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背景下生猪产业转移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生猪养殖是中国农牧领域的核心产业,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生猪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环境规制的出现不仅会直接增加养殖户成本,影响生猪生产,还会间接影响到猪肉消费端。目前,面对愈发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探讨如何保持现有生猪生产规模,解决以后在何处生产,成为生猪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2004—2018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生猪产业的区域转移及由此带来的农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1) 2004—2018这15年间,环境规制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生猪产业占比均有了一定下降,生猪产业空间布局正在逐步发生改变。(2)环境规制对生猪出栏量比例所表示的产业转移变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各地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越低。此外,环境规制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优化。(3)在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中,计量模型的交互项系数均与产业结构调整系数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当两者同时存在时,同样会加速农业结构调整。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持续优化生猪产业布局,实行弹性环境政策,兼顾考虑农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建议。     

评估中国各省对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敏感性

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策略互动。关于策略互动模式的考察已得到较多关注,但由于地区发展异质性,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中的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变动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但该方面的研究还未得到足够重视。文章围绕经济增长、财政压力、就业压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四方面异质性构建理论假说,选取实际GDP增长率、财政赤字率、失业率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值占GDP比重4种变化率指标进行实证设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构建非对称空间计量模型,运用两阶段GMM方法对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经济增长率、低财政赤字率、高失业率或污染密集产值比重较高地区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敏感性更高,且至少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得到实证支持;在使用2SLS方法重新估计、调整敏感性指标分位数、更换环境规制指标后,结果依然稳健。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模式以策略替代为主,"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均为局部现象;在同时存在"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的地区,"逐底竞争"强度大多高于"逐顶竞争";污染密集产值比重较高地区存在显著的"逐底竞争"行为,主要集中在边界邻接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地区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十一五"期间和2014年是结构变化的重要节点,可能与中央绩效考核指标调整和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相关。最后,进一步从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优化政绩考核指标,优化污染密集产业布局,推动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与联防联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比较视角的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购买行为研究

畜禽等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其食用的饲料质量密切相关。在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生猪饲料为案例,基于饲料生产经营全程体系,以江苏省阜宁县442户生猪养殖户为样本,以生猪养殖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的比较为视角,观察生猪养殖户的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研究影响饲料质量安全的因素,为提升饲料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猪养殖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生猪出栏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随着户主学历的提高、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以及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比例的增大,生猪养殖户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与此同时,在饲料生产、加工、贮存、流通等环节变量中,饲料生产经营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违禁药物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养殖户判断的饲料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规范性、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高,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观察以上变量可以发现,养殖户户主年龄、生猪出栏量对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影响最大。相关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进一步证实,随着养殖户户主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出栏量、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提高、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升,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选择购买中高质量饲料的概率较高;而受户主年龄增大的影响,生猪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购买低质量的饲料。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产业集聚与开放经济影响污染减排的空间效应分析

EKC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能够促进污染减排。不过,随着集聚与开放水平的加深,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变得紧密,这使得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的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忽略空间影响的传统假设很难刻画这种地区间协同性的污染排放关系。因此,本文以210个中国城市为空间单元,使用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在EKC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开放经济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联系。结论表明:①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污染减排,这一有利作用的空间效应非常明显。②开放经济并未表现出减排作用。FDI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其加剧二氧化硫污染的空间效应尤其强烈;自由贸易的作用则不明确。③与理论预期一致,反映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的各类控制变量均表现出抑制污染排放的空间影响。④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效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等"资源、政策性"因素的减排作用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难以在城市间促成大范围的协同减排关系。另外,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低于结构优化,其减排作用也有待提升。结论说明,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重点在于实现并提升开放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一方面应增强国际贸易的结构与技术效应,以实现其有利环境作用;另一方面,应优化FDI政策体系以抑制其不利环境影响。同时,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围绕"资源、政策性"因素不断完善区域性协同减排体系也非常关键。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努力已有多年,有必要实证检验这一努力的成效,主要是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效果。本文基于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首先采用ESDA方法对低碳技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接着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低碳技术创新响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低碳技术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偏差,代表技术供给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呈现由东向西扩散的特征,东部地区始终最为活跃,中、西部地区创新活力则梯次下降。而碳排放具有"西移"的特征,代表了低碳技术需求的变化方向。(2)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趋势,表明多年努力取得了成效;而响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尽管是正向的,但尚不显著,表明各区域的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仍处于各自为战的阶段。(3)环境规制与市场拉动是低碳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支持性环境规制政策与抑制性环境规制政策均能促进本地低碳技术创新,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各区域在环境政策上是"逐顶竞争"关系,但各自为政,示范效应不足。市场拉动指标经济增长与出口对本地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较高水平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同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经济增长抑制邻近地区低碳技术创新。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加强中国低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同治理,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示范效应,改善政策组合;发挥市场的拉动作用,延伸并升级绿色产业链。     

