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论环境风险治理转型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环境风险治理成为新课题,这是包括法律、公共机构、社会等使权力具体化的决策过程,且以整合的方式,通过广泛的行动者和利害关系人处理各种环境问题。论文认为在经济与科技理性独大和公众风险感知对专家知识提出质疑之后,信息扭曲、隐匿和程序参与及正当性不足正成为传统环境风险管制的最大挑战。制度逻辑正促使环境风险治理模式发生变革,应充分阐释环境风险治理的行政权正当性基础,基于合作国家的行政法治理念,以参与为基础的公私协力正成为环境风险治理的新模式,新模式是通过广泛的行动者与利益关系人处理环境问题的协同机制。在治理模式转型之下,通过提升国家立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政策制定能力、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社会主体参与的知识与能力等来形塑环境风险治理的结构。在制度建构上,应当反省长期以来技术与行政官僚的风险治理权威决策体系,在突破公私藩篱的基础上,推动科学民主化与扩大科学知识审查社群,以"生态现代化"为进路,就各种不同公私协力的类型来做不同的制度设计,通过风险交流与信息透明提升决策效能。其要旨在于,政府、产业和社会基于合作的参与,达成法律与政策目的。总之,在社会转型及风险多发的时代背景下,环境风险治理应当由传统的官僚、阶层、修补式、个别式、中央集权的命令控制路线,转变成强调预防、整合、参与、协商与弹性的公私协力模式。     

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

为了准确把握突发雾霾事件的应急处置情况,本文选择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其发展规律、现实状况、存在问题等诸多因素,描述了其所遭受的双重合法性危机,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治理方案。本文认为,突发雾霾事件属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种,当前对其的应对虽然已"有法可依"但却没有取得应有之效果;从考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发展规律入手,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一般再到具体的过程,反映在立法上,是从个别或少数法律条款开始,逐步发展至专门立法的制定,继而产生一个专门性应急立法和总体预案与若干典型的具体预案相结合的体系;因此,对于当前出现的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也应当在应急预案的框架中,从"大预案"的角度理性看待;当下之应急预案,形式上统一化、相对单一,内容上同质化、被动应对,于是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包括法律属性不明的形式合法性危机与内容编排不甚科学的实质合法性危机。本文建议,破解这种危机,一方面须规范其形式合法性,将其定性为法规或规章;另一方面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确保其成为多方合意认可的行动方案。总之,要变单一应对为综合治理,重构突发雾霾事件应急预案。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

"公地悲剧"是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面临的经典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围绕治理"公地悲剧"的学术探讨中,诞生了公共事物(Commons)治理的新兴学科方向。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集体行动理论由此成为公共事物治理知识体系的精华。文章评述了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理论进展,通过对集体行动的概念、经典理论框架、具体影响因素及机制的系统梳理,为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文章还分析了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在我国的现状和前景,认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一,聚焦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和本土实践,开展更多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第二,关注城市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事物,推动城市空间和数字空间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第三,重视集体行动中的微观个体行为与动机,积极运用实验方法,引入行为心理学视角,探究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第四,应对新技术给公共事物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利用新技术增进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公共事物治理理论、方法和政策上的不断提升,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公地悲剧"问题做出越来越多的知识贡献。     

邻避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研究

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当某些利于社会整体发展的项目设施建设将可能损害周边小部分群众个人利益时,政府管理部门如何合理协调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能提前做好相关调查应急预防工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本文从邻避冲突视角从微观上分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特点和内在机理,论述了邻避冲突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机制和政策措施。结果表明,舆情酝酿是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而解决舆情酝酿的关键则是参与人群边界的确定和恰当的信息公开。因此,建立有效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对解决邻避冲突式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围绕邻避类项目的事前评价,提前做好损失预补方案和舆论疏导工作,有助于降低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具体说来主要可以通过建立环境类信息公开机制来了解民众的诉求,确保沟通渠道畅通;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并完善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机制,避免舆论因缺乏引导而持续发酵,引导舆论走向正面;建立环境类项目损害评估机制,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方案;建立包括直接经济补偿和社会公益补偿等形式多样的环境类损失补偿机制;最后还要建立环境类事件过程监控机制,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管控,确保政府管理部门始终处于事件主导地位。在信息化不断发展、公民民主意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努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在面对可能发生的矛盾焦点突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应当科学分析其产生发展的原因脉络,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基于DEA的城市群环境投入产出效率测度研究

随着产业集群、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市群逐渐形成,城市群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也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城市群的资金投入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投入产出中的环境变量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等问题是我们亟需认知的.基于这些思考,以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与资金投入的统计数据为实例,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运用DEA模型的计算软件,基于传统的DEA模型、相似SFA模型和调整后的DEA模型三个步骤进行了探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效率方面存在差异性,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效率上高于其他几个城市群,同时也显示我国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了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方面的思考.     

