。实施生猪产业环境规制政策区域差别化机制,防止"一刀切",因地制宜推进生猪养殖生产适度规模化发展。     

畜禽粪便处置投入对畜禽产品产量损失控制的作用分析——以蛋鸡规模养殖户为例

畜禽粪便产生的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养殖环境,容易引发疫情疾病,从而造成畜禽产品产量的损失,畜禽养殖环节必须对畜禽粪便进行处置。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蛋鸡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损失控制模型(DM模型)分析了蛋鸡粪便处置投入对鸡蛋产量损失控制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蛋鸡粪便处置投入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蛋鸡养殖过程中的饲料、蛋雏鸡、防疫、人工以及粪便处置等投入要素对鸡蛋产量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验证了蛋鸡粪便处置投入能够有效减少鸡蛋产量损失的假说。从影响蛋鸡粪便处置投入的关键因素来看,采用机械方式处置蛋鸡粪便可以有效减少蛋鸡粪便处置投入,高频率的处置粪便提高了处置投入费用,同时蛋鸡粪便处置投入表现出了规模效应。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提出了促进规模养殖户提高畜禽粪便处置水平和畜禽养殖水平的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是制约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衍生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为深入探究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文章以山东、河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986个农业生产者的实地调研数据为例,在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个体特征、种植特征、认知特征、行为态度及政府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了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显示,近九成农业生产者施用低毒高效农药,超过九成农业生产者认为不合理施用农药会给其收益带来风险。实证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农产品的主要生产用途与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的认知分别是影响农业生产者是否按剂量施用农药、是否按安全间隔期施用农药的最主要因素。对农药不合理施用的风险感知、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务农年限、参加技术培训的态度、年龄、政府的宣传教育,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种植面积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建立激励机制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学习规范施用农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普及规范施用农药知识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宣传教育体系、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因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机行为、严厉打击农药以假乱真现象、加强对农业生产者、农药生产商及销售商的监督管理以规范农药市场等政策建议。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环境规制背景下生猪产业转移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生猪养殖是中国农牧领域的核心产业,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生猪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环境规制的出现不仅会直接增加养殖户成本,影响生猪生产,还会间接影响到猪肉消费端。目前,面对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探讨如何保持现有生猪生产规模,解决以后在何处生产,成为生猪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2004—2018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生猪产业的区域转移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1) 2004—2018这15年间,环境规制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生猪产业占比均有了一定下降,生猪产业空间布局正在逐步发生改变。(2)环境规制对生猪出栏量比例所表示的产业转移变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各地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越低。此外,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3)在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中,计量模型的交互项系数均与产业结构调整系数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当两者同时存在时,同样会加速农业结构调整。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持续优化生猪产业布局,实行弹性环境政策,兼顾考虑农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建议。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元分析方法的探索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及生态失衡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绿色供应链管理成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运营策略,因此,研究影响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因素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基于三重底线(TBL)、利益相关者理论,重构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将影响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因素划分为社会系统、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环境系统。运用元分析研究方法,综合37篇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对三类影响因素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关系强度做了系统地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变量对其的调节作用。元分析结果发现:生产系统因素与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正相关关系强度最大,社会系统因素次之,消费系统因素最小;三类因素对内部环境管理、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回收各实践环节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所在行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则不明显。这表明,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受到社会系统因素、生产系统因素和消费系统因素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其作用强度受到行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以更细微的视角洞察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三重底线理论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是对该领域当前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有利于政府有的放矢,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企业也可以结合自身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和内部资源约束,优化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组合,以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环保效益。     

丹江口库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及生产行为分析

通过丹江口库区246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的农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农户生活习惯入手,分析研究农户的生产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农户对面源污染认知程度,并对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可能影响农户认知度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业生产方式与意识是脱节的、是不相符的;同时,农户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环境污染的风险。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农户个人特征中的受教育年限和政治面貌对农户认知程度影响呈正相关,即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发展农村党员,有利于提高农户对面源污染的认知度。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基于FCM的煤矿区生态系统环境风险分析研究

煤炭的开采活动使得煤矿区生态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尤其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土地资源,植被资源,水资源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风险。本文在模糊认知图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单个agent认知的煤矿区生态系统的风险模型,通过融合相同认知单元,将各个agent的模糊认知图合成能清晰地表示各个认知单元间的整个因果关系的群体认知图。分析群体认知图可知,由煤炭开采所引发的各种风险因子中,地面塌陷所造成的危害最大,当地财政收入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影响最大,而由煤炭开采所带动的产业链发展、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收入、治安问题、恢复治理费用、生活水平提高等九个社会因素之间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通过建立群体认知图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影响煤炭生态系统各因子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索了多agent对矿区环境风险的认知方式、联系程度及影响因素,从而为矿区环境规划和管理决策行为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参与农村环保PPP项目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展养殖污水治理,是帮助养猪大户在保供给与保环境的“两难”之间谋求“两全”的重要路径。该研究以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为例,从同行交流、同行互惠与同行信任三个维度检验了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环境治理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71.3%的受访养猪大户具有参与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的积极性,其“愿意”为每头生猪支付的养殖污水处理平均费用约为16.7元。②同行社会资本对养猪大户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参与意愿、意愿支付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同行交流、同行互惠有助于改善养猪大户的参与意愿;同行互惠、同行信任则能提高其意愿支付水平;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则表明,在村外进行养殖的养猪大户受同行交流影响更为显著,低学历、从业时间短、家庭人口数量较多的养猪大户更容易受到同行互惠的影响,高学历、从业时间长、在村外进行养殖的养猪大户则对同行信任更为敏感。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可尝试在充分评估地方财政能力、进一步明晰回报机制和私营部门参与PPP项目责任边界的基础上,采用整体委托或是分阶段建设的形式推广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②通过在区域内构建生猪养殖行业沟通互动平台、定期举办生猪养殖经验分享会等方式,积极培育同行社会资本,拓宽养猪大户获取信息、资源的渠道。③以因户制宜、分类指导为基本原则,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鼓励不同类型的养猪大户参与养殖污水处理PPP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