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审计研究10年回顾:轨迹、问题与前瞻

国家审计署2008-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将资源环境审计作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同时在2009年9月出台<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必将极大促进我国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之时,有必要对我国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轨迹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发掘其规律、问题,以利于未来环境审计研究.本文以发表于1999-2009年的689篇环境审计论文为样本,从发表时间、期刊类型、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推动力量、学术影响力及研究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系统描述我国近十年环境审计研究的轨迹.结果发现,我国环境审计研究的层面不够深入,研究方向存在偏颇性,研究视角显片面性.未来的环境审计研究应更加紧密围绕全球环境问题和国际环境会计的最新实,整合生态学、环境科学、会计学及审计学界力量,倡导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更加注重民间环境审计、环境审计的鉴证职能、生态绩效的评价审核等研究.     

水体污染物为导向的流域环境审计模式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表明,环境行政部门的单一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环境监管的需要,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已成为必要.环境审计实务中多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资金审计为重点的审计模式,难以适应逐步向绩效审计发展的环境审计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水体污染区域性、复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将其与审计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以流域主要污染物或特征污染物为导向的审计模式,探讨了以水体污染物迁移特点为基础的流域环境审计范围和重点区域的划分方法,建立了专家评价法、文献调查法、实地监测法等导向污染物调查方法,根据水体污染累积性的特点,从环境治理项目、生态恢复效果等层次确立了审计对象,按政策制度、项目管理、专业技术等层面确定了审计内容,给出了周期性审计、周期内跟踪审计等适合水体环境审计要求的审计方式,并结合太湖流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为水环境审计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点——基于总体评价视角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点确定,是新的审计监督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具体表现为各级审计机关对"审什么""怎么审"的困惑。该项研究从服务审计实践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导向出发,结合多年审计实践经验,运用实地调研、访谈座谈,审计现场参与观察等资料收集方法和政策分析、审计意见分析、文献分析等资料分析方法,探讨了确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点的理论基础、坚持原则、具体维度和相关方法,并结合实际审计案例加以阐释。具体而言,总体评价视角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观和法治观为基础,是确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重点的中心视角,反映了对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履行资源环境治理责任情况进行整体性鉴证的要求。从这一视角出发,应把握好审问题与评履责之间的对应、审后果与评原因之间的衔接、审个案与评总体之间的统一这三个方面的原则,并聚焦以下维度的分析研究建立审计重点事项清单:①资源环境生态禀赋特点;②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事项;③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的约束性指标;④辖区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总体性情况;⑤政策链条中的领导干部行政行为;⑥领导干部对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治理绩效。建立审计重点事项清单,可拓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容,为丰富国家审计的审计评价理论和审计实践提供依据。     

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

本文根据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综述性地介绍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披露渠道、披露方式和披露的国家及行业分布等方面形成了特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包括企业特征、环境表现等内部因素和环境监管规定、环境事故以及新闻报道等外部合法性压力因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具有经济后果,而且还有合法性管理的作用。本文最后分析了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我国企业、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的启示。     

审评统一视角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科学可用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亟待攻破的重大难题。现有研究可归纳为评价模型借鉴、考核指标选取和审计内容分析等三种视角，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忽视了审计查证事实在审计评价中的功能而遭遇应用瓶颈，制约这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的有效推进。鉴于此，基于审计法律制度及审计实践，提出审评统一的新视角，核心在于以审计发现问题为基础来构建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每次审计的实际发现问题情况通过扣分进行审计评价，从而在主体依据和逻辑基础的维度上，推动指标体系构建，实现审计评价同审计查证事实的有机统一。以审评统一视角为理论观照，提出了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案，包括聚焦责任维度建立一级指标、凝练审计问题建立次级指标、依照权责特点设置权重分布、遵循审计实际确定扣分标准、根据归属关系进行评价实施、补充扣分加分计算综合得分、确定约束事项进行强制评价等。进一步，以省级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评价为例，基于审计署实施的35个离任审计项目，遵循审评统一视角，构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贯彻落实、法律遵守、决策审批、目标完成、监督管理和资金项目6个一级评价指标，体制改革任务贯彻...     