由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析公共环境治理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日趋发展,人类毫无节制的向自然索取使公共环境日益恶化,公共环境的保护成了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迫切需要解决。文中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的分析,分别将多中心理论、自主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现今公共环境治理问题相结合,构建多中心管理主体模式,并引入我国黄河水污染治理作为例证,得出解决公共环境问题的方法、途径。     

天津港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区域环境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各类污染事件频发,社会危害和环境影响明显加大。特别是部分高风险企业聚集区域的不断增多,更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针对该类型区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本文以天津港区域为具体研究对象,在总结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指数法结合遥感技术的手段,对天津港区域进行风险等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保障环境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也为类似区域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时空聚集性研究——突发环境事件与食源性疾病的交互

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充分挖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之间内在联系,从时空尺度共同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本文分别以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突发环境事件作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情况的替代指标,利用空间统计方法,针对2007-2013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突发环境两类事件展开空间格局和时空聚集性分析。研究发现,六年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空间分布中心主要位于湖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区域,并呈现缓慢向东部移动态势。其空间格局主要位于我国"胡焕庸线"东南部,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且主趋势方向不断向北靠拢同时,空间分布也向西北—东南范围扩张,东—西方向空间格局差异更为明显。另外,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表明我国环境污染空间格局主要位于"胡焕庸线"的东部,其分布范围应更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Crimestat3.0的Knox指数和Mantel指数进一步分析两类事件的时空聚集性,Knox指数显示,两类事件具有时空交互性,而Mantel指数表明,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环境突发事件的空间聚集差值的均值分别为300km和450km,两类事件在较大空间尺度并不具有时空交互。突发环境事件和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大、小不同空间尺度呈现差异化的时空聚集性。为实现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治模式,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合理配置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提供了方向。     

SARS留给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及立法的启示

始于 2 0 0 2年 1 1月的广东 ,且在 2 0 0 3年 4月中下旬在北京“爆发”的SARS灾难 ,无论怎样评估其危害度肯定比任何一场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都要严重 ,其已波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社会生活之中。SARS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原有国家应急体制及城市应对紧急事件能力及水平上的弱点。我以为无论从危机的综合管理上看 ,还是从综合立法上看 ,有效应对国家或城市突发公共事件 ,绝非《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条例》所能奏效的 ,重在到位的综合减灾的城市管理及立法机制。1　环境与生物灾害是城市应关注的不可持续　要素对于城…     

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

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潜在环境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这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面对环境风险。但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环境抗争、政策失败等过度风险反应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整体性地描绘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实现有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述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变迁的历史后发现: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视角变迁。进一步分析发现:(1)受专业背景的干预,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宽泛"与"严格"的明显分异;(2)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业已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且产生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社会文化维度";(3)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转变以及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更替两条演变主线。其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反思: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文章最后展示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社会的意义。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深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政策变迁:路径与逻辑解释

自1989年环保法明确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理念以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历经了30年的实践与发展,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经不断地调整与变迁逐步走向完善。如何解释这一政策变迁内在的过程逻辑,是理解政策发展、进而主动调试政策走向的关键环节,也是丰富中国本土政策变迁理论及因应当下信息公开顶层设计的必要探讨。基于此,本文应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倡议联盟框架及政策学习理论为分析框架,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历程的路径、动力因素及变迁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呈现了由"隐含式公开"经"半公开"到现今"正式公开""集中式公开"的表征。从政策视角看,存在内部与外部两条互相交织的路径共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外部路径表现为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内部路径表现为各联盟为维护地位与话语权而争取资源并进行政策学习,推进了政策渐进式演进。其间涉及四个关键变量:重大事件、联盟资源、政策学习及政策信念。四个变量相互作用与影响并解释了政策变迁的逻辑:外部事件或焦点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原有的政策信念体系,进而影响倡议联盟结构及其资源,各联盟利用外部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策略选择来争取联盟资源,并在期间开展政策学习,政策学习进而促进新的政策信念的产生,带来政策变迁。目前来看,环境信息公开显现出政策发展较被动、社会学习的条件不成熟、政策核心信念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应主动扭转外部途径推动政策变迁、整合部委、地方政府间碎片化的联盟资源,推进社会学习及核心信念共识的达成。同时,民间组织应加强主动式政策学习,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执行与政策实践中的监督责任,形成环境信息公开的社会常态。     

