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运营模式的科学设计以及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管理是邻避型PPP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针对邻避项目存在的低收益和居民环境行为转变难两大问题,本文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模型。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属性与行为变化规律分析,进而设计运营商、政府、居民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计算实验交互规则。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态和居民环境行为在自负盈亏与统一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统一价格、固定收益率与统一价格、自负盈亏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以及固定收益率与阶梯价格等六种情景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阶梯价格能在短期内改善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况,统一价格机制更有利于项目长远发展。(2)自负盈亏并不是邻避型PPP项目的一个理想方案,收益担保是一个相对稳妥可行的选择,而固定收益率是一个对政府财政有高要求的优化模式,可优化居民环境行为并降低PPP项目的邻避效应。(3)自负盈亏模式下运营商无心开展环境教育和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固定收益率模式有利于推行环境教育并提高从业人员待遇。(4)邻避型PPP项目的环境投入-环境意愿-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时滞效应。这意味着,较难通过收益模式与价格机制的调整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市场的力量无法协调邻避型PPP项目目前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统一管理价格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同时,改善居民环境行为和管理邻避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的筹划与长期时间的积累。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基于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网络技术模型

针对突发事件具有的不确定性,计雷提出了动态网络博弈技术。在此基础上,针对群体性事件同时具有事态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社会冲突的矛盾对抗性两个特征,将动态博弈网络技术与讨价还价理论相结合,得出了事态演化的均衡路径。首先,分别构建了政府和周边民众各自认知下的动态博弈网络结构,并分析了各自的均衡路径。然后,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通过讨价还价模型的M-P解法,分析了政府和周边民众进行折衷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均衡路径,即政府建设PX项目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同时尽量减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影响程度,而周边民众希望以自己最小的投入将PX项目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最后,结合大连PX事件进行了案例分析。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治理策略面临着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并重的转型困境。在这一转型背景下,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政府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治理行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每一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励或制约。本文通过对官员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分析,环境治理合作的群集型网络和松散型网络的探讨,以及对邻避抗争与公民参与的分析,提出地方政府自身环境治理行为的选择受到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短任期制与官吏分途的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彼此权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结果的制约;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环境协作治理行为受到地方政府与民众环境风险信息沟通情况和协商缓解机制建立与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需要在构建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相兼容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间高度集群型协作契约的签订与执行,以及民众对地方环保政策的参与机制和邻避冲突的缓解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微博转发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福喜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平台,若不加以科学的监管与引导,极易引发食品安全恐慌心理,甚至危害社会稳定。微博是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重要的自媒体平台,主要通过微博转发行为扩散舆情事件的影响,推动舆情事件的发展。为了深入分析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微博转发行为,本文以上海福喜事件为例,在事件发展与关注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采集上海福喜事件的新浪微博数据,并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展开分析,探讨网民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转发行为的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仅有主帖内容的微博(类型Ⅰ微博),发帖者微博的粉丝数、微博数、认证情况以及发帖者微博内容的情感倾向、是否有链接、是否有视频对其微博的被转发次数有显著影响;对于转发了他人内容的微博(类型Ⅱ微博),发帖者微博的粉丝数、微博数、认证情况、被转发者微博的粉丝数、被转发次数、被转发者微博内容是否有链接对发帖者微博的被转发次数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具有较高粉丝数与微博数的微博用户所发布的微博影响力更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类微博用户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微博"大V";同时,应进一步发挥官方认证微博在舆论引导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诸如同时发布相关链接、视频等方式,提高微博内容形式的多元化程度,以增强微博的影响力;此外,在发布微博的过程中,客观、公正地表明态度立场,也是提高微博舆论引导作用的重要方面。     

地方政府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理论作用与实践确认

在中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也可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与扶贫开发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背景,将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共同纳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且应该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真正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方能尽快促成该项目。而在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加入该项目的情况下,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最终都能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策略选择的均衡稳定。当然,发挥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综合收益、减少其投入成本和增加其不推动生态扶贫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方式,以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加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最大程度保证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其中,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综合收益、增加其不推动该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将更显著地促成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推广的均衡稳定。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有针对性地设计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对市场化项目收益的认知,以及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政策变迁:路径与逻辑解释

