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2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并引入空间效应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是发散的,中、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土地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2从时空格局看,城市土地消耗强度有收敛的可能,但随时间序列的移动,收敛迹象逐渐模糊;3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消耗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某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受到其他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同时其空间自相关性受到未被观测的解释变量的冲击,从侧面反映出除土地要素投入外,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要素投入,对提高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样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成果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提高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深入挖掘大气污染减排潜力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和消除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生态效率理论,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与技术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科学测算2006—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差距比(TGR)"这一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大气污染排放技术的差距,并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一步将各省份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以此定位各省份大气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进而构建策略矩阵,将全国各省份归入四个不同排放效率特征的方阵,并给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与措施;深入揭示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气污染排放强度效率"这一全新概念并考察其演化趋势;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我国省际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外部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年均仅为0.493,污染减排潜力巨大;2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地区差异显著,无论是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还是排放技术水平,东部地区都是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潜在排放强度,这表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4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对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煤炭消费比重上升与人口密度过大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5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     

长江经济带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生产和生活视角

分解长江经济带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有利于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采用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兼顾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将用水总量时空差异分解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显示:生产用水量是长江经济带及各省份用水总量变化的主要来源,生活用水量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也逐渐增强;生产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是抑制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而经济规模效应、生活强度效应是促进用水总量增加的主要和次要因素,人口规模效应对用水总量的促增作用相对较弱;农业、工业经济增长都促进了用水总量增加,尤其是农业,农业、工业用水强度普遍下降及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都促进了用水总量下降;生产用水量是各省份用水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各省份用水总量与江苏、重庆空间差异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性。因此,各省份应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点开展生产环节节水、兼顾生活环节,继续降低产业用水强度、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加强生活用水定额管理、提高节水意识,各省份可以以江苏、重庆为参考对象,依据用水总量空间差异驱动因素,充分挖掘可行的节水路径。     

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之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如何规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影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突破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前期的环境污染对当期的环境影响作用明显;对于不同种类的矿产资源,能源矿产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最大,金属矿产次之,非金属矿产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环境影响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在控制环境污染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就政府管理而言,东部地区的政府管理对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效果则并不明显。在省域层面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资源、环境、产业、技术和政府管理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必须以地域空间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自净能力为依据,政策选择和过程实施要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二是促进煤炭等能源资源开采、转化与终端消费等环节的清洁化,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三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要进一步挖掘技术潜力,加强技术创新;四是要激励各个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规制中保持积极态度,防治资源寻租和环境寻租。     

中国建设用地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碳排放是一个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建设用地亦是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1996 - 2007年建设用地与碳排放的变化,在扩展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基于LMDI分解法,探讨了12年间中国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省份间所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以2001年为拐点,呈现稳中有降到快速增长的两阶段变化,空间上则呈现出东高西低格局,环渤海地区为全国碳排放高值地区.LMDI分解结果显示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省际间差异突出,影响较为显著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新疆和青海也较为明显,其他地区普遍较弱；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省份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正向作用和能源强度的负向作用之间存在贡献程度的强弱差异及抵消效应.从建设用地控制角度开展碳减排,不同地区将存在效率差异,对于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相对饱和的省份可能有效.     

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研究

水资源低效利用成为目前各省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的"新常态"问题,由此产生层出不穷的跨界用水纠纷和水污染事件,因此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消耗的关系,改善地区间用水的公平性。选取水资源禀赋量、人口数量、GDP总量和用水总量等指标,借助对比柱形图、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多种方法,对中国各省份水资源利用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并根据水资源消耗的主要用途及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态势,从经济和生态两个视角分别构建用水匹配指数,通过指数矩阵对各省水资源消耗的公平性进行评价,从而从总体上对全国各省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判断。研究表明,基于人口加权的全国生活用水基尼系数为0.311,且各省的基尼系数值差异较小,生活用水相对公平;但上海、江苏、宁夏等省份水资源禀赋与用水量严重不协调,西藏、四川、广东等省份资源禀赋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各省经济用水差异性较明显,且东部用水泰尔指数的地区间差异要明显高于地区内差异,东部地区用水泰尔指数的地区间差异贡献率占主要地位,达到62.92%,大约为西部地区的10倍;水资源经济与生态效益双强型省份仅只有5个,而23个省份都是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单强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弱型省份有3个,这也充分表明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经济产出或水污染排放物相对于其水消耗总量是不对称和不公平的。根据研究结果得出如下建议:针对不同类别的省份,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变目前各省份用水的差异性,不断促进用水分配趋于公平。另外,各省份应积极响应国家宏观政策,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以优化地区间用水的公平性。     