区域环境治理:从运动式协作到常态化协同

区域环境治理既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形态,也是环境保护的难点。在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重要赛会和重大战略决策推动下,我国区域环境治理开始摒弃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各地自行其是、条块分割的碎片化治理方式,在特定时段内采取了各方参与的运动协作方式。这一方式具有高规格政治动员、受政策驱动和追求"短、平、快"的目标等特点。尽管能取得暂时性的较好效果,但区域环境治理运动式协作的缺陷也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监管难以常态化;协而不作,作而不同;治理效果容易反弹。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在于:环境治理利益不一致带来治理动机不足;环境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带来治理难以协同;治理方法单一;缺乏协同责任追究机制。我国部分区域内环境协作治理实践的效果表明,协同治理是破解环境污染外溢效应的一剂良方,也是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区域环境治理从运动式协作发展到常态化协同,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维护良好生态环境,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具体表现为:培养生态共同体意识,增强区域内各地政府、企业与民众参与环境协同治理的动机;提升区域内各地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特别是环境信息监测、采集和共享能力,提高环境执法效率;健全环境资源分配、治理成本共担、生态补偿制度,保证环境协同治理成本与利益的公平分配;建立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绩效考核制度,提高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完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责任追究制度,以责任督促官员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特别是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极大可能改变人类现有能源格局,并对建立在化石能源思维下的传统环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影响。为此,本文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性的科技进展,分析了其对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积极影响:(1)将改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和城市形态,打破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的高度依赖,彻底告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将真正实现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数据精准决策,显著改善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环境风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会极大提升公民个体对复杂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则的掌握能力,会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力量对比,给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新的挑战:(1)公众的能力足以使得他们对政府做出的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提出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决策压力空前;(2)社交媒体使得公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关注大大下降,对政府如何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部门如何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影响力下降所产生的空白提出了新的课题;(3)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律师、会计、记者等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挑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利益裁量权,对环境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环境体制改革创新,追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关注、分析并积极适应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避免制度资源错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后发型国家尤为重要。文章最后建议,要高度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进展,在制定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过程中,以未来的技术环境为出发点;要加强治理创新,引导技术朝着有利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要加强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向影响研究,推进政府改革与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流域环境经济学: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针对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地域分异性、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等特点,根据流域环境管理的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的经济学分析,以及理性行为、非理性行为的多方博弈分析,提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分析了构建流域环境经济学这一新学科的目的与意义。基于传统经济学和新的经济学理论,如机制设计理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工具,阐释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内涵及研究框架,力图从新视角、新思维提出解决流域环境问题的途径。     

上海人口郊区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人口郊区化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分析了上海人口郊区化的特征及其动因 ,并阐述了人口郊区化对上海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转型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研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较强的公共政策属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对于公平、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定性分析法,阐述“公共治理”理论的内涵,论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政策属性,探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含义及功效、主要表现和基本特征.概述我国社会转型期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总结取得的成绩,从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定位及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论述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内在要求,从市场化经济、政治民主化进程、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分析转型期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从公共治理目标、编制实施理念、规划内容、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功能、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规划协调配合等七方面,提出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     

综合实验 协调发展 努力工作 造福人民

自1992年以来,沈河区积极开展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工作,并于1993年7月,通过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协调领导小组的评审,被正式批准成为目前全国城区中国家级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从而开始担负起在中国大城市中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可持续发展社区,推进经济与社会协调高速发展的使命,在城区社会发展和城区政府如何组织和推进城区社会向现代化迈进方面初步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

针对当今社会提出的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求,元治理理论主张简化模式和实践,以减少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重视各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协调配合;同时,要重视稳定关键角色的取向、期望以及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社会网络由于参与的身份和角度不同,必然会倾向于各自的偏好,但是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复杂性问题,单一的治理模式均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在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和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发展元治理理论,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即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承担起有效选择和协调各种治理模式"共振",防止治理模式之间的互相倾轧,通过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增加治理的弹性以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的责任。首先,将政府定位在"同辈中的长者",意指政府的层级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网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介入环境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运用法律法规,通过强制力达成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振。其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竞争,使市场的成本-收益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以此引导资源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流向。第三,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同时要适当鉴别和明确利益相关者,避免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同时注意杜绝环境相关政策的利益集团主导以及"一言堂"现象,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第四,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要科学、明确、具体、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