自1989年环保法明确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理念以来,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历经了30年的实践与发展,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经不断地调整与变迁逐步走向完善。如何解释这一政策变迁内在的过程逻辑,是理解政策发展、进而主动调试政策走向的关键环节,也是丰富中国本土政策变迁理论及因应当下信息公开顶层设计的必要探讨。基于此,本文应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倡议联盟框架及政策学习理论为分析框架,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历程的路径、动力因素及变迁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实践的发展呈现了由"隐含式公开"经"半公开"到现今"正式公开""集中式公开"的表征。从政策视角看,存在内部与外部两条互相交织的路径共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变迁。外部路径表现为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内部路径表现为各联盟为维护地位与话语权而争取资源并进行政策学习,推进了政策渐进式演进。其间涉及四个关键变量:重大事件、联盟资源、政策学习及政策信念。四个变量相互作用与影响并解释了政策变迁的逻辑:外部事件或焦点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原有的政策信念体系,进而影响倡议联盟结构及其资源,各联盟利用外部事件带来的影响进行策略选择来争取联盟资源,并在期间开展政策学习,政策学习进而促进新的政策信念的产生,带来政策变迁。目前来看,环境信息公开显现出政策发展较被动、社会学习的条件不成熟、政策核心信念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应主动扭转外部途径推动政策变迁、整合部委、地方政府间碎片化的联盟资源,推进社会学习及核心信念共识的达成。同时,民间组织应加强主动式政策学习,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执行与政策实践中的监督责任,形成环境信息公开的社会常态。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的牛鞭效应

重大水利工程在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且这种风险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放大扭曲,具有明显的牛鞭效应。本文在构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链模型基础上,具体分析了牛鞭效应的产生原因,并定量刻画了社会风险牛鞭效应的削弱机制。研究表明,水利工程项目信息尤其是隐性信息在施工方和当地民众之间传递的不及时或不准确,将导致社会风险被大幅放大,并形成牛鞭效应。牛鞭效应的具体大小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水利工程项目直接影响的利益受损当地民众比例,另一方面是社会风险传染率与退出率的比值。针对前者,除了设计良好的补偿机制来弥补具体的、可衡量的利益损失外,还须通过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保体系来维护如地缘业缘消失带来的无形损失;针对后者,可以在政府各部门、施工方和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系统,把单向沟通改变为多向沟通,把治理模式从"政府治理"改变为"政府—民众共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于政府间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用水矛盾日益突出,流域上下游间用水关系和用水利益的平衡成为稳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研究完善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机制,对促进我国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协调流域用水主体用水关系、平衡流域用水利益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流域生态补偿涉及上游政府、下游政府等多个政府机关,上下游政府因存在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目标和利益上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使流域上下游政府生态补偿具有典型的博弈特征。本文通过构建基于成本收益的博弈模型,系统研究我国上下游政府间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及应对策略,为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缓解流域水资源环境利用关系和平衡流域上下游政府用水利益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显示,流域上下游保护与补偿的博弈中,地方政府生态补偿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对流域上游水环境保护处于失效状态,必须通过地方政府间有约束力的协议及与中央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模式,实现生态补偿的最大效用。所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从流域整体利益出发,视情形将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共同的生态补偿主体,并通过流域地方政府间有约束力的生态补偿协议规范政府保护与补偿行为,以上游政府保护成本和下游政府收益为参照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国家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分担比例,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推进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顺利实施。     

环境信息公开评价的污染减排效应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探索,是强化城市污染减排的关键。鉴于此,作者利用中国2008年开始在113个城市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背景及其影响城市环境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对城市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制度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能使工业SO_2和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分别降低约13.32%和11.13%,此污染减排效应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政策干扰排除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评价会增加当地人大和政协有关环境问题提案数、社会公众环保问题来信数量以及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通过提高政府环境执法力度和公众环保参与度两条途径促进了城市污染减排;环境信息公开评价的污染减排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及各地规制强度的异质性影响,相比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具有更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公开评价之间起到了协同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评价能有效地降低城市污染排放。因此,各地政府和企业应进一步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同时推进环境信息发布平台建设,优化环境管制工具组合,加大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宣传力度。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信息公开是大数据信息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现实状况和驱动因素,是有效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发挥其治理效果的先决条件。基于2008—2017年120个城市的PITI指数,采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正处于向中等水平过渡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呈现“沿海-内陆”梯度递减特征。②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显著的空间“俱乐部”分布格局,区域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区域间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投入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良好的企业绩效和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舆论和环保监督压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增效应;较差的空气质量和较高的工业污染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提高外资引入和环保执法力度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沿海城市和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资源型城市则较低。④环境信息公开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叠加效应、同群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应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提高公众互动参与和监督,强化环保指导帮扶和监管执法,构建环境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针对目前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实施状况,提出了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形式单一、信息公开不充分和公众意见未受到足够重视等一系列问题,并从宏观及具体操作上提出加强环保宣传教育、采取多样化的参与形式、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认真对待公众反馈意见等相关的有效对策。     