石油资源开发与资源地经济发展

中央 2 0 0 0年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矿产资源开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 ,在关于西部开发的政策宣传和学术讨论中 ,却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夸大矿产资源优势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 ,二是怀疑新一轮矿产资源开发能否实现西部地区“地兴民富”的目标。这两种倾向均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第一种倾向错误的根源 ,首先是忽视了矿产资源评价的“产权原则” ,即资源所有权、开发利用权以及资源收益权的制度安排是评价一种自然资源是否为地方性优势资源的基本前提 ;其次 ,未能正确认识矿产资源对于地方经济的激励作用从…     

中国各省区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比较研究

分析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气候资源、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在内的基础资源优势度。对非物质性的气候资源采用气候资源综合指数法予以评价。将绝对丰度和相对丰度进行线性加权以比较基础资源优势度。中国资源优势差异明显。云南、内蒙古、四川、新疆、黑龙江、贵州等省份资源优势明显,由于资源组合状况良好,云南省资源优势最明显。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海南、浙江等省市资源优势不明显,其中上海市最弱。对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进行了对比研究。经济优势较明显的省份资源优势往往并不好,而资源优势较明显的省份经济优势却很微弱。经济发展重心与资源赋存重心显著错位。经济优势不仅受资源分布的限制,同时还受到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条件的影响。资源价值补偿机制不健全等也是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之一。最后提出资源丰富地区如何发挥资源优势,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何降低或解除资源约束的相关建议。     

云南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要环境问题

云南省矿产资源丰富，随着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增大，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环境资源破坏和矿山地质灾害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多出现在岩溶地区，以水污染为主；环境资源的破坏以露采区最为严重，对土地资源、植被、地貌景观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对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刻影响；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地质地貌背景是诱发的潜在因素，不合理的开采方法是诱发的主导因素，降雨和水文条件是激发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云南矿产资源开发中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裂缝等，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比较突出。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在使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不同采矿方法的矿山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不尽相同。采用实例来阐述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主要环境问题，对云南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进行分析。     

中国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且恶劣,但能源及矿产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能源及矿业开发已经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本文力图从西部能源及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视角,综合辨析出西部地区能源及矿业开发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主要包括土壤污染与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与短缺、矿区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采矿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文章认为: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和能源开发等人为因素引发的地质环境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增强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西部地区提高能源资源保障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对西部地区能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极开发绿色新能源;加强资源管理与污染控制,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准入制度设立绿色门槛,继续整合小矿山;加强西部资源型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区域融合,减少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破除“资源诅咒”;借鉴国际上“责任矿产开发倡议”,提高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统筹协调资源税费、地方发展基金,明确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健全利益分配机制,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强能矿资源开发全过程的第三方独立监管,在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实行有效透明的监管等.     

中国工业能-水消耗系数的空间差异及脱钩分析

厘清工业领域中能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以及它们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对于集约高效的工业发展模式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2005—2016年的数据,通过构建能源耗水系数,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中国工业领域水资源-能源之间联系,并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水资源-能源-经济三者的两两关系,以寻求工业领域能-水消耗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工业用水强度、用能强度和能源耗水系数在省级范围内均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②局部莫兰指数的结果表明工业用水强度H-H集聚区主要在南部省份,L-L集聚区主要在北方省份;工业用能强度H-H集聚区主要在西部省份,L-L集聚区主要在东部省份;工业能源耗水系数H-H集聚区主要在华东和华南省份,L-L集聚区主要在北方省份,其中上海、福建和广东省份的能源耗水系数状态较为理想。③研究期内经济与资源之间的脱钩更为明显,其发展更为协调;而水资源与能源之间的脱钩关系与此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从时间趋势来看,其协调关系正在进一步加强。据此,提出全国层面应该协同推进工业领域中能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强化高质量发展。结合能源和水资源的集聚性做好区域层面的产业规划,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节约型产业,推进资源全面可持续和循环利用。省级层面在国家产业规划指导下根据产业实际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和供给侧改革,对工业企业的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同时引进高新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回收循环利用效率。     