发挥注册会计师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

环境审计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内部审计。但是西方国家所指的环境审计超出了我们传统观念下的审十范围，其审计范围除了包括对环保资金筹集、使用情况内财务审计、对组织业务活动符合环境法律法规情况的合规性审计、对组织环境管理责任及其工作成果的绩效审计以外，还包括由环境管理机构对所管辖范围内单位的审核     

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企业自律系统的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吗?本文从沪、深两市68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环境数据,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逐年提高之态势,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进程与行业特征对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市场化进程快或慢的地区,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略强;无论在重污染行业还是在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重污染行业的正向作用更大。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企业为回应监管部门、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应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综述

资源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为借鉴国外相关领域最新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中引用率较高的文献作为主要参考,结合一些新近发表的相关论著,对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结果表明: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经历了理论奠基与初步发展、理论规范性研究、转型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四个阶段,各阶段在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理论基础、研究重点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进而开展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在资源型城市的定义和范畴、城市特征、企业与城市关系,以及研究领域和研究传统、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联系与差异.最后提出应从完善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资源型城市特征的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现状、评价与建议——基于72家上市公司2010年报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的分析

以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相关的系列制度与法规为标准,评价我国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以72家上市公司2010年报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的内容为研究对象,采用档案研究法与统计方法,对照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法规,对72家的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发现公司环境管理信息的披露基本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内容趋于丰富,形式趋于多样化,但对于环境管理信息的披露内容、方式、完整性等还存在明显的不一致现象,这说明我国当前的环境管理信息披露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自愿性披露意识不强。其主要原因是政策法律监督机制未到位,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管理信息信息需求不足,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理论指导性不强。并提出了如下主要政策建议:确定需要披露的环境信息种类;确定环境财务绩效的指标内容;明确在建环保工程的种类与披露内容;鼓励企业披露涉及到的环保税收问题;要求企业在报表适当科目中披露排污费的缴纳情况,以便投资者综合评判企业的环境管理。     

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火电厂大气排放监测大数据分析及政策影响研究

火电行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耗和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点行业,既是承担国家减排目标责任的主力军,也是体现减排成效的突破口。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效果,特别是分析促进火电企业减排的主要因素,本文以2006—2015年湖南省300 MW及以上大型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发电过程中烟气排放的SO2、NOx等连续监测大数据为基础,对主要污染物年、月、日、区域的变化及差异进行挖掘,并对各排放特征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总体上反映了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体系的整体演进特征和规制效果,以及火电厂对中央政策的响应速度和程度。具体而言,除了政策的影响之外,月度变化特征跟区域的能源结构、气候环境紧密相关;日变化特征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差异及选择的环保设施运行工况有关。根据在线排放特征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火电厂大气排放监测大数据绿色调度智能化和环境信用评价应用的建议。研究结果说明,基于监测数据的政策影响研究对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主的政策效果评估方法是一个补充。此外,对于政府提高污染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也有重要意义。     

环境治理效率与制造业产值的计量经济分析

随着环境管理日益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环境治理效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策性问题。本文基于2001-2010年我国制造业行业有关环境治理的数据,通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别从制造业总体层面和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探讨了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总体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即环境治理效率随着制造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减小再增大再减小的趋势;对于细分行业而言,有23个行业的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有7个行业呈现N型曲线关系。其次,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意识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制造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环境治理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程度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揭示,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有一系列阶段性的变化,企业需要根据制造业产值水平的不同层次做出政策性调整,并通过提高环保意识来提升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治理效率;并且,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的制造业行业来说,制造业产值和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特征不同,因此,推行环境治理效率相关措施之前需要积极地探索行业的发展特征。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层面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观,完善环境关税和环境税法等相关制度体系,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创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制造业企业需要把握产值与环境治理效率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实现绿色发展。综上,本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以及企业提高其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和依据。     

国内旅游集团环境政策、实践及策略研究——基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分析

环境管理是近年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重污染性行业,涉及旅游行业的研究较少。本次研究以国内大型旅游集团为研究对象,根据企业的环境披露信息分析其环境政策、实践及策略。研究选取2012年中国旅游集团20强作为样本,相关环境信息主要从集团官方网站、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以及在线新闻报道中获取。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旅游集团的环境策略可分为外部导向积极型、内部导向积极型、聚焦型、机会型和反应型五种。尽管大多数旅游集团都获得过环保奖励或生态标签认证,但仅有少数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策略。国有企业中半数企业采取内部导向或外部导向积极型策略,而另外半数主要采取机会型策略;非国有企业中1/3左右的企业采取聚焦型或外部导向积极型策略,而2/3左右的企业对环境管理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总的来说,旅游集团的环境实践内容体现了宏观政策和行业特色,顾客环保教育、节能减排、支持环保组织以及推广环保产品较为普遍;尽管环境实践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整体投入水平还不够高。     