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理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加剧具有必然影响,一方面税收竞争导致地方政府间相互降低税率;另一方面,税收竞争还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力度,导致地方政府采用宽松的环境政策。降低税率会使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得不到补偿,降低税收效率;放松环境政策则会导致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都将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环境质量的降低。对2000-2009年中国28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则表明:环境污染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联动性,环境污染受到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影响非常明显;税负降低确实促进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降低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各地方政府倾向于承担较低水平的废水减排努力,出现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而对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却起到一定的缩减功能。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竞争力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环境规制的影响.通过非空间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检验了产业竞争力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在空间模型中,估算了直接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变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17和0.559,且统计上高度显著,进而其总效应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有较高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似乎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环境竞次竞争行为;如果忽略污染的空间溢出,将严重低估环境规制的作用.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科技人员数和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的直接效应.进而提出政府应加快完善环境补偿的制度,一是中央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补偿立法;二是完善环境补偿的管理体制,协调和指导跨地区的环境补偿;三是加大与环境补偿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有效倒逼产业结构朝着低碳化方向调整。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均呈现U型关系,只有越过环境规制的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外延式、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三个阶段,而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即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产业转移但不可以促进结构升级,其中,东、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阶段,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最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保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保措施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条件下的适度生猪养殖规模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空气污染格局受到政策因素的深刻影响,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激励污染性产业发展进而加剧环境污染。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和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则减少了单位产能污染排放。两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塑造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格局。本文基于2003—2013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综合污染指数刻画空气污染程度,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空气污染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空气污染和污染性产业空间动态一致,均有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污染性产业的存量对污染的加剧作用比增量更为显著。(2)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增加本地和周边地区空气污染。环境规制是抑制空气污染的重要方式,但本地的高规制将造成周边地区污染加剧。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且不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3)抑制空气污染的因素(环境规制、技术进步)比加剧污染的因素(地方政府竞争、污染性产业增长)作用效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空气污染程度降低的现象。文章启示调整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环境规制的科学制定与严格执行,促成企业创新驱动是减轻空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效应检验

本文将作为区域特征的环境规制和作为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密度加入到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模型中,来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检验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对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转移。     

环境规制、FDI集聚与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应严格控制水资源耗费总量及强度,提升用水效率与降低水污染排放,并加强跨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水污染协同治理。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以GDP与废水排放量分别作为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采用SE-SBM模型对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用水效率进行测度,重点考察用水效率、环境规制、FDI集聚、二者交叉项的空间相关性,并采用空间与时间双固定的SDM模型,检验省际用水效率及环境规制、FDI集聚等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用水效率结果显示,经济带用水效率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U型趋势,但中西部一些省份用水效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省际用水效率呈现东西中部各省市阶梯下降,且整体上呈现先趋同后不断扩大的趋势,仅中部省份用水效率呈现趋同趋势。空间溢出检验显示,用水效率与环境规制、用水效率与FDI集聚在大多数年份呈现显著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工业化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城镇化、技术创新、地区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效应;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城镇化、工业化、外贸依存度正向溢出显著,技术创新负向溢出效应显著。应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与水污染排放,制定科学合理且标准统一的环境规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引导FDI合理集聚与技术溢出,严格限制各省区逐底竞争与以邻为壑,规范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转移。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

绿色发展效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文章在识别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SBM-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2001—2015年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经济赶超、官员的晋升激励,导致地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快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更多地选择了更快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破坏了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之间的选择摇摆不定,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在一个低水平上持续波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环境规制力度不足,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着波动性,进而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引导建立起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技术,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