中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研究

近年来,以雾霾、河流污染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文将跨界污染治理视为典型的地区间外溢性公共品,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地区间跨界污染治理的种种困境,并通过构建两阶段多边博弈模型,探讨了补偿机制的可行性。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跨地区的污染模型,通过中央政府干预或不干预的博弈分析发现,当污染存在地区内部及跨地区的外溢性时,如果中央政府不介入而由企业自行设定产出水平,那么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将超过社会有效率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博弈模型,即由中央政府设计一个地区内部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跨地区之间的补偿机制,来解决以上的无效性问题。结果显示,当企业支付的补偿金额取决于居民设定的补偿系数,而居民得到的补偿金额又取决于企业设定的补偿系数时,相互影响的博弈关系使得企业和居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补偿系数设定在企业污染对于居民边际损害的水平,从而企业生产水平会达到有效状态,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实现了有效的污染排放。本文在庇古税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放松庇古税对外部性相关信息的强假设,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多边补偿机制,即由企业缴纳庇古税后,中央将征收的庇古税补偿给居民,这样不仅内部化了企业污染给居民造成的负外部性,还进一步平衡了地区间的跨界污染治理问题。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退耕还林政策的激励机制缺陷

运用公共经济学中中央政府与地方职能划分的原则、土地竞租原理和产权经济学理论。分析了退耕还林中地方政府和农民承担的成本和收益损失。认为中央政府在退耕还林中忽视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不仅对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中的生态贡献补偿不足。而且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工作负担和财政负担。对地方政府缺乏激励；对农民的补偿较之于其在退耕还林中承担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林业经营的巨大风险。现有补偿数量不足。时间短；林地承包经营权限制性强、缺乏可交易性又使产权激励功能弱化。退耕还林要实现“退得下、稳得住、不返弹”的目标，必须加大对退耕还林地区地方政府和农民补偿额度。并建立长期、稳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演化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冲突分析

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是维护当今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补偿是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之间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它是为了制止生态破坏而征收或补偿的费用,所以不同于一般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本文根据补偿的类型不同,将生态补偿分为资源型生态补偿和环境型生态补偿。本文以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将流域上游政府的策略简化为保护或不保护河流,下游政府针对上游的情况,选择"自主型"或"接受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的特点和结果。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需要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且关键点是保证上游地方政府收益始终最大化;中央政府干预的程度是使上游政府群的收益在保护的情况下比不保护的收益要大,而干预的结果则是使流域上下游的(保护,补偿)策略成为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政策建议,以推广我国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本研究在全球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背景下,采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探讨如何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基本构想和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体系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积累机制"是一般资本运营所具备的步骤,"转换机制"是生态资本运营特有的步骤和内在过程,正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特殊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外在保障措施。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分析

迫于环境保护的压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收集整理了沪深股市2013～2017年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OLS模型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测度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并将市场化程度纳入到实证分析框架,研究发现:(1)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沟通效应",降低了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2)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相较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位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对其价值提升的贡献度更大。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强化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经验支持,而且也为政府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决策参考。     

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博弈分析

流域水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也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财产。公共财产的特性往往表现出所有权的虚无，流域内的每个团体或个人都难以界定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去维护流域水环境不受污染及可持续利用。流域水环境污染就是一种公地悲剧，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两种情况下的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状况，并比较了两种善的优劣，得出实施排污交易制度是我国将来进行流域性水污染防治的一种发展趋势。排污权交易制度可使企业真正成为排污和治污的主体，并在购买排污权和冶污之间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最后，也强调了政府在水环境管理的协调、组织和制约方面的必要性。政府应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及相关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