环境审计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污染治理工具的选择和实施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选择150个国家的国别数据,采取logit模型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一国是否开展环境审计成显著正相关;审计体制对环境审计的开展也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污染排放现状、邻国的决策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与传统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的普适性不同,作为一种信息化的污染治理工具,环境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选择.进一步,利用我国2007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符合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审计的概率值p皆高于50％,且逐年递增,表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环境审计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我国最高审计机关“十二五”期间将环境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审计类型,在全国推行环境审计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与补偿模式研究——基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环境资源有偿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结合流域及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对于在全国范围切实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述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展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体系,揭示其基本环节的主要特点,并从补偿资金来源的视角,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划分为上下游政府间协商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上下游政府间共同出资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基于出境水质的政府间强制性扣缴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等类别,系统阐释了各种模式的特点与适用条件,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系统研究的基本思路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复杂巨系统。应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这个复杂巨系统,是当前最令人注目的重大学术领域。本文探讨了这一系统研究的范围框架、基本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建立了针对我国实际问题的系统概念模型。这一概念模型首次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基本要素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核算体系中。     

国内外环境安全研究进展述评

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和恶化而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安全层次上的威胁。本文研究的目标是从整体上描绘当前环境安全研究的大致轮廓和发展前景。本文将当前国内外环境安全研究划分为三种视角并分别进行了述评：①“传统安全视角”：从传统安全的视角研究环境问题对传统安全的影响;②“狭义环境安全视角”：从安全的视角研究日益恶化的狭义环境问题：③“广义环境安全视角”：从安全的视角研究生态、资源、灾害等领域的广义环境问题。通过比较和评论,认为“狭义环境安全视角”研究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继续生存还是自我毁灭”的“新生存安全问题”,揭示了环境安全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前景。就目前研究而言。在探讨环境安全基本理论和科学问题的同时。应注重加强在国家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突发环境安全事件等领域的技术方法、案例的应用型研究。     

中国企业低碳环境与低碳管理再造

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各国将制定更具有操作性的碳减排目标,世界低碳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低碳发展的路径逐步从宏观治理向宏观与微观结合过渡。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处在政府推动为主、大企业探索性行动的阶段,今后企业将逐渐在低碳发展中发挥主力作用。企业面临的低碳环境主要包括宏观低碳发展环境、行业低碳竞争环境、微观低碳管理环境三个层面。企业管理需要根据低碳发展的要求重新更新再造。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基本活动的低碳管理再造包括内部后勤、生产运营、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售后服务等的低碳管理再造。而辅助方面的低碳管理再造主要包括采购低碳管理、技术开发低碳管理、人力资源低碳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低碳管理等。从企业外部资源管理角度来说,企业的低碳管理主要包括供应商的低碳协同管理和其他合作伙伴的低碳协同管理。本文根据我国企业的低碳环境和低碳再造的内容,提出了企业低碳管理再造的相关策略。     

中国合同环境服务公共性研究的三条进路

合同环境服务(ESC)模式正在成为我国环境政策实践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其实质意义在于公共性视角,即将环境公共利益作为其追求的第一目标。我国对合同环境服务公共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条不同的进路:一是以"公民环境权"为核心追求的法学途径,主要集中于"环境行政合同"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对环境行政合同文本以及执行的相关监督、参与、法律保障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二是以公私部门合作治理为研究重点的公共管理学路径,主要以合同制治理环境公共事务的公共行政伦理及其制度化规制为研究热点,涉及的相关互动主体主要以政府—涉污企业—合同环境服务商—公众等,多元化、常态性的公民参与构成这一途径公共性的典型特征;三是以寻求合同环境服务市场秩序良性发展为目的的环境服务产业学相关研究的路径,它将合同环境服务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政府等相关主体对市场秩序的监管、对环境服务产业的扶持等构成了这条路径公共性的主要内容。在本质上,这三条研究进路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公民的环境权利,但是围绕合同环境服务发挥作用所配套的制度、机制、程序、技术等支持需要依靠深入的改革去实现。     

中国环境管制与FDI企业的行业进入

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及其进入壁垒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FDI企业行业进入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企业进入我国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数量增长不仅没有阻碍作用,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环境管制强度的加强而急剧增加。同时,行业技术水平、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异程度与利润率也对FDI企业的行业进入数量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中国,企业进入壁垒对FDI企业存在"负效应",这与FDI企业在资本与技术上的相对比较优势有紧密的关系。该研究结果为协调环境保护政策、自主创新政策与招商引资政策提供了依据。我国各行业应该尽快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和强度,积极实行自主创新政策,这不仅能够促进高技术的FDI企业的进入,实现招商引资政策的战略目的,也能够形成自主创新与吸收FDI外溢技术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