基于二次能源省际调配的中国分省CO2排放量计算

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制定需要依据科学合理的CO2排放量测算。现有的IPCC提供的CO2排放量计算方法仅考虑一次能源燃料所产生的CO2,未考虑到二次能源省际调配的情况,不能真实反映各省CO2排放情况。本研究提出了考虑二次能源省际调配情况下CO2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并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对各省能源消费CO2排放量进行了计算。考虑二次能源省际调配后,传统的能源大省如内蒙古、山西的CO2排放总量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CO2排放总量上升。中西部地区的CO2排放强度仍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存在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加工技术设备落后的情况,导致了西部地区的CO2排放强度偏高。建议中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时,应当加强对中西部地区能源加工行业的投资,改善能源加工技术,改良加工设备,提高能源加工效率,降低CO2排放强度。建议由能源调入省向能源调出省份实施补偿。该部分补偿资金用于调出省的能源产业升级改造,以顺利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与形成机制

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优化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有效测度及其空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5年期间中国大陆(不包括西藏)30个省份的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同时引入修正的引力模型量化分析省份之间的空间关联强度,并基于此构建空间关联矩阵,进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探究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的关联特征与演化规律,揭示其空间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研究期间内,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的关联强度保持上升态势,但整体关联强度较低,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空间网络具有相对稳定性,等级结构不显著。(2)东部省份处于空间网络相对中心的位置,在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中部、西部省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发挥着中枢和传导作用。(3)根据省份之间空间关联的紧密性和直接性,不同绿色创新效率集聚板块之间呈现出板块内集聚、板块间显著关联的特征,且整体空间关联网络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极化效应,东部的省份能够有效吸引和整合中、西部省份的相关要素和资源。(4)距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强度产生负向作用,而资金投入差异对其产生正向影响。最后从整体性、差异性和区域性等角度,提出促进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提升和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低碳试点省份发展路径研究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中国的参与。2010年8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在陕西、广东、辽宁、湖北、云南五省开展低碳试点工作。本文以这五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根据1995-2009年统计年鉴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富裕度、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的结果给出了五个低碳试点省份低碳发展路径:陕西省建设低碳省份应该从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两方面入手;广东省除控制人口规模外,还应该调整能源结构,倡导低碳生活方式;辽宁省降低碳排放主要应该从能源强度方面入手;湖北省应该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着手;云南省主要应该从人口规模入手,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碳减排目标。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推动力量,由于组织目标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相对政府先天具有道义优势,但现有研究少有对其公益目标实现的定量研究。生态与环境保护是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优势领域,该文在国内首次对非政府组织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开展了定量研究。利用系统广义矩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基于网络数据搜集、整理形成的分地区非政府组织数据库,对2002-2013年我国省际层面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证实:在省际之间,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相邻省份同高或同低;在省份内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还定量证实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改善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1%的增长在1%统计显著水平可以提升0.5%的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变量方面,以财政分权度衡量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意愿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的区域开放度则会显著提升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缺乏事实依据,参与国际贸易会显著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单位产出能耗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且弹性系数大于2。该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不同定义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该研究从经验上证实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确实推动了区域环境规制的进步。     

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不同省份农村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其养老脆弱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村养老脆弱性的省际差异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是提升养老保障政策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关键。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农村地区公开数据,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构建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指数进行了测算,借助Arc GIS自然断点法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划分为5个等级并对其省际差异进行空间可视化描述,在此基础上,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我国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总体上处于中等区,但呈现出明显的省际差异、区域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2不同省份农村地区养老敏感性和养老应对能力的差异较大,且对养老脆弱性的形成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总体上,东部省份农村养老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省份;3农村地区养老脆弱性省际差异的形成受到老年抚养比、国家级贫困县数量、低保中老年人占比、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全面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化中西部省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成为降低农村养老脆弱性的关键。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碳排放量最高的省份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而次之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中部的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西南地区;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集群效应,如环渤海地区就表现出高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而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却表现出低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高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低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约为0.8左右,说明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很难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中国环境使用效率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将环境污染纳入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构建含有非观测交互效应的随机前沿效应模型,基于中国1998~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中国环境使用效率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环境使用效率表现出非均衡的格局,从技术效率格局来看,非量化共同因素呈上升趋势,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对技术越具刚性敏感;从个体效应格局来看,东部省份的经济结构合理性和完善性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其中北京0.149 9成为东部地区的个体效应最低省份。总的来说,技术效率、经济结构的空间差异是环境使用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